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凯尔纳视域中的后现代

当今，我们生活在“后（post）”学风靡的时代，西方理论家从各自不同的理论维度，为我们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的理论——后工业、后历史、后现代乃至后人等。理论话语反应了社会与知识的骚乱，引发于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稳定思维模式的解体。后现代理论孕育于“现代”又反叛“现代”，具有多种争议。面对众多的后现代思潮，后现代研究中该如何把握其整体趋势和理论性质？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晚期马克思主义者道格拉斯?凯尔纳于此有诸多启示。

一、后与后现代：凯尔纳的关键词

与紧随中世纪而来的现代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一致，凯尔纳认为“后”术语首先应具有历史分期的功能，它代指“一种历史顺序”，在这个序列中，“先前事件被替代”[1]，与后相关的话语往往带有一份“启示色彩”，蕴含一种“推陈出新的断裂感”。贝尔等人描绘的以“知识与信息”作为社会新的组织原则启示了与工业时代决裂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哈维等人刻画的全球性灵活生产取代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后福特主义”，预示着福特主义寿终正寝；依据前苏联的解体崩溃，福山直接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而利奥塔等人则宣布宏大叙事与解放叙事的现代理论的过时及其对后现代理论与政治的渴求。当然，诚如凯尔纳所指认，很多人认为处于“尽头”的不仅是现代理论、福特主义与工业时代，还包括科学、历史以及现代性本身。

“后”与现代搭配，内涵就变得更为复杂。从字面看，“后现代”即为现代之后。不过，凯尔纳指出，后现代话语其实比其阐明的还要混乱，以致滥用。他从后现代话语的沉积层开始，详细考察后现代术语在不同理论领域的非平衡发展史，剥离“后现代”真相。这种尝试首先揭示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些通行的借以说明现代性过时的观点和术语或许已是“过时”的！凯尔纳表示，早在1870年前后，英国画家查普曼就曾用“后现代绘画”指称某种不凡风格，即“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2]的绘画技艺；1917年潘诺维茨在《欧洲文化的危机》中描绘当时文化虚无主义与价值崩溃时，业已使用“后现代”一词。当然，凯尔纳认为，提出同时代决裂的“后现代”概念的却是萨摩维尔和汤因比，正是他俩建议用“后—现代”时期来表述新的后现代纪元，只是没加系统说明。而且，由于汤因比的普遍主义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只是文明的兴衰交替的循环过程”[3]，加之他的唯心主义和宗教色彩，致使他的后现代性概念与当下使用的后现代性概念相去甚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的关于后现代的观点逐渐地在社会与历史、文学艺术、文化理论等等众多领域展开。总体上，凯尔纳为这一时期的后现代话语体系划分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话语源头——肯定性的话语与否定性的话语。两者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回应，不同在于前者充满了对社会发展轨迹的赞誉，后者反映的则是一种悲观情绪。如汤因比、米尔斯、贝尔、斯坦纳等人的否定性后现代话语就为“处在现代世界终结点上的西方文明构想了一种危机”[4]，这种天启式（apocalyptic）的悲观话语为后来的鲍德里亚等后现代理论家所承接。通过对肯定性观点的进一步考证，凯尔纳又将之分为“社会话语和文化话语”[5]两翼。肯定性的社会话语一翼以德鲁克、埃茨奥尼、费雷以及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为代表，他们乐观地认为技术的进步将会实现与陈旧的过去决裂。与此同时，以桑塔格、费德勒及哈桑为代表的肯定性的文化话语这一翼影响更大，这种文化话语“分享了后来的后现代理论话语的某些认识论观点”[6]，如强调差异、快感与新奇等。正是这种肯定性一类的文化主义话语，再加上后现代文化形式的急剧撒播，为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接受后现代话语做好了准备”[7]，逐渐形成今天各种“时髦”的后现代理论。

二、批判与质疑：凯尔纳的态度

在《后现代理论》中，凯尔纳系统地质疑了从福柯到詹姆逊等经典理论家们的后现代话语，梳理了这些自诩为最新的、比前卫更前卫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与政治的立场和主题，并对其贡献与局限展开评估。同时，在综合地借鉴马克思主义、女权女性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基础上重建一种多视角、多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转向》承接了这种质疑的风格，在横跨多学科的空间里，凯尔纳就社会及哲学领域、传媒及文学领域、绘画及建筑领域、科学技术及政治学领域等“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话题表达了批评性的意见”。他的目标是通过质疑“理论、文化和社会中那些主要的转型”，以便洞察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路径和通道。在《后现代冒险》中凯尔纳批判性地质疑分析了“一系列文学、文化和政治现象：从小说、电影、科学和互联网到全球化与跨国影视文化的崛起”[8]，运用现代和后现代结合的维度来诠释当代生活，以便重建一种公正可行的未来，体现了一个思想家“为人类操心”之职。

正是抱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凯尔纳始终坚持尊重差异与多元，拒绝傲慢、偏见与独断。作为一种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应运而生的新理论话语体系与话语逻辑，后现代理论中不失有一些富有创见的贡献，它们所揭示的正好是那些容易被现代理论无视以及被边缘化的各种现象。凯尔纳的分析不无道理，具体到后现代话语，这些独特的贡献包括：福柯的历史系谱学对现代制度、现代话语及其规约人的行为方式所作的系统分析；德勒兹加塔利微观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欲望的殖民化”以及塑造法西斯主体的潜在过程等；鲍德里亚等对彻底改变了政治、主体性及日常生活性质的全新控制方式（大众传媒、信息及技术等）的理论描绘；利奥塔等对微观政治和新社会运动与改造策略的重要性的强调；德里达等对现代哲学中有缺陷的要素的批判；以及弗雷泽等对后现代理论和女性主义的新综合……。所有这些后现代理论成就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地图绘当前时代和重建激进政治。

尽管如此，凯尔纳也批判了后现代理论的根本缺陷与不足。在他看来，后现代理论与政治主张中大多数过于虚妄而孤芳自赏，执着于简单与偏执而排斥竞争性观点，盲目的排斥整体性、系统化及宏大叙事；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回避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没有对经济问题加以研究，进而未能对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做出恰当分析，也未能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加以阐释，等等。后现代理论的这些缺陷不仅使其理论变得残缺，而且还可能导致与其初衷不一样的结果。诚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其一，就政治而言，后现代过分倡导微观政治而拒斥宏大政治，这“有可能瘫痪被压迫群体的斗争意志，导致政治犬儒主义，或者由于拒斥理性而走向法西斯主义”；其二，就本体论而言，后现代忽视话语的制度基础，“可能会导致文本主义和语言唯心主义”；其三，就认识论而言，后现代对基础、理性、系统性、因果性等一味地拒斥，“可能会导致相对主义或独断主义，导致非理性主义”；其四，就道德方面而言，后现代对理性主体的消解以及欲望主体的颂扬，“可能会导致享乐主义或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9]

三、消解与勾勒：凯尔纳的范式建构

后现代理论抱有对现代理论的核心范畴——诸如主体、意义、因果关系以及理性、真理、确定性和一致性等的消解。但是凯尔纳的贡献不在于罗列各种千姿百态的“消解文化”（Unmaking culture哈桑语），而试图对各种不同领域的后现代理论的基本特征做出综合概括，以勾勒后现代范式。正如其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所指认，“后现代转向”指向众多理论领域，无论现代亦或后现代的，预示着某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10]

在凯尔纳看来，后现代理论作为一套反应社会与文化现象的话语，必有其家族相似性，其延异的踪迹“总体上并非悬而未决，不能定义或分析”[11]。的确，在后现代性理论话语形成的庞杂哲学谱系中：不管是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之后”之思，还是罗蒂关于“后哲学文化”的考察；不管是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还是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知识状况”的探析，以及詹姆逊所做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考证，这些表述无一不指向一种新的理论范式。[12] 凯尔纳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并确立自己的理论愿景——勾勒“那些互不相干的后现代轨迹如何尽管有差异但却结合成一个新的范式。”[13]

凯尔纳认为，现代范式是围绕决定论、机械论的逻辑；围绕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理想；围绕永恒价值、普遍真理的追求；围绕对综合统一的知识模式的向往以及对解放政治的乐观主义信念而建构。这种指认很重要，因为后现代范式正是在对现代范式的抨击与解构中得以确立。一种共有的感性是认为现代方法、现代概念是一种还原论、过于总体化，并以此确立了后现代范式的路径特色：视乌托邦为歹托帮，以反人性攻击人道主义价值观；放弃机械论方案和决定论计划，而拥抱偶然、模糊、自发和有机论等新原则；以激进的怀疑论、虚无论及相对主义挑战所有对客观、绝对与真理的信仰；一切界限被颠覆。[14]在此基础上，凯尔纳对后现代范式的共同主题进一步确立，并概括为四个方面的总体取向：第一，摒弃整体与统一，转而操弄碎片、取向多元、承认差异、固执复杂；第二，拒绝秩序的刚性、意义的固化以及结构的封闭，转向无序与混沌、游戏与可能，欣赏不定与不全、多义与开放；第三，放弃再现说的认识论，拒绝朴素的实在论，而主张相对主义与透视主义方法，酷爱阐释学，注重文本间性以及模拟与反基础；第四，对不同学科之中以及学科之间进行解构，其边界成为新重点。[15]

四、马克思与尼采：凯尔纳的路径

在凯尔纳看来，正是马克思开启了一种关于断裂的话语，他的名言——“抽象成为统治”——揭示了后现代的秘密。马克思为我们描绘了一副资本主义各种颠倒和抽象的社会画面：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颠倒；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关系的颠倒。凯尔纳认为，颠倒根源于社会的抽象化，一种与工具理性密切相关的抽象化过程。当以一种经济方法来看待主体与客体时，其本质就异化为一种“非现实的抽象”，这种“抽象”或表现为一种“符号”，亦或某种“虚幻物”。正是在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的揭示中，“后现代的影子”被凯尔纳敏锐捕捉。正如学者指出，“当货币不断将现实转换为非现实，不断制造出虚幻的消费社会时，任何本质化的过程将被遗忘，人们将会追求虚假的幻象。”[16]这也是鲍德里亚的主题旨趣。沿着马克思对“抽象”的理解，凯尔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和本真分裂的根源，“在这里抽象化发现了它最初的和延续的支持与给养”[17]。在他看来，后现代就是这样一个颠倒性阶段，一个“贯穿于商品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化”[1](P133)全过程的阶段。

境遇主义者德博尔把马克思的“抽象”扩大化，拓展到消费与日常生活之中。德博尔的核心范畴——“景观”标示着“商品”已经占据着整个社会生活的事实，也从另一个更为隐秘的层面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在这里，一切真实都被抛弃，人们沉浸在景观的幻象中，而真正的日常生活却被景观所掩盖。凯尔纳解释说，其实景观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一种“被官僚控制的社会（列斐伏语）”，是金钱的另一面，而这恰与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分析是一致的。从马克思的“商品”到德博尔的“景观”，凯尔纳继续描绘了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类象”世界，一个比前两种更加抽象的世界。“马克思与德博尔描述的假象与现实的倒置如今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中已被极端化定论且推向最高阶段”[18]。在鲍氏那里，客体被完全消解，消融到影像与封闭循环的符号交换当中，消解到后现代世界的超真实和内爆之中。不但客体消失，甚至连主体也不复存在，不管是主体或主体性只不过是一种类象世界的幻象。[19]凯尔纳评论道，在鲍德里亚眼里，类象成为了统治，而真实消亡了！

对于尼采，凯尔纳特别强调尼采具有鲜明后现代特征的多视角的方法——“透视主义”。“透视主义”否定绝对，不承认有可能的普遍价值，“所有的思想、价值、立场等等都是关于现实个人和权力意志的构造之假设，对其的判断得根据它们是否有益于生命的价值和强者个体。”[20]凯尔纳认为，尼采信奉的不是“事实”而只是“解释”。明显地，按照尼采的逻辑，“解释”会因人而异，就会充满假设，就会带有偏见和限制。因此，一个人为了避免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就必须学会用多重视角去说明解释所运用的知识。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尼采批判了本质主义，认为“客体并不具有一个统一连贯的本质，其显现根据它们被观察、解释以及根据它们所显现的背景关系之透视而各不相同”[21]，同时也鄙视哪些相信科学可以独自获取真理的人，进而导致他对于科学、哲学以及任何一门学科通向真理的单一道路提出质疑。他的这种方法为后现代主义者在另一个层面加以极端化，如游戏的后现代主义对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分强调。

作为后现代转向过程中最重要也最富争议的人物，尼采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福柯及其他后现代理论家”[22]。的确，在西方思想史中，尼采更多是作为一个叛逆者的形象出现，他用新式哲学对传统哲学展开清算，意味着传统哲学的终结。从这个角度看，视其为“后现代的开端”似乎有一定道理。他提倡强力意志，用他的超人哲学为理想人生摇旗呐喊，他对现代理性的批判、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消解、对基督文明的漠视、对真理和客观观念的怀疑、对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抨击，无一不体现出后现代的特征，两个时代的反叛者的精神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正如凯尔纳所指认，后现代主义者重在消解，而尼采的批判怀疑只是工具，目的在于重建，这也是尼采与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差别；但是，也正是尼采“想象了一种与现代性的后现代断裂”。

五、结论

从总体结论看，凯尔纳指出，我们正处于“现代性和一种新的、至今尚未得到妥当理论说明的社会情境的分水岭上”[23]，即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凯尔纳承认，确实有一种对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后现代话语，但他坚持认为后现代（性）实质上没有超出现代（性）范畴。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后现代只是现代性自身的某种改变和调适，或者说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的一种强化形式，一种现代的激进化表现。凯尔纳“选择展现后现代‘转向’或‘转变’的话语来代替断裂”[24]，持一种温和的态度表达了后现代之于现代的“非终结性”和“连续性”。确实，仅从表面看，现实中不管是大众化、商品化还是传媒技术等现代现象在后现代语境中似乎已然内爆。细想，其实这也不过是某些现象被局部放大，以致与现代世界产生中断感而已。却如凯尔纳所言：“那些赞同后现代决裂和断裂的极端论述歪曲了我们与过去有着连续性的感觉，以及许多‘后现代’的现象产生于现代之时代或在现代能够找到类似之处这一事实。”[25]凯尔纳一再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理论历史的连续性，于此，我们可以说后现代在于现代之后，它的意识属于后现代的，但它的根却深植于现代性的土壤之中。

凯尔纳的后现代观借鉴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方法以及批判质疑的态度，详细考察了种种后现代的离奇观点，在扑朔迷离的后现代景象中勾勒了不一样的后现代进路，拒绝傲慢与偏见，凸显了其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涵养。从理论特征看，凯尔纳坚守现代理论的价值，维护其有效性，“反对后现代极端化思潮以及蛮横的理论态度，反对‘后’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反对脱离资本主义的逻辑抽象分析社会现象。”[26]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更重要的是，处于变革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时不时也会面对各种社会思潮，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社科知识分子尤其需要这种冷静的理论反思与质疑批判的态度，以便把握住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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