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打反舌鸟》：从小说到电影

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枪打反舌鸟》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小说出版时的社会环境：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大发展的时期。而小说蔓延至今的影响，则要归功于哈珀·李特有的叙事方式，以及小说涉及的多重主题。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通过小主人公斯各特的视角，将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梅科姆小镇上的大小事件展现给读者。小说的另一亮点就是其多主题性。种族歧视无疑是该小说最明了的主题。虽然南北战争结束了南方的蓄奴制，但是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并没有随着北方的胜利消失，相反，白人种族至上分子还成立了“三K党”破坏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活动。小说的主线之一，就是黑人汤姆的被诬告案。白人律师阿迪克斯尽一切所能为其辩护，虽然在法庭上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白人恶棍尤厄尔和女儿是在诬告汤姆，但是陪审团还是判汤姆强奸罪名成立。除了种族歧视，小说还反映了其他主题，比如勇气、天真、教育、成长、社会阶层划分造成的不公、女性和女性气质等，这些主题从不同方面加深、扩展了小说的内涵和广度，使得该小说广受欢迎：该书是“最受美国孩子喜爱的百部书籍”之一，2004年BBC听众评选出了五部影响深远的“女性分水岭小说”，《枪打反舌鸟》屈居《傲慢与偏见》之后，排名第二 [2]。

《枪打反舌鸟》于1962年被搬上大荧幕，并在次年获得三项奥斯卡奖。对于该影片的成功，有着不同的评论。上映之初，有评论家指出，该影片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其南方背景以及种族问题，也不是因为它改编自一部获得普利策奖的优秀文学作品，而是因为其运用的独特叙事方式[3]：将现实生活置于儿童眼光的观察下，置于透明心灵的折射里[4]。毫无疑问，当时的评论家把焦点放在了几个孩子身上，将其看成一部儿童影片。显然，这样的评论有避重就轻之嫌，评论家刻意回避影片所反映的种族问题。因此，虽然该片在南方大受欢迎，却并没有引起南方白人对种族歧视的反思，也没有从影片中白人律师身上的高尚情操受到感召和启迪。所以人们并不感到奇怪，影片放映之后，南方种族歧视愈演愈烈，种族冲突更是此起彼伏。多年以后，人们对影片进行重新认知，认为影片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3]：演员的精湛演技，格里高利·派克从《罗马假日》中的翩翩美男子化身成了正义英雄；适度、协调的电影技巧；影片改编自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该片在展现南方种族歧视所导致的不公正时所表现出来的得体。正是因为这种对不体面种族歧视的体面表达，才分散了很多评论家对种族歧视的关注。有研究者认为，影片《枪打反舌鸟》其实表达的是一种白人种族意识，旨在通过对正义白人律师的刻画为美国南方白人形象辩护，挽回已经名声扫地的南方形象[3]。对于该影片也有非常积极的评价，将《枪打反舌鸟》看成民族改造和进步的良方，认为影片的隐性意图是一个民族该如何从愚昧、偏见、固执走向文明、公正、理性[5]。在影片上映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从哪个角度来审视该片已不重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要彻底消除种族歧视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包括白人和黑人。 

二、《枪打反舌鸟》：小说与电影差异分析

由于小说涉及种族歧视等敏感话题，再加上当时民权运动持续发展，几乎没有电影公司愿意将其改编成电影。最后还是有人买下了小说的改编权，而电影剧本对原著的改编显然并不是对种族歧视的抗议，也不是为了揭露南方的丑陋。为了不失去南方观众（指南方白人），剧本对原著进行了相应改编。当然，对原著的改编，还有其他原因，文学和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不同的表现手法，对原著进行适度改编也在情理之中。总体来看，电影和原著在以下三个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

（一）叙事视角

文学作品通常用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第一人称叙事有其独特的优势，第一人称的“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掌控者。这样的叙事方式可以拉近叙事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能让读者更加充分地了解叙事者的内心，提高故事的真实度。

在小说《枪打反舌鸟》中，作者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将斯各特和哥哥以及小伙伴迪尔的生活呈献给读者，读着他们的故事，读者不禁会为作者细腻的儿童心理描写拍案叫绝，还会勾起读者对自己美好童年生活的回忆。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更容易使人们在兴奋欢笑之余，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之中，在童心的天真中得到思想的陶冶。

电影是一种视听媒介，这就意味着电影不可能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电影中的斯各特更多的是起到烘托场景气氛的作用，她作为叙事者的存在感并不强。相反，观众最直观感受到的是影片叙事的儿童视角。影片还运用缺少和弦以及润色的简单配乐来强化这种儿童视角。由于不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影片会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哥哥杰姆成了经历各个事件的主角：杰姆发现了拉德利放在树洞里的小礼品，杰姆陪着父亲阿迪克斯去告知海伦关于她丈夫汤姆的死讯，……。

（二）人物角色的减和增

很多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都有着复杂的人物关系，一部小说涉及到几十、上百个人物也很常见。但是电影在时间容量上存在“先天不足”，不可能随意拍摄下去。鉴于此，电影只能把人物形象刻画的重点浓缩到几个主要角色身上。在对小说进行改编时，电影经常会把原著中的几个人物合并为一个，《枪打反舌鸟》也不例外。影片中，编剧将原著中的雷切尔小姐和斯蒂芬妮合二为一，作为迪尔的姨妈。而在小说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斯各特的姑妈亚历山德拉在影片中根本没有提及。人物角色的删减会影响影片的主题表达，在小说中，亚历山德拉姑妈是传统家族观念的固守者，认为人们应该看重家族荣耀，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利于光宗耀祖，同时，自认为是“南方淑女”的她，还要求侄女斯各特从言行到举止，都要像一个淑女。电影中，亚历山德拉姑妈这一角色的缺失，也造成了家族观念和“南方淑女”这两个主题的缺失。

出于影片自身需要，编剧还会适当增加一些原著中没有的人物，以此来增强影片的故事情节。小说《枪打反舌鸟》中，关于斯各特和杰姆已故的母亲，只有一小段描述，而影片则通过两个孩子的对话，让这一母亲形象显得更加丰满，栩栩如生。再有，影片中，观众可以看到原著中并没有出现的汤姆的父亲，而原著对汤姆的孩子也只是一笔带过。

电影和小说的区别还在于，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是直观的呈现给观众的，剧中的人物可以通过语言、面部表情、或者肢体语言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直观的印象在小说中则需要作者的细致描写和读者的想象才能实现。这就凸显出演员挑选的重要性。如果影片挑选演员有偏差，就会对读者心中已有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起到负面影响。在影片《枪打反舌鸟》中，莫迪小姐的演员比原著描写的形象要瘦，过于年轻，且更传统。当然，好的演员会把原著中的人物饰演的更加丰满生动，比如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白人律师阿迪克斯。

（三）表现主题

电影是一种高度浓缩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把小说中的所有情节都展现出来，同时，由于受条件所限，有些情节根本没有办法在影片中再现。小说《枪打反舌鸟》中的故事跨度是三年，影片则缩减到了两年。小说中，斯各特和哥哥杰姆与杜博斯太太有过多次正面交锋，影片中他们却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影片没有把斯各特所在学校的教室陈设呈现给观众，对发生在斯各特与两位老师卡罗琳小姐和盖茨小姐之间的小插曲也没有提及。原著中，作者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有所批评，比如卡罗琳小姐对教育制度的生搬硬照，在阿迪克斯看来这会阻碍孩子的智力发展；而盖茨小姐在种族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使得斯各特逐渐意识到人的虚伪。

《枪打反舌鸟》是一部成长小说，斯各特和杰姆通过父亲的熏陶和汤姆案的影响，逐渐从天真走向成熟。斯各特不仅要努力理解、经历审判汤姆的过程，还要和那些身边人强加给她的期望做斗争，比如姑妈对她进行的“淑女培训”和家族观念的培养。而影片则变成了简单的法庭剧和关于法庭辩护律师的家庭生活剧。影片对小说中的女性气质主题只是偶尔提及，而对于当时南方社会的社会阶层划分却没有涉及，所以观众也就无从知晓为什么白人尤厄尔是个十恶不赦的“垃圾”。

影片对种族歧视有轻描淡写之嫌。首先，阿迪克斯家的黑人保姆卡尔珀尼亚受到大家足够的尊敬。其次，白人和黑人能同时进入法庭，尽管他们分别坐在不同的楼厅。对种族歧视主题的弱化还体现在对汤姆之死的不同描述上。小说中，汤姆是在试图越狱过程中被白人狱警射死的，而且身重17枪，小说中还有情节表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白人似乎可以随意向黑人开枪，对黑人滥用私刑。而影片中，汤姆之死则是出于意外，为了对汤姆进行保护，警方将其押送到阿博茨维尔。途中汤姆想逃跑，且有些失去理智。警察向他开枪只是为了吓唬他，让其停下来。结果警察失了手，击中了汤姆的要害部位，导致其死去。

三、结语

文学和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为电影提供了素材，电影也对文学作品的推广产生积极影响，很多人都是因为看了改编的影片才去认真的阅读文学原著。本文以《枪打反舌鸟》为例，侧重分析了小说和同名电影之间的差异。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在出版和上映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去了解这部小说和这部影片。对于人类美好的东西，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于人类丑陋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摒弃，这应该是《枪打反舌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