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在新古典主义绘画中的作用

绘画是融合了建筑、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艺术创作，服饰作为绘画的重要表现元素之一，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绘画内容，相较于单纯依赖人体形象的画面语言，更具有反映作家审美取向和时代现象的意义。
所谓新古典主义是指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对17世纪产生的法国古典主义艺术潮流其内涵的更新。古典主义认为，创作是作家根据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知识经验，经过主体判断后，对人们客观现实生活进行“自然”的创作。而新古典主义则主张以启蒙思想的“理性”判断代替作家个体的判断，进行合乎常理的事务或人性的“自然”表达。于是，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绘画题材大都来源于严峻的古代历史或现实的重大事件，但是后者更重视“理性”和“自然”：追求宏大的构图，庄重而宁静的气魄，完美的崇高感，虽然色彩感不强烈，但是形式完整，素描技术精确，明暗关系柔缓而微妙，重要的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做出适当的创新，以达到借古开今的目的。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有维安（Joseph Marie Vien），达维特（Jacques Louis David）、热拉尔（Franois Gérard）、普吕东（Prud'hon Pierre-Paul）、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等。这些画家都曾将服饰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表现元素。而服饰可以从构图、色彩等角度强化绘画风格，丰满画面语言，影响绘画本身的视觉感受，同时能更加深入地表现画家的思想内涵和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
    本文试图从服饰对画面明暗和色彩、意境和构图的辅助作用，以及服饰对社会风尚的反映、对画面历史场景的烘托等方面浅谈新古典主义时期绘画中服饰元素的意义。
一、服饰对画面明暗和色彩的作用
由于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画家强调画面的“庄重与宁静感”，画家通常不会把绚烂的色彩作为表达绘画思想的首要途经，而是更多地采用明暗关系的对比来突出绘画重心。比如《卡洛琳·穆拉特女王》一画，窗外是碧空如洗的湖光山色，窗帘是明亮的淡黄色和透明的红色，窗前放着一把镶有金边的红色椅子，整个背景明亮通透。在刻画女王时，安格尔并没有选择让她穿上和背景一样色彩明快的服饰，而是选择一身代表端庄的黑色礼服，明暗对比一目了然。女王微侧身站在窗明净几的房间里，腰线下的裙摆蓬松地散开，塑身的黑色使女王看上去高挑匀称，再搭配上同色的礼帽，肃穆高贵的女王气质被彰显得淋漓尽致。还有《殉教的圣桑福》《韦尼纳克的昂里埃特像》等作品中，主体人物都因为画家对高明度服饰的刻意描绘，而与背景或者次要的人物形成突出的明暗对比，从而显得更为清晰，并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
虽然色彩感不强烈是新古典主义绘画的特点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画家完全忽略色彩的表达。安格尔认为“色彩是绘画的装饰手段”，而服饰则成为了这种“装饰手段”的载体。《Senonnes夫人》描绘了一个雍容的贵妇形象，她穿着红色高腰长裙坐在金色的软垫中，细长的袖子包裹着玉臂，袖口缀有精致的白色透明花边，长裙的腰际线上系着白色绣金纹斗篷，披散在身后蜿蜒出随意的造型。虽然画面色彩并不丰富，但是金红两色形成了视觉上的强烈对比，而白色斗篷和贵妇白皙的肤色又相互呼应，弱化了画面的色彩冲击力，充满了明显的新古典主义式的细腻稳重。如果说《Senonnes夫人》是浓重的色彩表达，那么《菲利贝托·里维埃夫人》则更偏重对清丽色彩感觉的营造。里维埃夫人斜靠在宝蓝色的沙发上，透过素净的白色长裙似乎能在朦胧间窥视到象牙色的肌肤，一条宽大的米黄披肩缠绕手臂，覆盖肩头，披肩下摆有着颜色浓艳的刺绣。画家在一片深沉的背景中，通过刻画服饰和肌肤颜色之间的细微差别，烘托出了夫人的清新娴雅。
二、服饰对画面意境和构图的作用
意境是指虚实相生所体现的实境创造意向和目的，以及整个意境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虚境以实境为载体，使实境得以升华。新古典主义时期，通过对服饰的着重刻画来渲染画面的意境是画家们的常用手段，最具代表的是安格尔的作品《皇帝宝座上的拿破仑一世》——画家对拿破仑皇袍的刻画比对其面容的刻画更加精彩。拿破仑的皇炮以红白作为主色调，里着长袖白袍，袍摆和袖口都绣有做工精细图案华丽的纹样，袍摆下还荡漾着密集的金色流苏，外着紫红色丝绒斗篷，下摆同样绣有精致的暗金图案，斗篷的里衬和披肩都是白色缀黑点的皮草。不仅如此，拿破仑脚蹬白底金纹的靴子，身上还戴着各种款式的珠宝首饰。他一手执权杖，高抬的手臂将宽大的斗篷支撑开来，另一手曲放在膝上，脚踩华贵的地毯，面容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在安格尔的笔下，身着皇袍的拿破仑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身形矮小的军事天才，而是一个足矣震慑欧洲大陆如神祗般存在的帝国皇帝。如此的意境通过安格尔对服饰的着重刻画充分再现了法国大革命孕育下的拿破仑作为“时代英雄”的形象，深刻了我们对那个时代认识。
在表现画面意境的过程中，构图是营造实境的形式美的基础，而在人物绘画中，画家为了避免画面单调乏味，通常不会完全依靠人体或者背景进行构图，而是将服饰能够贴近人体并塑造人体轮廓的特性融合到创作中，以便更为灵活的掌控画面的构图。达维特在绘制《雷卡米埃夫人》时，让画面中的夫人半躺在一张古典风味十足的沙发上，呈现出曼妙柔和的身姿。她身穿轻薄、朴素的白色衬衫式连衣裙，薄如蝉翼的细棉布随着身体的曲线，勾勒出温柔典雅的感觉。这种长裙结合了古希腊服装宽松简洁的特点，把长裙的腰际线提高到了乳房底下，袖形很短，裙摆很长。画家通过垂荡至地的长裙摆，打破了由沙发、灯柱以及人体姿态结合而成的过于呆板的横纵向构图，裙摆的褶裥富有优美流畅的线条，穿插在画面中，不仅丰富了人物形态，也使画面的构图更加生动。《奥德修斯》中翠绿色的长裙，《约瑟芬皇后像》的红色披肩，《收养的圣母》中圣母头上的蓝色头巾等，这些画中的服饰，都成为了打破画面僵硬构图形式的重要道具，使画面流露出自然、随意又不失雅致的感觉。
三、服饰对社会风尚的反应
绘画中的服饰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对当时社会风尚的反映。新古典主义时期在欧洲服饰史上是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前有洛可可风格的繁复，后有新浪漫主义风格对束缚的回归，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服饰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次对身体的短暂解放。我们从很多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这种独特的服饰效果。
普吕东笔下的《约瑟芬皇后》，就是身着当时最为流行的服饰款式：里衣是用白色细棉布制作成的宽松的类似衬裙的连衣裙，裙子的腰际线在乳房下边，裙摆饰有金色细丝带，长及地面，袖子是很短的泡泡袖；外罩一件无袖阔领的米色长裙，与白色的长裙形成了色彩上的层次感，裙摆上绣着大片的华美花纹；腰部用钩扣固定着紫红色斗篷，在身后曳地铺散开来；头上还用典雅的头饰固定着薄纱头巾。皇后穿着的白色高腰长裙，风行了整个新古典主义时期，斗篷、披肩也是当时女性装束中必不可少的配饰。不同于洛可可时期或者新浪漫主义时期对腰身的强制塑造，这些宽松自然的服装款式都表达了女性们追求自然解放而又不失优雅的着装要求。
《格拉内马里乌斯·佛朗索瓦》中，除了人物神态的生动刻画，画家更多的是对主人公所着黑色大衣的描绘。那是一件具有宽大披肩的大衣，立领中伸出的白色衬衣领簇拥着男士微笑的脸庞，外翻的驳折领里微微露出拿着书本的手，为画中人平添了几分温文尔雅的气质。《A.D Pastore伯爵》所描绘的则是一个气宇轩昂的男士形象。绣有暗纹的黑色燕尾服笔挺服帖地穿在身上，支起的胳膊使服装硬朗的线条展露无遗，领口的配饰在黑色的映衬下散发着低调的高雅气息，腰上悬挂的宝剑平添一份肃穆。不论是有宽大披肩的大衣，还是挺括的燕尾服，都再现了那时男性服饰的流行导向——低调的端庄。
四、服饰对历史场景的烘托
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绘画题材是新古典主义绘画的明显特征之一，而服饰对于这类绘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了人物形象，同时也对画面呈现的场景起到了烘托作用。《拿破仑一世加冕》中对人物服饰的描绘就产生了这样的效用。画家达维尔历时2年创作的这幅巨作，记录了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隆重的国王加冕仪式。画面中的约瑟芬皇后身着强调胸高的高腰身细长白色连衣裙，短帕夫袖和裙摆上都点缀了精致的金色刺绣，长裙外披着紫红色缀金纹饰白边的丝绒斗篷，红白金的搭配华美而尊贵。皇后恭敬地跪在台前，宽大的皇袍被两位身着白色高腰礼裙的宫女牵起，举手投足间端庄沉静。拿破仑手捧王冠，身上是与皇后式样相似的白色长袍红色斗篷，面容肃穆，不怒自威。台下将军、王公贵族、主教等人的服装也极其豪奢，达维特甚至刻画出了人们的手杖、宝剑、项链等细微的装饰物品。不论是作为画面重点的拿破仑、皇后和教皇，还是画面边缘的宫女侍卫，更或者远处的贵妇们，其服饰无一不被精细地再现于画面中。这种对服饰极为写实的肖像创作手法，不但营造了气氛安静而热烈的宏大场面，更于着装上充分展现了新古典主义时期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

总之，研究新古典主义时期绘画中的服饰表现，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切地认识绘画大师们对生活美的感悟，以及对创作思考的魅力展现，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画作更加充分地了解当时的人文思潮和审美取向。这利于我们在服饰艺术和绘画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更好地运用服饰语言为绘画注入新的美学内涵和创作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