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乱的外景镜头暗示人物的生存困惑

在张元的电影中，活跃着一群普通人，他们生存的空间凌乱而狭窄，实际上提供给了生活中那些身份不同的人展现自我，表现生存困惑的公共平台。

张元电影的空间一般以城镇为背景，他关注更多的是城市生活中最为真实的生活场面，因而在取景时，特别关注处于城市边缘的那些破旧的楼房、拥挤的筒子楼、拆迁的废墟、脏兮兮的街道以及杂乱的建筑工地，以这些现代都市空间中真实存在的生活图景，来暗示电影中的人物所处的恶劣生活环境，以及这个城市中人们内心躁动不安的情绪。

《北京杂种》讲述了居住在北京的一群热爱摇滚乐，坚守梦想的青年，他们长期居住在破旧的楼房、黑暗的地下室里，经常因为没钱交房租而更换地方，游走在北京城市边缘。这些黑暗、狭窄的空间环境不仅暗示了这批青年生存的困境，梦想实现的艰难，也透露出青年们内心那种难以驱散的压抑、烦躁、焦虑与不安情绪。“空间是人物的生存空间与活动空间综合体，它不但承载地域、时代、历史、民族、经济、文化、阶级等各方面人文领域的重负，而且还要包含人物思想、情感、心理、心灵等方面的人本领域的重要内容。”【3】38影片中这群摇滚青年压抑无望，苦闷无边的心情正好与镜头展现的空间感相吻合，是对电影中人物情绪的一种渲染和衬托。《北京杂种》中，张元的镜头十分冷静，为我们展示了细雨下的长安街、破旧的钟鼓楼、狭窄的胡同，给观众建构出了已经过去的那个年代真实鲜活的北京城市形象。

同样是表现北京，《过年回家》也为观众建构了类似的人物生活平台，在电影的开场，于正高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陶爱荣穿行在北京狭窄的胡同里，胡同两边堆着煤、烂家具、砖块，给观众呈现了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胡同的样貌。在这个离婚后重组的特殊家庭里，物质生活十分困窘，陶兰因为5块钱失手打死了继父的女儿小琴而后进了监狱。17年后，陶兰被允许回家探亲，面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空间，她茫然失措，眼前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北京城，与17年前主人公生活的北京城之间巨大的空间反差，正隐含了人物与生存空间之间关系的割裂。狱警陈洁陪同陶兰寻家的过程中，陶兰对于城市现代交通的陌生和害怕，暗指了电影中人物生活空间的巨大变迁。对于和这个城市朝夕相处的人来说，城市的变化是一点一点的，而对于与外界隔绝了17年的陶兰来说，因为一墙之隔便造就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陶兰凭借记忆找到曾经的家时，眼前只有一堆废墟，城市拆迁给人带来了新的居住空间，但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家园的丧失，对于陶兰而言，还面临着一种身份认同的艰难。 

北京这座城市，在《过年回家》《绿茶》《东宫西宫》里都有表现，张元采取了和别的导演不同的视角，绕开了对背景浑厚辉煌的历史古迹以及恢宏的现代化场景的描写，却用一个处于新旧相交替的、到处在搞建设的北京取而代之，可以看出张元在用摄像机记录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生存景象时，没有解读城市的现代文明和发达经济，而是采取一种对现实生活近距离的逼视。张元同其他新生代导演一样，“我什么都可以拍，婚礼、聚会、连你换衣服、上厕所、做爱都行，只要你付钱。不过，你要是不喜欢我拍你，可别怪我。我早就给你说过了，我的摄影机不撒谎。”【3】113他这种再现真实空间的纪实的方式，无形中暗示了城市化过程中边缘人物内心的焦虑、空虚、烦躁，更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电影《东宫西宫》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东宫西宫”，是北京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电影开始，随着一个长镜头，电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阴深、封闭的空间：残破的围墙、荒芜的草地、光秃秃的树枝丫，曲折迂回的长廊、死水般的池塘、以及肮脏的公园厕所。在这片小天地里同性恋们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小心翼翼而又蠢蠢欲动，从某种意义上这里成为了同性恋们相对自由、安全的空间。导演在选景时特殊采用了“公共厕所”这一封闭的空间，这是很多电影中少有出现的，可是对于一部男同性恋电影来说，其中的意味就不言而喻了。厕所里肮脏的积水，石灰脱落的墙壁，这让人产生一种压抑、恶心、阴湿、龌龊的感觉，这是导演有意地暗示同性恋者的社会环境状况，也为同性恋者营造了一种灰暗地带。到了夜晚，这里更是同性恋们幽会的最佳场所：惨淡的月光下奇奇怪怪的假山、透明的白纱窗、半旧的屏风、斑驳摇曳的树影、昏暗的红灯笼、破旧的雕梁画栋，这些都是同性恋们完美的遮身隐蔽之处，也使整个画面透露出一种阴郁，诡异之美。随着故事的发展，阿兰被警察小史抓住并押送到公园的派出所里审问，而这个派出所几乎成为影片主要的电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