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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黄宗羲的绝学论

作者:刘亚斌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日期:2021-07-16人气:1131

一、宋代儒学之争的文化背景

道学家对秦汉至唐朝这段历史持批评态度,认为“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宋史·道学列传》)。宋代学者接续孔孟之道,排斥汉唐诸子,甚至将孟子排在孔子之前。朱熹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是王道;汉唐专以人欲行,是霸道,“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高祖私意,太宗人欲,三代和汉唐“终不能合而为一也”(《答陈同甫书》),对于其贱王尊霸、谋利计功的历史更是不可听信,“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朱子语类》),对读史颇不以为然,并指名说浙东事功学问的代表陈亮一生被史学所坏,即便需要史学,也得以显明义理为目标,先经后史,经本史末,经为体、史为用。朱熹的说法立即遭到陈亮的反驳,他认为汉唐功业彪炳,平定天下,不失其救民之心,与三代虽未等同,但只存程度差异,即做得尽与做不到尽而已。道有待于物的表现,王道则由历史事功显明,经书亦是当时历史的载录,“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甲辰答朱元晦书》)。不能存天理灭人欲,不能脱离社会功利和高谈道德性命之学,要实现社会事功,需兼备才能、智慧和勇气,济世达务,做对社会有用之人。

宋儒张载《近思录拾遗》提出“四句教”,“为去圣继绝学”当世已熟知,其影响泽被后世,加上朱熹等宋儒的推动,论及绝学多指原典圣学,用以修性以符天道。对此,陈亮嘲讽道:“‘得不传之绝学者’,皆耳目不洪,见闻不惯之辞也。”(《又乙巳春书之一》)他认为,道学话语是耳目闭塞的托辞,其废见闻之实而讲心通性达,因此,要力辟心性之学,主张开物成务的实学,服务于社会现实。古代圣贤阐明人伦,设立学校来教化民众,还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的学习和训练。但其是以才艺自身作为目的,还是将其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呢?浙东唐仲友回答:“古之学者其兼于艺,可谓勤矣,后世不然,《礼》《乐》不素习,曰‘吾人求其义’。《射》不屑为,曰‘吾将专其文’。《书》《数》不求精,曰‘吾将志其大’。”其对圣人之道和才艺教育的关系加以总结:“周公大圣人,而曰‘多才多艺’。孔子大圣人也,而曰‘执射执御’。况下于周孔者,而可耻于艺乎?”(《道艺论》)唐仲友认为,圣人必须掌握才艺,否则无法追求和体会其道义。事功才艺体现性仁道义,性仁道义需托事功才艺,不可偏废,绝学融合事功才艺才是正道。

二、浙东学派与黄宗羲的绝学论

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绝学论。“明夷”取自《易经》,是其三十六卦,太阳没入大地是其卦象。书中所言“有待于后来者”,主要指君主寻访采纳,着眼于将来的启迪作用。该书共有21篇精要之论,阐述了君臣、士相、胥吏和奄宦等13个问题,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知识。黄宗羲于此书中正式标举“绝学”,足见其重视程度,“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并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核项目,要求提拔在绝学方面取得研究成果和发明的人,以应对实际事务,“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经世致用的意图非常明显。历算是天文历法的知识;乐律即音律之学,延续儒家礼乐传统;测望关乎数学知识及其应用,使用仪器测远、测高和测深之术;占候以天象汇通人事验其吉凶;火器即制造大炮的军事技术,徐光启曾将其作为绝学以示其当务之急;水利指河水的治理与灌溉等知识,古有大禹治水,对农业国家至关重要。

严格说来,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绝学并非学问。世人对于绝学的态度让黄宗羲很是苦恼和无奈,他曾多次表达不满与痛心:“自某好象数之学,其始学之也无从叩问,心火上炎,头目为肿;及学成,而无所用,屠龙之技,不待问而与之言,亦无有能听者矣。”(《王仲撝墓表》)其知识渊博,熟稔绝学内容,亦是无人问津,无处可用。因此,黄宗羲提出绝学有其深意:一是绝学知识掌握者极其稀少,濒临灭绝;二是再不传承、发展的话,其知识就要断绝,其说既是客观事实,又是某种担忧,浙东学派注重学脉传承,定然无法接受;三是绝学知识非常实用,可以轻松解决实际生活问题,有其绝妙之意,彰显浙东学术的社会性和效用性;四是儒学有六艺传统,宋儒倡导绝学为天道伦理的圣人圣学,黄氏绝学也定为六种,既对应六艺传统,又革新宋儒绝学,不乏儒学天象、地形和人事等三才知识,也不缺西方传来的火器等科技门类,足见其学问之雄心和高意。

明末清初浙东学人编撰《宋元学案》,对宋儒道学颇有微词,认为道学空谈心性,不务实际。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在《黄竹农家耳逆草·天旋篇》中毫不客气地说,“儒者身未尝登台,手不谙筹策,农圃之未习,不慊自居于不如,便欲以虚理肉吕,掩盖专门”;《黄竹农家耳逆草·浚恒篇》提及其父教训,“先遗献曰:‘圣人之道,只在日用之常。后之儒者,不务践履笃实,而惟求议论深微。听之美言可市,究之绝无把柄,恍忽不可为象,去圣道益远。《易》所谓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煌煌庭训,常在心目”,征引《易经·恒卦》的爻辞:浚恒,贞凶,无攸利,一味地深究永久天道,其果必然凶险,毫无用处。明清之际,浙东学派提出六经皆史和切于人伦日用的主张,可谓接续南宋事功之学,认为经史无本末体用之别,当两者并重,相互结合。全祖望在《甬上证人书院记》中总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认为应将经术、史学和事功三者合为一体。

三、浙东绝学的继往开来

在西方科技的影响和推动下,绝学内容不同以往,最典型的莫过于火器。火器曾在崇祯朝堂上引发激烈论争,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坚决反对制造火器,“迩来边臣于安攘御侮之策,战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讲,以火器为司命,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明儒学案》)。他认为国家大计当以法纪为主,讲究人事治理,而非科技发展,要将传教士放还彼国永绝异端,排斥禁绝其学问。黄宗羲对此不以为然,其在《明儒学案》中没有提及其师对汤若望等传教士的批评,而是认为应将火器列为绝学加以重视,火器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明代火炮东传,威力甚大,早已引起科技人士的关注。徐光启撰写《火攻要略》和《制火药法》等著作,并委托李之藻和杨廷筠购置西洋大炮,上书成立专门队伍,李之藻任监督军需,对火炮进行研究、制造和训练。明代曾先后出现过赵士桢、孙元化等火器专家,著作包括孙学诗的《西洋火炮图说》等。

明代嘉兴人陈荩谟对音韵学和数学颇有研究,撰写《皇极图韵》《元音统韵》《乐律希声》和《度测》等著作。上述李之藻是明代著名科技人士,与传教士交往密切,曾受洗入教,致力于译介西学天文学、数学和逻辑学等学科知识。天文学方面有《浑盖通宪图说》《日躔表》和《经天盖》;数学及其应用译著有《圆容较义》《同文算指》和《简平仪说》;逻辑学合译有著名的《名理探》等;还编刻西学丛书《天学初函》,涉及各门科学知识。李之藻译著除了口述记录外,还经常根据自己的理解自行发挥,集译、述和写于一体,突出其风格与本土化特色。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县令许三礼钦慕黄宗羲学问,邀其至海昌讲学。其间,有名叫陈的弟子承其绝学,撰写《勾股引蒙》五卷,后又完成《勾股论》二卷。黄宗羲为其著作写序时高度赞扬道:“空中之数、空中之理,一一显出,真心细于发,析秋毫而数虚尘者也,不意制举人中有此奇特。”(《叙陈勾股述》)陈注重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的精确,让其看到绝学的未来与希望。黄宗羲弟子万斯同对历算学和律吕学等进行过深入研究,其学问工于考证。毛宗旦是清代钱塘人氏,熟悉表度和比率算法,善用西学平行线理论,著作有《九章蠡测》。在黄宗羲的影响下,浙东绝学研究逐渐兴盛起来,其子黄百家也是浙江绝学代表性人物。

黄百家早年跟随其父身边,深受影响,其科学著述有《明史·历志》八卷、《句股矩测解原》二卷、《黄竹农家耳逆草》二卷、《幸跌草》三卷、《利玛窦传》《学箕初稿》等。《黄竹农家耳逆草》中的《五行篇》提出分析古代五行等“虚窅无形”“可任人诬捏”和“无所证对”之词的历史和现实起源,强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唯物性和实用性;《神灯赋》是黄百家亲身经历“神灯”(磷火)的写照,以此反驳其迷信说法;其在《报告黄箭山龙潭文》中对“祈龙祷雨”等迷信活动进行具体考察和客观分析,发扬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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