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主义的含义与起源

1.“国”、“祖国”与“国家”
界定爱国主义的含义首先需要弄清“国”的含义。根据《汉英词典》及《英汉词典》的释义，“国”即country，指（1）具有某种特点的区域。（2）国土，土地。（3）国家。（4）国民。（5）故乡。用语言学关于词的构成来分析，在现代汉语中“国”只是一个语素并不能独立运用，需要与其他的词相结合，成为一个“合成词”才能表达意义。因此，这才有了“祖国”和“国家”。但我们发现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将“祖国”和“国家”这两个相似但有时候又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从而产生巨大分歧。
“祖国”最基本的解释是指祖籍所在的地方，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或者是移居海外的人们过去居住的地方，它为一定民族提供了繁衍子孙后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因此我们往往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因为母亲是繁衍生命最直接的载体。因此爱祖国就是爱养育自己的风土人情、自然文化、人文环境等等。这种爱是一种原始的自发本能的爱，没有任何的政治含义主要是基于人性本能的情感表达，同时这种爱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因为祖国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土地和种族的热爱，继而形成了共同意志，成为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
而“国家”就更为复杂。“国家”（state）这个词出现于16世纪后期，源于拉丁语“status”（愿意是指统治者的职务或者地位）。长期以来，“国家”就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性和复合性内涵的概念，再加上研究视角多样，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一直众说纷纭。《辞海》中“国家”的解释是：“1、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后用国家为国的通称；2、指皇帝；3、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辞海（缩印本）[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767.]《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国家”是：“1、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灭亡。2、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M].商务印书馆,2005:520.]这两种概述虽不能体现国家概念的全貌，但可发现我国对“国家”这一概念的阐述除了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做总结之外更多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探讨。
国外学者更多倾向于政治社会学。詹姆斯·M．布坎南说过：“政治理论关注的问题：国家是什么？政治哲学把这个问题扩展为：国家应该是什么？而政治‘科学’则问到：国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詹姆斯·M.布坎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国外学者都曾做出回答：哈斯认为，国家是“一个分层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管理机构控制着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或谋取方式，从而必然对其余居民行使强权。”[[]【美】 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M]. 罗林平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 155.]恩格斯给国家的定义是：“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福山在论述现代国家构建中用三个维度来解析“国家概念”(stateness),即“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国家职能范围和国家治理能力。”[国社会科学出版,2007.]对于“国家”的理解，学界虽争论不休但基本赞同国家是一个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制度性的抽象的权力运作机构。
正因为对“国家”的复杂理解，我们不能把“爱祖国”和“爱国家”不加区分地简单混同。二者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爱国家”含有对“爱祖国”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的热爱，同时也有爱制度层面、爱阶级层面的内含。因此，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由先进阶级统治合乎生产力发展时，“爱祖国”与“爱国家”就实现了统一。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代表落后生产关系为了既得私利而实施反动统治时，“爱国家”就并非是真正地“爱祖国”，二者是分离的，这时真正的爱国主义就仅仅停留在“爱祖国”层面。
在全球化时代，笔者认为“爱国主义”中“国”应当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视角强调“国家”的动态历史维度。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表现，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国家也并非永存，伴随阶级的消失，国家必然消亡。因此，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不难发现，国家会随人类的进步最终消亡，但生于斯长于斯养育自己的祖国却不会消失，其实也从理论层面写出了“国家”的特性，从而对“国家”和“祖国”进行了区分。
2.爱国主义的含义与起源
爱国主义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其内含从横向上主要表现为三方面：首先，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现象。主要是指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祖国的依赖和认同。其次，爱国主义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切实提高爱国主义的道德认知和道德修养，树立爱国、报国的崇高美德，同时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同时，更看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把关心和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最高职责的思想观点；最后，爱国主义还必须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效国之行统一到实践当中。纵向上，爱国主义的三个内含是层层递进又相互融合的由浅至深、由低到高的过程。爱国主义情感是基础是感性阶段，而爱国主义作为道德与政治规范并落实到实践行为当中是一种理性升华。
动物学家研究动物行为，发现每一种动物个体或动物群体都有相对固定的生活范围——生活圈，而生活圈在动物的眼中神圣不可侵犯。黑猩猩是与人类最接近的高等哺乳动物，从他们的生活习性中可以寻觅到很多与人类共通的地方，从而为研究古人类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英国生物学家珍妮·古多尔的研究中就证明了这一点。她观察了三群黑猩猩，一群就在她的营地周围，同时“在南部和北部至少还有其他两个群。那两群的许多动物几乎从来不到我们的谷地来”。偶尔有一只猩猩想来吃香蕉，“作为营地饲食站常客的那些公黑猩猩，对这位不速之客非常不友好。”[]之所以其他的黑猩猩会表现出不友好主要原因在于它并非是本群成员，它对于其它的黑猩猩而言带有侵略或者攻击的倾向。人类的元祖类人猿和黑猩猩一样也是群居动物，它们拥有共同的生活圈，共同的食物，共同的血缘，这必然使得它们要保护自己的一方生活圈，排斥外来族群侵入它们领地。因此动物对自己的生活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爱呵护，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也不例外，同时随着历史的演进，爱国主义就从这种简单的朴素的情感发展而来。
我们追溯到古代社会，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社会组织形式是“血缘家族”。马克思曾经指出：“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这种血缘家族有着独特的婚姻存续形式，“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子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种原始的家族形式，凸显了人们对血缘关系的信任、崇拜和依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们对家族的“脐带”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来各自孤立的集团之间开始有了一定的交往和联系，再加上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近亲通婚的危害所以逐渐禁止了族内通婚，产生了“普拿路亚家庭”，从而氏族制度产生。氏族公社在当时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细胞，生产资料归氏族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消费，也共同抵御野兽等自然界不可抗力的袭击，因此氏族的兴衰与个人存续息息相关，人们对氏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归宿感。此外，图腾的代表性和象征性也为增强和凝聚氏族成员起到重要作用，“在原始人的意识中氏族团体和个体的联系是以‘集体表象’为中介的，个人与集体处于神秘的‘互渗’之中，其本质是超个体的。使得原始人的自我意识和宗族意识笼罩在图腾同宗的血亲情感的气氛中。’ []这也加深了原始人的集体意识和向心力。随着历史的演进，等级制度划分以及私有制出现，国家最终得以形成，但是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宗同族的认同已经潜移默化延续了下来，人们对生存和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也就是爱国主义情感的最初起源。  
爱国主义何以作为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而萌生呢？原始的图腾膜拜、祭祀仪式等文化形式为原始爱国情感的进一步升华提供了可能。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探索自然的能力有限，对大自然的很多奇异现象不能做出合理的科学解释，因此人们往往借助一些动物或者植物作为精神寄托的对象，由此而产生了图腾。在原始人的信仰中，认为本氏族都是源于某一种动物或植物，因此原始人认为氏族的祖先就是某一物种，或与某一物种有血缘关系。这样图腾就往往作为一种氏族的标志，成为了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图腾的膜拜加深了人们内心世界对自己所生存氏族的敬畏和遵从，逐渐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和维系社会组织以及相互区别的功能。随着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原始人也逐渐由图腾崇拜过渡到了祖先崇拜。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宗庙的祭祀活动或者对祖先的祭祀，相应很多“礼”、“仪”得以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对祖先的祭祀膜拜活动办得更加隆重和频繁，逐渐可以起到一种凝聚和感召的作用，激发起人们对先祖的思念缅怀，对子孙后代祈福庇佑，加深了人们对家族的感情。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财产继承方式的变化促使了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最初，财产是由氏族成员共同继承，实行原始的共产，后来财产变为由亲生子女继承，这就意味着除了氏族部落这个大群体以外，家庭的独立性地位得到强调。“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这样人们对集体部落的原始热爱之情与对个体家庭的关爱之情相互并列共生。集体的利益与个体家庭利益成为对立面，并且集体利益成为个体利益的基础或载体高于个体利益而存在。因此成为了最初的“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政治规范产生的萌芽。“起先是为了团体而奋战而且这个团体是具体的，分子之间彼此认识，而且这个团体是由爱情与友谊的联系聚集在一起的。随着社会单位的扩大，共为分子所遵从的社会标准和仪式成为凝固团体的主要因素，因此，它们自动地变成这个单位的表征。经过巴甫洛夫的条件化历程以及一些不可逆的烙印，这些非常抽象的价值在每个人类文化里都取代了团体防卫举动里最原始，最具体的对象。”[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最初因为血缘关系或者朋友之情联系在一起的原始人，由于尊崇着相同的社会标准或者礼仪，这些外在的形式逐渐内化为原始人对整个团体的热爱之情，成为爱国本能产生的原始动力。同时，这种爱国之情渐渐上升为一种自我评价和约束的规范，特别是家庭产生之后，如何摆正家庭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对集体的义务所履行的自觉程度如何，都成为考量原始人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