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者的呈现——以《喜福会》《扶桑》为例

    一般来说，美籍华裔作家可被分为两个群体：美国生、美国长的“土生族”（native-born）作家和成年后移居美国生活的华人作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两个群体再次将华裔美国文学推上高潮。前者以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及徐忠雄等美国“土生族”作家为代表，后者以哈金、严歌苓、查建英及李翊云等“新移民”作家为代表。“新移民”作家特指1978年中美建交以后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士。其中，谭恩美与严歌苓分别是两个群体最具特色的作家。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是当代华裔美国文坛最闪耀的作家之一。她最具代表性、最成功的小说《喜福会》荣登当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持续了九个月；随后入围“国家图书奖”，并荣获“港湾地区书评奖”。由于谭恩美作品的极度畅销，评论家J. Simpson认为她的成功带动了亚裔作品在90年代初的新生；评论家Orville Schell认为她开创了一种新型美国小说题材；学者Sauling Wong把其当做“谭恩美现象”，仔细考量其成功。

    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Yan Geling）,1957年出生于中国上海，被称为“目前在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1995年，其反映华人移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扶桑》荣获台湾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长篇小说奖”； 2002年，英译本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登上“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评论家Philip Gambone认为该小说是对人类情感的一次敏锐的探索性对话；英国《出版新闻报》发表评论，赞扬作者以极为独特的语言表现了生动的历史场面；学者王德威直接评论《扶桑》写的是个‘神女’变为‘女神’的故事，是严歌苓历次得奖作品中最好的一篇”。

    本文把两位女作家代表作并置比较因为：两位同时代的华人女作家都在书写中国叙事；两部小说已经共同进入东西方主流社会，从而能够作用于读者的文化心理层面。但是，华裔美国文学评论界对新移民文学关注还远远不够。从“土生族”谭恩美到“新移民”严歌苓叙事文本的嬗变，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本身。本文意在对比论证两位作家的文化身份如何影响文本，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中国叙事。更重要的是，本文尝试分析文学与历史与权力政治如何相互作用，及文本的社会性象征行为。

一、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

    长期以来,由于对“黄祸”的恐惧和对“模范族裔”的政治需求，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两套针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柔弱的、等待救赎的 “善者”形象，与极度邪恶、残暴的“恶者”形象。这都在《喜福会》中得到充分印证。首先，其中国女性形象完全符合柔弱“中国娃娃”和邪恶“龙女”的刻板印象。小说中，四位母亲在中国的生活充满家庭暴力与父权制教条。她们内心忍受着痛苦与煎熬,仍要时时遵守中国传统的训诫。就像安梅观察到的“我的母亲，她受了苦。。。这就是中国；她们没有其他选择；也不能讲述或逃跑。这就是她们的命”。这种沉默、受难的中国女性形象正好符合西方人的想象：等待救赎的“中国娃娃”。同时，《喜福会》里第二类女性形象正是狡猾危险的“龙女”形象。她们打骂孩子，欺辱同性，清楚地知道如何控制家人。比如吴青的二姨太为维持自己的地位，帮丈夫诱奸安梅的母亲，后又抢走其孩子致其自杀身亡。其次，小说男性形象也一再落入邪恶“福满洲”和模范“陈查理”的旧桎。从洪天余到吴青再到映映的滥情丈夫，大凡身处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男性，都是邪恶、残暴、非人性的。但是，在美的华人男性却都是温顺谦卑、又努力工作的模范移民。新年聚会中，丁叔叔为一小笑话暗自练习数次，仍以失败而告终的事例，更可看出在美华人男性被去势、被弱化的失败者形象。

    小说《扶桑》彻底解构了这种刻板印象。女主人公扶桑虽处在受摆布的弱者地位，却始终保持一份内在的从容和自信。白人男子克里斯几欲拯救扶桑，甚至许以婚姻，却屡屡被拒。直到最后，克里斯意识到他正直的一生其实是被扶桑宽恕下来的。扶桑的这种逆反态势就使得她外在的弱势中透出一股内在的强势。用王德威的话说，这是一个从“神女”到“女神”的中国女子。其次，男主人公大勇一方面具有统领者的强悍：他被认为是华人街的守护神，令前来惹事的外国佬都闻风丧胆；另一方面又怀有极度柔情：内心一直保留着对家乡母亲和妻子的温情。对于他的邪恶之处，作者先为他解释是备受歧视和欺辱环境下生存的必需品；最后亦通过大勇捐赠幼女事件使其彻底完成道德回归。所以这里的中国人都不再是任何好与坏的极端。他们完全脱离了西方社会里的刻板形象，变得完整真切、有血有肉。

二、截然相异的中国元素

    《喜福会》里的女儿们最初厌恶一切跟中国有关的事物：母亲花哨的衣饰、亲戚不雅观的吃相、家里难闻的油腻味或樟脑味。通过谭恩美的描述，美味的中式菜肴变成了难以下咽的油腻的饭菜；中国的菜市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传承中华文化的风俗、信仰亦被极度“他者化”。月亮娘娘、二十六扇凶门、西天王母娘娘等神话与鬼故事在吸引西方读者的同时，必将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中国人迷信、无知的刻板印象。而且，这种口述的方式使得真假界限变得模糊。这些恐怖、诡异的异域故事会被认为等同于中国与中国人。总之，用胡卿( Khanh Ho) 的话来说:“在每个故事里,谭恩美都不遗余力地描写一些稀奇古怪的人,一些富有异国情调的食物,一些可笑的风俗。她非但没有将这些融入故事框架中去,还让这些细节破坏了一些本来是十分动人的场景”。

    跟《喜福会》相反的是，《扶桑》开篇即是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一根白玉簪、一串浅红绢纱花、一身大红衣裳、一袭月桂香气，伴着扶桑的每一次出场，直到最后她身着大红喜服带着大勇的骨灰离去。这里所有的中国服饰、中国元素不但不遭人厌恶，恰恰相反，美艳且庄重。这种庄重甚至神圣的情感通过男人们群体性对垒得到更大印证。两群男人各在右臂上缚一根黑巾或黄巾，手持与臂上巾子颜色相符的刀斧。“头皮刮得青光如卵，辫子上了油，一律穿上牙白绸马褂，牙白绸裤，褂子一律不扣，当襟两排长扣密齐地排下去，风一吹像扬帆鼓风，出来闷声的哗哗哗，相当悲壮”，然后鲜血撒到飞舞地白色绸缎上，更是壮观又触目惊心。在描述决斗场地、决斗器械之时，严歌苓多次直接选用“古老”、“古时”、“古典东方”等类似词汇。这种力图为中华文化代言之情感即可窥一斑。这正如后殖民主义学者法侬所指出的：“这种对过去民族文化的张扬不仅恢复了民族原貌，也会因此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希望” ⑪。

三、西方救赎vs.东方回归

    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被描述成一个集自由、民主和富饶为一体的“天堂”。每天，数以万计的移民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这个梦想之地。《喜福会》里的母亲们也一样。她们倾尽全力逃出充斥着战乱、瘟疫、贫穷的中国，奔向自由、民主、富饶的美国。即使到了美国，也要为此改名换姓，以避免被遣送回国。她们相信：“在美国，女儿将应有尽有，不会烦恼不会忧愁！”12；“在美国，任何梦想都能成为事实” 13。母亲尚且如此，女儿们又何当不为？她们都选择了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最直接的方式：嫁给白人男性。露丝认为泰德才是搭救她的勇士；薇弗莱认为她与里奇的爱是世上无以伦比的。当母亲们担心被美国当局遣送回国之时，女儿们都担心会被美国的丈夫的轻视、抛弃。究其原因，《喜福会》里的母女两代都视美国为救赎天堂。

    其实，对西方人而言，白人拯救有色人种是承续绵远的主题，是世代相传的神话。同样，《扶桑》里的白人男子克里斯也终日沉醉于心中昂然的骑士气质，立志要将扶桑从她所属的“低劣人种”中拯救出来，“梦想着自己变得高大，为一个手持长剑、勇敢多情的骑侠，去搭救一位囚在昏暗牢笼中的奇异的东方女子，用剑斩断囿她于其中的罪恶” 14。但是克里斯却只是一个孩子，他自己都受困于大勇刀柄之下，更何况克里斯还参与了对扶桑的群体性强暴。直到克里斯的晚年他才意识到他一生平和、正直的生活都来源于扶桑的包容与宽恕。所以，这里不再是“白人男子从有色男人手里拯救出有色女子”的神话，而是有色女子在拯救白人男子。这种族裔与性别的强、弱势颠倒彻底批判与颠覆了美国种族主义和白人拯救神话。其次，《扶桑》里的中国也不再是战乱、肮脏、贫穷的象征。那是大勇力量和勇气的源泉，是他梦想的回归之地，有他温柔善良的妻子在等他回家。同样，怀有类似回归梦想的还有众多在美华人，因为他们在美被肆意凌辱、欺压、甚至杀戮。但是穷尽一生，这些受苦受累的华人劳工都没能攒够返途费用，只得在美孤苦终生。温柔沉默的扶桑亦毅然拒绝克里斯的求婚，选择在大勇被行刑前完成一场中式婚礼，然后带大勇的骨灰回归中国。

四、对“她”者的反思

    通过以上对比，显而易见的即谭恩美和严歌苓的叙事是“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的截然对立。那么有待解决的问题即为其不同之原因。为此，我们需要把文本与历史语境统一起来，探讨作家的身份认同，以及文本的社会性象征行为。就像赵建秀曾指出的一样：“在我们能谈论我们的文学之前,我们需要解释我们的情感,在我们能够解释我们的情感之前,我们必须勾画出我们的历史” 15。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反越战等社会浪潮大大激发了亚裔美国人的民族意识。但是，大部分“土生族”华裔美国作家如谭恩美、汤亭亭、任碧莲都曾公开强调自己的美国身份；虽然赵建秀、陈耀光为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呐喊，他们更强调自身特有的“亚裔感性”，以建构他们的“美国性”；汤亭亭、徐忠雄的作品里甚至公然嘲笑和讽刺华人新移民。这种认知背后有华人移民上百年沧桑屈辱的历史背景，更有美国盛行的种族主义文化、政治因素。后殖民理论家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黑人普遍存在一定的自卑情结。由于殖民主义者向殖民地人民长期灌输“白人优越论”的思想,殖民地黑人更愿意使用和适应殖民者的文化习俗，用以补偿自我身份的自卑。同样地，这些美国生、美国长、又受美国教育的华裔作家，他们不可能不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强势文化与“东方主义”的影响。赵建秀等人在《哎呀》里也表示：“在连续七代人的时间跨度里，由于种族主义司法过程的压迫和变相的白人种族社会偏向，使得今天的亚裔美国人生活在自我蔑视、自我否定和人格缺残之中” 16。所以，《喜福会》中对中国文化厌恶和排斥的现象一定是由居强势地位的美国主流文化造成的。

    然而，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则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在中国大多是已经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所以能以一种文化自信去重新审视自身的移民经历和移民身份。同时，中国大陆80、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一定带给海外华人民族自信心的增长。但是，美国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情绪不会立刻烟消云散，甚至还会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强大存有担心和防备。比如，严歌苓在与美国外交官恋爱期间就曾受到美国FBI的多次盘问和审讯，甚至要求她接受测谎测试。这一遭遇使严歌苓明白：“在美国，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在这里的外国人是次等人种” 17。历史学者Sucheng Chan曾指出:“只有当本地社会成员给外来移民以成为平等的、同居一方土地并且在根本意义上互相影响的社会成员的机会时，同化才可能会发生，不幸的是，晚近以前亚裔移民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 18。个人屈辱的经历使严歌苓不断反思在美华人的社会境况与历史问题。这也是《扶桑》的创作由来：

    近三四年来, 我在图书馆钻故纸堆, 掘地三尺,发觉中国先期移民的史料是座掘不尽的富矿。一个奇特的现象是, 同一些历史事件、人物, 经不同人以客观的、主观的、带偏见的、带情绪的陈述, 显得像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华人心目中的英雄, 很可能是洋人眼中的恶棍。由此想到, 历史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客观的。我始终在一种悲愤的情绪中读完这些史书, 中国人被凌辱和欺压史实惊心动魄, 触动我反思: 对东西方从来就没停止的冲撞和磨砺反思, 对中国人伟大的美德和劣处反思19。

    所以,当土生族作家在大声疾呼“还我美国”之时，严歌苓每每提到美国，总是强调自己不过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一个寄人篱下的寄居者，不属于那里的主流社会；甚至已经在美国生活20年后，她依然表示自己永远不可能融入美国生活20。持同样情感和身份观的新移民作家大有人在。比如，即使以英语作品屡获大奖的哈金，在美国生活20年后，依然表示希望回到中国教研，或者尝试用母语写作21。同样，获得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的查建英也认为中国才是根，才是故乡22。

    文学与历史与权力政治总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谭恩美与严歌苓的写作对立也源于历史语境下各自对“自我”和“他者”认知的不同。对于谭恩美，美国才是家园，中国只是个遥远的“他者”。故其小说中不断出现“进步的”、“第一世界”俯视“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现象。同样，严歌苓的反东方主义叙事也源于她把美国视为“异域”。写作是她“对抗”美国主流霸权话语的一种方式。她不仅认为历史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客观的，而且还表示她所构造的扶桑“体现了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得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不可能被任何文明和文化所化的‘雌性’” 23。这种创作理念甚至跟华裔学者激进派赵建秀提倡的注重民族文化特性，挖掘遭到压制的历史，重建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不约而同24。所以，严歌苓以特有的族裔视角审视、甚至批判西方文化的写作则更值得关注。她是在以政治斗士的身份，为第三世界及其大众生活代言，期待打破旧的话语霸权、产生新的反话语。基于此，华裔美国文学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新移民作家的作品。诚然，现阶段国家概念、族裔身份出现了“去领土化”和“去国家化”的倾向。“新移民”作家这种强烈的“异”“已”之辩，跟当下所提倡的“世界主义”相悖。但是，忽略了曾有的独特的历史经验，丢失了自己的特色，我们恐怕将会再次重返大熔炉之悲剧。

五、结语

    萨义德在揭露西方对东方霸权式构建时，也客观地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自我身份的建构，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 25全球化的交流下，面对数百年的西方文化霸权，我们该如何去努力消解霸权？东方应该怎么呈现自我？怎么表述族群叙事？这是所有有使命感的作家与个人都应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

【2】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 属下能说话吗？[A]. 罗钢，刘象愈主编.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