“侠”“任侠精神”与唐边塞诗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诗歌往往是诗人情感、心理状态、社会思潮的真实反映。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对游侠的赞美如奇峰突起，《全唐诗》中仅以“少年行”为题的就有近60首，提到“侠”字的诗不下百首。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李白的《侠客行》，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王维也写过《少年行》四首。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随着“侠”的升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交融形成的时代风尚。本文试从侠的源起、任侠、任侠精神与唐边塞诗等方面作粗略探究。

一、“侠”“游侠”“任侠”

“侠”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起源于西周、春秋的“士”。“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春秋时期，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其成员多为“士”，往往身怀绝技，却不甘为统治者驱使，特立独行，同情弱者，以实际行动扶弱抗强，这大概就是“侠”的兴起。战国时期，“侠”得到长足发展，《战国策》浓墨重彩记载了众多侠义之士，如豫让，荆轲，聂政，专诸等。秦汉时期，“侠”仍很活跃，出现了如朱家、郭解等大侠。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将“侠”定义为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侠”被肯定下来。

“侠”、“游侠”、“任侠”密不可分。《韩非子·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许慎《说文解字》云：“侠，俜也”，俜也作甹“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韩非子·八说》篇云：“弃官宠交谓之有侠，“人臣肆意陈欲曰‘侠’” ，“‘有’‘游’古今音皆近，‘有’或本作‘游’”，“有侠”即为“游侠”。《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集解引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曰：“任，为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任侠，又称为“尚义任侠”、“为气任侠”、“使气任侠”，即“附带意气，以侠义自任”之意。简言之，“侠”和“游侠”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集团而存在的，“任侠”除了指代特定人群外，它更多的扩展意义在于精神追求、行为指向以及集体的社会风尚、民间风气。

二、“任侠精神”

“侠非义不成，义非侠不立”。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由于法制不健全，社会治理能力不强，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公平正义及救助，侠义行为不断升华为一种社会品德，成为一种民间力量对国家制度或法制裁判出现空白后的补救，并与儒家倡导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和文人士大夫宣泄抑郁不平的愿望相结合，成为“任侠精神”，内容大致包括为人道主义：表现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疾恶如仇、乐善好施；殉道主义：表现为重然诺、轻生死、义气相尚；自由主义：表现为不拘礼法、冲决罗网、以暴力方式实现个人意志；个人英雄主义：表现为为敢作敢为、崇尚英雄气质、具有阳刚之气（参见阎福玲《汉唐边塞诗研究》P188）[1]。所有这些，被司马迁概称为“侠客之义”，后人亦归结为“任侠精神”，他们和时代一起进步，与现实相结合相渗透，成为一代风尚。

三、任侠精神与边塞诗

唐边塞诗以其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慷慨悲凉的英雄气概，注解了“盛唐气象”，形成了盛唐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主题既有立功边塞的进取精神、尚武轻儒的价值取向、经世济国的家国情怀、大漠边关的绮丽风光、“乡愁”、“边愁”、“闺怨”的倾心诉说[5]，还有敢作敢为、崇尚英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任侠精神。最能体现任侠精神的当属《侠客行》《少年行》系列等。

李白《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是李白侠义衷肠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开头四句描绘了侠士装束、兵刃、坐骑等外貌特征，接下四句侠士的刚毅果敢淡薄功名气质，中间借信陵君与朱亥、侯嬴二位侠士慷慨义举，歌颂任侠，表达抱负，最后四句表达了对任侠精神的评价，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此诗为任侠精神的概括性写照[1]，成为后人对照、模仿的样本。

王维《少年行》四首

其一：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其二：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其三：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其四：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其一写少侠豪宕气概、俊爽风致、重义疏财[2]；其二写少侠出征边塞，立功边关理想追求；其三写少侠英武矫健，勇冠三军；其四写赐宴论功行赏封侯。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卢照邻《刘生》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诗人借刘生书写重然诺、轻生死、义气相尚、英武豪迈的侠士形象，侠士英勇无畏，感情激昂慷慨，从军边塞的壮举，在边塞诗人胸中引发共鸣，表达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王昌龄《少年行》

西陵侠年少，送客过长亭。青槐夹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

诗人以赞赏的口吻摹写了一位游侠少年赴边报国的慷慨勇武风采，突出了少年游侠仗义豪爽的勇武性格，豪气干云，积极向上，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李颀《古意》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诗人写少年英勇豪侠刚勇狂悍、虎虎有声，渴望建功立业，不惧生死，把一个从军边疆的男儿描写得神形毕肖，栩栩如生[4]。结尾听歌落泪，诗风豪壮而苍凉。

任侠精神能够成为一个主题得以在唐边塞诗中体现，究其原因，一是边塞诗人尚武轻儒的价值取向与敢作敢为、崇尚英雄气质的任侠精神相同[3]。唐人尚武，唐代统治者起于关陇集团，具有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传统。自唐开国以来，不少宰相都有过出塞经历，以军功入朝为相，传统文人追求的“出将入相”的人生理想在唐代变成了现实。许多士人在科举不第和升迁无路的情况下，开始鄙视寻章摘句的陈腐儒学，高扬经世致用儒学，投笔从戎，走向边塞，“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希望以边功开拓新路。唐人尚武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任侠的豪荡使气相融合，提升了唐人立功边塞实现安邦济世理想的价值追求，丰富了边塞诗的主题内涵。

二是边塞诗人经世济国的情怀与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任侠精神相通[3]。唐诗人具有“济天下”的“士意识”，喜欢以侠士自命，其典型的代表是李白，以致后人有“诗侠”之称。“酒后竟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白马篇》）。“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杜甫《遣怀》）。唐代诗人的任侠行为，提升了边塞诗昂扬向上的生机和侠义色彩。

三是边塞诗人豪放不羁的性格与英武豪迈、风流倜傥的任侠形象相似。他们汲取游侠中的积极部分，摒弃士人的书生迂腐之气，以图建功立业。“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秋。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杨炯《紫骝马》）。边塞诗人个性张扬，推崇自我人格，蔑视传统礼法，崇尚英雄气质，提升了边塞诗的贞刚气质。

四、结语

“侠”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追求人的精神品德，重义轻生，敢于对抗强暴，有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追求公平的世界观和不畏强权的价值观，突破儒家思想的规范和牢笼，与“士”的精神交织，呈现出一种“非文人化”的面貌。边塞诗对任侠精神的赞美，闪耀着立功效世的人生理想光芒，表现了唐代代特有的精神风貌，是构成了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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