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自传》中的创伤叙事——文学论文

    黑人女小说家牙买加·金凯德(1949～)(Jamaica Kincaid)是当代加勒比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她获得过包括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和全美图书奖在内的诸多殊荣。金凯德1965年从故乡安提瓜移居美国，此后一直定居纽约。她出版的小说无一不与获得独立前后的加勒比地区诸岛国有关，其人物原型不仅有作家本人及其母亲，而且还有她的父亲、弟弟和妹妹等人物，内容涉及家庭关系、移民遭遇、殖民主义压迫等主题。

    《我母亲的自传》（以下称《自传》）被公认为金凯德的代表作。该书以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多米尼加为背景，而多米尼加正是金凯德母亲的故乡。叙事采用第一人称，女主人公雪拉的痛苦人生回顾是一个创伤的记忆，创伤叙事占据了文本的显著位置。创伤叙事不是再现暴力事实，而是再现受创伤个体在遭受外部世界打击下之后的心理反应。《自传》再现了女主人公心理创伤的各种症状，不安全感、疏离感、冷漠、愤怒、疯狂等，其个体创伤遭际与性别、种族、殖民主义等问题交集在一起。本文拟通过分析创伤叙事，解读雪拉创伤背后的心理、文化、历史成因，探究金凯德创伤书写的意义。

    表面上，雪拉的创伤首先是由个人家庭悲剧引发的，她的母亲在她刚刚出生时候就撒手人寰，她的父亲早早将她同脏衣服包裹一起丢给洗衣女工尤尼丝，早逝的母亲难尽养育之职以及父亲的无情抛弃造成《自传》中雪拉最为明显、且一再重复出现的心灵伤痕。

    在文本开篇，如今已经70多岁的雪拉回首往事，她的出生和母亲的去世联系在一起，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死亡的阴风中：“我的母亲生下我就死了。因而，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唯有虚无伫立于我和我的来世之间，我的身后总是吹拂着一股凄寒而又晦暗的风……在整个一生中，我一直站立在悬崖峭壁的边缘，我所失去的东西令我变得脆弱、冷酷和无助”（1-2）。雪拉对母亲之死的反应不是泪水涟涟，无比悲伤，而是耿耿于怀，一腔愤怒，感觉自己陷入生和死没有边界的生存悖论中，生与死之间是没有希望、没有意义，因而也没有存在感的人生，在她看来，母亲的死亡将她抛入无情的世界，是她的悲剧的开端，她无法不去想象缺席的母亲，也无法释怀这丧亲的痛苦。

    佛洛依德在“悲悼症和抑郁症”这篇文章中，根据人们遭受失去所爱之人或物等客体的不同反应，区分了悲悼与抑郁症两种心理创伤疾病（243）。悲悼症患者能够直面认识到所爱之人已经离去，通过悲伤地哀悼去释放贯注在失去的对象上的心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从悲痛中走出来。抑郁症是一种失败的悲悼，患者的创伤反应永久存在。抑郁症患者不但不能完全意识到到底失去了什么，而且拒绝承认失去、拒绝面对丧失并且陷入深深自责与愤怒等负面情绪中不能自拔，他们无法将对所失去的客体的心理关注宣泄出去，而是将已失去的对象纳入了自我，封存起来，成为一个密穴。雪拉将已亡故的母亲当作“活着的死人”存藏于内心深处，成了她的自我的一部分，这个被藏匿的异己自我使她的主体分裂，陷入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不断迫使她思考自己被抛入这个无情世界的“谜底”，苦苦追问为什么自己会被遗弃。有关母亲的回忆成了属于她个人隐秘的创伤。雪拉是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抑郁症患者，一个处于自我分裂中的创伤主体。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具有“强迫性”重复的特点，创伤记忆在经历一段“隐匿期”之后“重复地”、“反复地”回归，似鬼魅附体似的控制创伤主体。在雪拉的自叙中，她对母亲的想象成了梦魇，萦绕不去，强迫性地重复着：“我一夜又一夜地看着她的脚，只有她的脚在朝我走来，永远是在朝我走来”。在梦中,母亲的形象残缺不全, 她没有声音，也见不到面容。女儿所看见的只有她的脚，她的身体的最底端，这暗示着母亲在加勒比社会的底层人身份。即便母亲可望而不可及，她还是女儿欲望的对象，雪拉描述着自己对母亲的渴望：“我需要这样，她一次又一次从梯子上走下来，一便又一便，我在梦里通宵望着她。”母亲的幻影就这样缠绕着她，使她不能安宁。 

    雪拉成长于多米尼加刚刚获得独立之际，从雪拉对个人生长环境展开的叙事，可以看到加勒比后殖民社会的性别、阶级、种族问题与她遭受创伤不能哀悼之间的关联。性别与种族的压力使得“活着的死人”这样的生存悖论成为雪拉母女等加勒比女性无法逃避的命运，她们受父权与殖民主义双重压迫，被放逐在社会边缘，无法发出声音，她们历史从而也被剥夺了，这就是加勒比女性的社会死亡。

    雪拉的母亲是加勒比土著居民，从小就被遗弃，无父无母，她在欧洲人开办的修道院长大，奥地利修女用了自己的名字——雪拉·克劳黛给她取名，在这个欧洲女性的名字中看不到土著女性的家庭身份线索，母亲在和雪拉父亲生活在一起之后，这个名字又添加上了父亲家族的姓氏“理查德森”，父亲是黑人奴隶后裔与苏格兰白人的混血后代，“理查德森”还是来自欧洲的姓氏。雪拉继承了母亲的名字，母女同名，对雪拉而言，整个“名字”全都刻印着殖民者的印记，也从来就不是认识自己的方式，而是印在自己身体上的殖民主义的污点：“雪拉，克劳黛，理查德森，这些人是谁呢？即使你仔细看，盯着看，最后也只是绝望。羞耻会让你一直沉醉在自我的怨恨中。” 

    雪拉的母亲去世后，她的名字成为家庭禁忌语，不曾为父亲所提及。于是，她既没有家庭历史，也没有民族历史，加勒比土著民族历史已经因殖民征服被抹杀掉，只留下点点碎片，土著人只有作为失败者、被征服者、边缘人，才能在征服者的战绩簿的角落留下了一点附注。在多米尼加摆脱殖民统治时候，国内加勒比土著民族还剩下不到200余人，属于“消亡的民族”。母亲成为整个文本的黑洞，一个缺失不在场的符号。小说的题目就是个悖论，雪拉想要想象出母亲的一生，但是母亲的血脉淹没于历史尘埃中，无从说起，结果她所能讲出来的不是母亲的故事，而是她自己的人生故事。用自己的人生故事为母亲立传，她试图将自己的认同置于消亡的加勒比民族一方中。然而，母亲就像干涸的河流，无法给与她认同的源泉。

    在自我萌芽的初始之际，雪拉首先感受到的是种族与肤色带来的歧视与压力。她的生长的环境中处处留下殖民统治的印迹：学校实行英语教育，学生们在学校里只能说英语，老师严禁学生提起本地文化、使用本地语言，雪拉在学校最早学会的文字是悬挂在教室里的地图上印的“大英帝国”。学校里的黑人老师和学生继承了白人看待土著居民的眼光，鄙夷地对待雪拉的土著血统，无助的小雪拉只有向从未谋面的母亲诉说绝望、恳求救援：“没有人爱我，只有你能爱我，我遭受着语言的打击，遭受着棍棒的打击，遭受石头的打击。”学校和教育从来不会给予加勒比人的认同问题一个答案。雪拉想知道“我是谁”，但是“学校没有给我答案，只给了我愤怒。”母女的遭际表明，后殖民历史就是一个历史创伤，后殖民历史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征服与统治下的摧毁土著记录—发生在物质层面上的实际的破坏，后殖民历史是给被殖民者精神上造成更具灾难性的伤害的历史”（Ifowodo 2）。雪拉只不过是承载暴力历史创伤的个体之一。

    多米尼加政治上获得独立，殖民者军队撤离了，但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仍根植于加勒比人的思维中，殖民征服的遗产就是普通人心理扭曲，互相之间残酷相待：“无情是唯一可以继承的真实遗产，而残酷有时则是唯一可以免费得到的东西。”在后殖民社会，族群之间仍保持殖民统治时期的等级化，同胞之间只有倾轧与剥削，雪拉的父亲是新成立的统治集团中的一名警察，他“鄙视所有行为举止像非洲裔的人……所有那些被打败、被毁灭、被征服、贫困、多病、低头哈腰、面对残酷而变得麻木不仁的人。”父亲对有求于他同胞的冷酷无情，对待上级则极尽谄媚。在父亲的家里，继母在人前人后摆着不同的面孔对待雪拉，用各种方法毒害她，企图排斥她离开家里。雪拉与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形同路人。雪拉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爱不存在，加之受到创伤经历的影响，她的人际关系显得异常紧张，她几乎没有社交与朋友，一生之中“唯一拥有的友谊”是与寄养家庭的女主人拉巴特夫人交好，拉巴特夫人对她的善举使她感动，就在她开始扪心自问这是否就是爱，结果却发现了拉巴特夫人要利用她做代孕工具，为其丈夫生儿育女。

    严酷的现实让雪拉完全抛弃了从他人那里寻找爱的幻想，她割断与外界的联系，在自我关注中建立自己的认同，找到使自己生存下来的力量：“没有人注视和观看我，我注视和观看我自己，这种看不见的交流流出去，再流向我。出于绝望，我公然挑战性地爱上了我自己，因为我别无选择。”她在对自己身体发肤的极度关注中，发现自己所具有的加勒比人的长相特征是美好的、悦目的，而不是白人文化评判的那样丑陋不堪，只属于劣等人种。她从培养自己身体器官的愉悦中肯定自己身为女性的自主权力，在自我关注中，她能够一度逃避种族与性别歧视。

    然而，自我关注逐渐演变成极度自恋，雪拉明白这种自恋的爱是扭曲的，像“已经发臭的饭”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她只能如此，这种爱“还是要继续下去，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爱可以将其替代，它是不被人推崇的爱。”自我关注使她将自己封闭在冷漠的外壳里，沉浸在孤独的情绪中，这些都是创伤的症状。艾瑞克森认为有创伤经历的人，会以麻木、冷漠筑起一道盾壳，来保护其受创的自我。“受创伤人们所共同出现的疲惫、麻木与感受迟钝，可能意味着与他人的连结变得困难”（Erikson 186）。雪拉成年后的人生亦是如此，她满怀着不安全感与敌意，退缩到封闭的自我分裂的世界，独来独往，与情人只有性需求而无爱，嫁给和自己父亲同龄的丈夫但是拒绝履行妻子的角色，还在心理上疏离他。

    对自我的关注使雪拉着迷于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我将生命抓在我自己手里”，这成为她的生存之道，失去对个人身体控制对雪拉来说意味着将失去自我生存力量的源泉。当她发现自己的身体被人利用，有了拉巴特先生的孩子之后，心理再遭重创：“她想要一个我可以生的孩子。他会看见我体内的孩子，最后抱在他的怀里，悬在空中像个幽灵。”这个未出世孩子的幽灵侵扰雪拉的意识，使她几乎不能分清现实与幻觉：“他总是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我体内的这个幽灵孩子，我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我的耳朵拒绝听他。” 在她的潜意识中，幽灵孩子是异己之物，母子并不相连。

    一场血肉模糊的堕胎和杀子的想象是整个叙事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场景。肉体上的疼痛感与心理上的创伤使雪拉的理性消隐，雪拉对于母亲的双重力量——赋予生命、剥夺生命近乎疯狂的想象，是心理变异，也是意图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而表达的一种抵抗形式。 

    我可以生育孩子，他们会象青藤上的果子一样悬挂在我的周围，但我要用上帝那样的疏忽毁掉他们。我可以在早晨生下孩子，在中午用来自我身体的水为其洗浴，在夜晚将他们吃掉，将他们全部同时吞下。他们可以活，然后他们就可以死了……我会将他们从极高处抛下，摔碎他们浑身的每一根骨头，而且这些骨头永远无法再拼置在一起，愈合如初；愈合绝对没有可能。当他们成了纯粹的尸体时，我要装扮他们，把每一具尸体放进精美的木盒里，再将精美的木盒埋进泥土，并忘记他们被埋葬的地方。（78）

    在雪拉令人毛骨悚然、违反人伦的杀婴铺述中，生与死没有边界的生存悖论再次在她所想象的孩子身上重复着，被殖民者的后代上演上一代的悲剧，讽喻父权压制与殖民主义遗留灾难性后果梦魇般的传承，雪拉拒绝孩子出世，就此阻断了悲剧循环。但是，她的人生更加虚无与绝望，到了暮年，她还在纠结于人生没有意义，除了死亡，人生不由己。

    “某些生命个体将永远背负着暴力历史的重负，如殖民入侵、奴隶制、大屠杀等”（施瓦布140），雪拉就承载着这样的重负，经历着不能承受的创伤之痛。雪拉流产后的这段叙事显得凌乱，现实与过去的记忆交迭如水波荡漾，堕胎、与父母亲相关的记忆倾巢而出，她想到母亲自小被遗弃，在死后连父亲都不再提起，似乎母亲从未存在。雪拉拒绝重复母亲的命运，只生育而不能养育，她也拒绝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因为这个孩子即使出生，他的不合法出身也将会被隐瞒，他不会知道自己母亲的历史。“创伤应当被理解为是生活经验的汇集或某个独立事件造成的，是持续情境或某个尖锐事件所造成的”（Erikson 185）。《自传》中雪拉的心理创伤，是来自日积月累的家庭、文化、历史与社会问题纠结而成的。

    在《自传》中，雪拉在多重交迭的创伤下，陷入身份认同危机，从她内在创伤的积聚与复杂性，以及她潜藏的抗拒心理，她游移在疯狂边缘的心理挣扎，可看出整个后殖民社会的复杂身份认同问题。雪拉通过极度的自我关注来控制自己的身体，认识自我，逐渐走向一种否定性认同建构，她拒绝承担父权制社会传统的母亲“生育子女”、妻子“服伺丈夫”的角色，也拒绝认同父亲的欧洲血脉，拒绝白人文化的精神殖民视土著居民为劣等民族他者。金凯德的创伤书写表达了对父权与殖民体制势力的抗拒。

参考文献

[1] Erikson, Kai.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C]. Ed. Cathy Caru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S, 1995.183-199.

[2] 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 of Sigmund Freud [M]. Vol. XIV.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237-58. 

[3] Ifowodo, Ogaga. History, Trauma, and Healing in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M].  New York: Palgrave, 2013.

[4] Kincaid, Jamaica. 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 [M]. New York: Plume,   1997.

[5] 施瓦布，加布里埃。《文学、权力与主体》[M]。陶家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