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风与气”——书论中“气”的多维意涵

摘要：风/气既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承载文化意义的流动媒介。这一媒介通过多感官（听觉、嗅觉、触觉等）传递与感知信息，系统的构成四个维度的文化内涵：其一为道德价值；其二为审美标准；其三为社会身份标识；其四为时代精神表征。“气”作为书法批评的核心范畴，其独特性在于实现了抽象概念与具象艺术形象之间的转化——书者通过多感官的审美实践，将形而上的“气”与“德”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笔墨语言。

关键词：感官；书法理论；“气”

在中国文化中，风/气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运动的媒介（就像英文中的“air”），可以承载道德、审美、地域特征乃至时代精神。它通过气味、声音等感官体验传递，既可以塑造个体气质，也反映集体文化风格。它所传达的美好的或丑恶的气息，也会对人或物产生亦好亦坏的影响。金格倪（Geaney Jane）对中国早期思想进行感官研究时提出感知风/气：“感知风暗示着微妙、混合的感知形式”，并用音乐来举例，“当音乐随风传播时，似乎通过感官在气 (vapor) 和德 (charisma/virtue) 的微小层面上自发地转化。除了这种可听的感知，和谐的风/气似乎同时对嗅觉和味觉感知产生影响。”[1]

《庄子·齐物论》中：“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2]，风是大地吐出的气，从某种程度上讲，风与气是相通的。“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2]，将天地万物的运动描绘成风，风吹过山岭上的石块、大树上似鼻、口、耳一般的孔窍，发出不同的声音。庄子所提到的天地生成的风/气，其实就承载了天地之道。《荀子·乐论》中记载音乐可以通过风/气的载体来影响人，并通过影响人的风/气来改变人。“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3]

从这个层面来讲，再来看书法中的气/风。在中国古代书法批评中，“气”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既包含感官可感的物质性，又指向精神性的审美判断（如格调、品格）。且需要注意的是，书法理论中的“气”与感官的关系并非直接的物理关联，而是一种通过通感、隐喻和文化象征建立的深层联结。这种关系既体现在创作过程的感官体验中，也渗透于书论话语的审美评判体系。

一、负面的感官评价

在书法批评中，“风尘气”、“尘埃气”、“俗气”、“邪气”、“墨猪气”、“闺闼之气”、“稚气”、“嫩气”、“市井气”、“纤怪气”、“火气”等常表示对书法负面的批判，且这些评语往往与特定的感官体验相关联。具体而言，“风尘”、“尘埃”，原指空气流动留下的尘土，引申为世俗的沾染、琐碎庸俗的杂质。易使人联想到视觉上的浑浊模糊、触觉上的污浊感、嗅觉上的浊气等。“墨猪气”使人想到似猪一般肥软的臃肿的墨块、似猪一样的不洁气息；“闺闼之气”似乎有股脂粉甜腻的气味；“稚气”与“嫩气”则有种未成熟的生涩气息；“市井气”则让人想到市井的熙熙攘攘与嘈杂浊气；“纤怪气”则主要让人想到视觉上的纤细怪异的造型以及听觉上刺耳的节奏；“火气”则给人一种燥热感、毛躁未定的感觉。当代对“丑书”、“俗书”的批判，仍依赖类似的感官批判，如“江湖气”“铜臭味”。

山谷老人云：“书要拙多於巧。”陆象山曰：“大抵是古得些子为贵。”今人书往往相反，非一脸市井气，则搽脂抹粉，如倚门妓耳。[4]p156

“市井气”还带有微妙的德的层面的贬义，是与文人风骨相反的、世俗的、谄媚的市井小人的粗鄙气息。而前文提到的“闺闼之气”，大抵是像涂抹脂粉、笑意讨好、做作媚俗的妓女般的庸俗之气。评者将感官体验融合成一个象征的概念，既使人彷佛身临其境，又能细细品味其中微妙的道德批判。

二、正面的感官投射

书法批评中的“清气”、“温良之气”、“纯朴气”、“忠义之气”、“文章之气”、“劲节直气”、“林下风气”、“清刚之气”、“书卷气”、“金石气”等带有正面评价的“气”，都指向了特定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境界，同时也隐含着丰富的感官体验。正如金格倪（Geaney Jane）所说，感官所体验的“气”与“德”可以自发的发生转化。这个转化是无需理性中介的直接反映过程，如《尚书·酒诰》：“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5]“腥闻”原指酒肉的腥味，这里用作指丑恶的名声。根据人体本能的感官体验，人们会将令人不舒服的腥臭味与负面的事物和品德联系起来。《孔子家语》也提到：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6]

“芝兰”的香味与“鲍鱼”的臭味不仅构成嗅觉上的鲜明对比，更被赋予了道德层面的隐喻意义——芬芳之气与善联结，象征高尚德行；鲍鱼之臭与不善联结，象征卑劣品性。“气”作为物质与精神的中介，善人之气清正醇和，能够潜移默化影响他人；恶人之气浊乱乖戾，也会逐渐腐蚀周遭。可见，气味与品德在某些程度上是相通的、相互转化的。

再来看书法批评中的“清气”，可唤起文人特有的清新典雅之气，亦可联想到超凡脱俗、不染尘俗的高雅品格；“温良之气”则给人触觉上的温润感、视觉上的柔和光泽等，亦可象征温润如玉的君子形象；“纯朴气”则给人一种视觉上不加修饰、触觉上的自然质感；“忠义之气”、“清刚之气”则给人视觉上的刚直挺拔、触觉上的坚实有力、听觉上的铿锵有力，忠义、清刚本身也代表忠贞刚烈、清刚不阿的品格；“文章之气”可以是如文章般流畅连贯的、有韵律感的书墨香，代表文人深厚学养的积淀；“劲节直气”可以是挺拔骨力、刚劲有弹性，代表刚直不屈的精神气节；“林下风气”则给人松涛竹韵、草木清香之感，亦可代表如隐士般超然物外的闲适情怀。“书卷气”可以是嗅觉上的翰墨书香、文人的儒雅气质；“金石气”可以是如古碑般凝重古朴、坚实厚重。

这些有关“气”的批评语，通过多感官联觉的方式，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共同参与对书法作品的艺术批评。这些批评实践表明，古代书家对于书作的接受与诠释，绝非单纯的视觉临摹，而是一种具身化的感官体验。

三、作为身份与审美标识的群体之“气”

“气”可以代表群体身份气质与审美风格，并体现了社会身份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职业身份来看，明显呈现出感官特征。“匠气”通过机械化的笔触节奏和程式化的结构安排，将手工业者的劳动特征转化为视觉感知的刻板印象；“僧气”显然与僧人所带有的特殊气质相关；“写经气”则是是写经人所写的书作中含有的特征，以高度规范化的章法布局和运笔轨迹，再现了佛教写经活动中宗教对书写行为的规训；“院气”则是画院画家、书院书家拘谨刻板的艺术风格；“学究气”则是老学究般刻板的形式、说教般的节奏、陈腐的故纸堆气息；“台阁气”则是古代官员群体特有的气息，多指千篇一律的艺术风格，其视觉上的整齐划一与的拘谨生硬，显现了“权利规训”的力量。“院气”、“学究气”、“台阁气”等风格共性展现了科举制度下艺术生产受权利结构的支配，对此类风格的批判，也体现了科举制度下文人群体对体制化书写本能的审美抵抗。

边缘群体的气味标签暴露了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毡裘气”的腥膻味，实为中原文化对游牧民族的感官化污名，通过嗅觉贬损完成文化优越性的建构；“闺阁气”的脂粉味暗示，则将女性禁锢在性别化的审美期待中，其纤细柔媚的笔致成为父权制审美标准的物质载体。不可置否的是，这些书法批评语与大众对不同群体形成的固定、概括的特征相联系，包括感官上的刻板气味，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不同的气质。杨宾《大瓢偶笔》中更是对不同群体所特有的“气”进行了描述：

帝王书有英伟气，大臣书有台阁气，僧道书有方外气，山林书有寒俭气，闺秀书有脂粉气。[4]p221

这五种“气”的分类，是中国传统书论中“书如其人”观念的典型体现，构建了一套将创作者的社会身份、精神气质与艺术风格相联系的审美评价体系。其中，“英伟气”作为封建帝王书法的核心特质，既象征了统治的权威，其书法的雄浑气度又是其身份的展现；“台阁气”作为官僚书写的典型特征，其书法的程式化风格需符合诏诰奏疏等公文“典则正大”的要求，本质上是科举制度下铨选标准的产物。“方外气”则彰显僧道书法的超脱境界；“寒俭气”则暗示隐士群体特定的身份识别，山林隐士常以笔瘦墨枯的物质匮乏隐喻率意洒脱的精神清高。而女性书写的“脂粉气”则将柔媚风格化为性别、身份特质，通过气味的象征来完成对女性艺术的规训。这种批评方法发展了“书为心画”的美学理论，使抽象的社会身份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审美形式。但也需指出的是，按照身份气息来刻板划分艺术风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代艺术研究可在扬弃中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客观的评价体系。

四、作为时代与地域的承载之“气”

在中国古代书法批评体系中，“气”不仅代表着群体身份的象征意义，更作为时代与地域气息的承载，记录着历史变迁的书法轨迹。苏轼《论书》曰：

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弱，犹有唐末已来衰陋之气。[7]

苏轼批评李建中的书法“格韵卑弱”，并指出其延续了唐末五代政治动荡的“衰陋之气”。这里的“衰陋之气”本质上是政治溃败在艺术领域的投射，其中既涉及视觉、触觉上的笔势绵软，更通过衰败腐朽的嗅觉隐喻，将唐末五代的政治衰颓转化为审美贬斥。这种历史感官的批评，在与盛唐颜真卿书法的对比中尤为明显，颜真卿书法浑厚雄强的特征，成为大唐气象的物质载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书法之“气”不仅是风格描述，更是理解书法艺术与社会互动的关键。

当时明皇隶法大似季海《泰山铭》《孝经》等碑，浑博有汉人气息。[8]

予尝见其郎官等帖，则又端庄整饬，俨然唐气也。[9]

《裴漼碑》有初唐气。[4]p61

黄则得力六朝，是以深厚古雅，绝无唐人气味。[4]p114

以上书论中展现出时代风格之“气”：汉之“浑博”、六朝之“深厚古雅”、唐之“端庄整饬”与“稍纵”。此外，用“气味”“气息”等嗅觉隐喻来指代时代特征，并非是指真实的气味。正如钱钟书在《通感》一文中指出，中国文人常用饮食术语品评文艺（如“酸腐”“韵味”），但这些概念早已脱离原始感官，升华为审美范畴。

书法之“气”不仅是一种风格的描述，更是地域文化在艺术之中的感官投射。不同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和物质条件塑造了独特的书法气质，并通过笔墨语言以及审美取向的差异化，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质的书法谱系。明清以降，书法即有南帖北碑之分。以江浙为中心的江南书风，在水乡气候的氤氲湿润与文人雅集的精致文化传统等影响下，孕育出以赵孟頫、董其昌为代表的“温润之气”。这种气质表现为轻圆温润、精致典雅，整体呈现出强调“书卷气”与“山林气”交融的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而以中原及关中地区的北方书风，则在黄土高原的地理特征与游牧文化的豪迈气质等影响下，形成了“雄强之气”，凝结了北碑特有的“金石味”。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南北气质并非绝对化的审美对立，地域书风的主导倾向并不否定内部多样性的可能。

结语

传统书论中有关“气”的批评语，通过多感官联觉的方式，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共同参与对书法作品的艺术批评的同时，又以一种具身化的感官体验来体味书法。

进一步而言，“气”又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涵。在社会维度上，通过“台阁气”、“毡裘气”等标签固化阶层身份；在时间维度上，它以“汉人浑博”、“六朝古雅”“唐气端庄”等不同的概念构建艺术史分期；在地域维度上，形成“南帖温润”“北碑雄强”的空间分野。它既包含对书法批评的感官体验，又融入了对社会身份、历史变迁和地理差异的文化思考，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精密的艺术认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感官体验与文化意义相互渗透：嗅觉上的“腥气”可以转化为道德批判，触觉上的“温润”能够升华为品格赞誉，视觉上的“雄强”则可隐喻时代精神。这种独特的批评范式，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内涵，也为当代跨学科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文章来源：《新美域》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