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乾坤阴阳——评周敦颐的文艺思想与文学创作

一、周敦颐的处世为人

在思想上，佛道二教经过隋唐的大盛，至北宋已与儒学鼎立三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而中唐时期，韩愈提出“道统”观念，成为崇儒排佛老的里程碑式人物。至于北宋，统治者开始普遍推崇儒道。周敦颐学术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援道入儒”（如《太极图说》），这反映出北宋崇道排佛的时代风尚。同时，为了传道和授业，北宋的士大夫开始广泛采用私人书院讲学的形式，“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是宋初书院讲学的代表，他们“一反训诂文辞之风，强调社会经义与时务。”

在文学上，继韩愈主张“文以明道”、倡导文章的社会政教功用以来，庆历作家群体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等将“复古明道”与人生统一起来，缩短了“道”与现实的距离，拓展了文学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述了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这不仅是范仲淹的个人理想，也成为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整体追求，也恰好反映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

在此时代语境下，周敦颐应运而生，他的作品中明显地体现了理学与文学的互动。作为理学家的周敦颐，强调“文以载道”，这在《通书》中表露无遗；另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的周敦颐吟诗游乐，“寓怀于尘埃之外”，这在他的诗文中占有突出地位。

蒲宗孟在回忆周敦颐时写道，周敦颐年少“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故仕而必行其志，为政必有能名。”这与黄庭坚形容其“光风霁月”稍有出入，显示出周敦颐为官虽入世，而为人却超脱。所以周敦颐“一生嗜好山水，讲求清净，既有道家的超尘出世之风，更兼文人览胜寻幽之好，加上居官理事敢于负责的严肃作风，是一个性格多向的人物。”

前后两者貌似矛盾，可以用周敦颐本人的诗歌来概括。《按部至春州》中“丈夫才略逢时展，仓廪皆无亟富民”一句体现的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抱负；而《宿大林寺》中“始觉空门客，不生浮世愁”一句反映的则是佛道的出世追求。这一入一出之间，恰恰透露出周敦颐本人在政治追求、日常生活和理学思考之间的张力。

中国自古有将对立统一的双方归结为“阴-阳”结构的传统，这是《易经》哲学的首创，也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的哲学主题，更是周敦颐生命实践的底色。换言之，周敦颐的政治理想没有干扰自身对山水自然的游乐和对诗文的创作，而他自然悠游的处世态度，也并不妨碍他对理学之“道”与“诚”的思考与构建。在周敦颐的生命中，儒家的“乾”（刚健、入世）与佛道的“坤”（柔顺、出世）被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二、周敦颐的文艺思想

周敦颐的文艺思想集中于《通书》中。《通书》一共四十章，涉及礼乐的达到六章内容，占有很突出的地位。

1、礼乐关系

周敦颐的礼乐思想，脱胎于《礼记·乐记》。《乐记》认为，“乐”来自天地，是对天地之中和的反映，“乐”是自然的中和，而“礼”是自然的秩序：“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周敦颐继承了这个思想，而且他认为，依逻辑顺序和重要性而言，“乐”在“礼”后，“礼”是“乐”得以存在的制度性保障：

礼，理也；乐，和也。

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通书·礼乐第十三》）

周敦颐的“礼先而乐后”，其哲学依据是阴阳的“理而后和”，没有秩序作保障，就会丧失建立在秩序之上的内容。

2、乐的社会、政治功能

《礼记·乐记》注重道德教化，所以认为礼乐的根本目的不是宣扬欲望而是为了美善民心：

“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

周敦颐作为儒家“道统”的重要一环，当然也坚持圣人教化的思想，并且进一步认为“乐”的作用是宣畅百姓的“和心”：

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通书·乐上第十七》）

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通书·乐中第十八》）

周敦颐的思想也带有传统儒家“崇古”的倾向，所以他认为应该继“古乐”而复“古礼”：

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通书·乐上第十七》）

既然“乐”的作用在于道德教化，那么就要注重“乐”的形式而不能随意发挥，情感的基准是“中和”，所以也要求乐声平淡和乐辞美善，以更好地移风易俗。如果乐声和乐辞出了问题，也一样会导致不好的后果：

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通书·乐下第十九》）

3、文论

周敦颐是儒家正统文艺观“诗以言志”的继承者，也是道德优先的理论倡导者，他针对时弊提出了“文以载道”：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文辞，艺也；道德，实也。《通书·文辞第二十八》

三、周敦颐的文学创作

第一部分着重叙述了周敦颐的处世为人有君子风范，而使他体现君子气质的，还有他的文学创作。从这点来说，周敦颐的为人与为文是一致的。世所周知，他的文学代表作是《爱莲说》：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这篇短文骈散兼行而又流畅自然，大家耳熟能详，读者常常注意到“出淤泥而不染”，寓意君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然而，读者又常常忽略紧接着与此句对仗的下一句“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的用意十分明显：君子不仅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关键还要坚持“濯清涟而不妖”；不仅做到丑恶的事情不影响自己本来的廉洁，即使是美好的事物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本色。只有在无论美丑面前都保持自己的本色，才是真正的如莲君子。因为君子的本色是由内心所保养的“诚”所决定的，“诚”纯善无恶，所以君子应当保持自己的本色，要做到“诚”，不仅“自诚”，还要“诚之”，即帮助别人变得“诚”。认识到这一层，才能体会到周敦颐行文立意的全面与精微。

另外，人们也常注意到，莲花在佛教中具有特殊寓意，亦有经文以莲花命名，曰《妙法莲花经》。又比如《华严经探玄记》卷三有对莲花品质的描述：

大莲华者，梁《摄论》中有四义：一、如世莲花，在泥不染，譬法界真知，在世不为世法所污。……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真如四德，谓常、乐、我、净。

但人们又常据此认为《爱莲说》直接取自佛经。实则不然。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举世皆有，不能因为所谓的“异端”称赞了莲花，理学家们就要急于撇清关系，要么指责周敦颐是“禅客”（如程颐），要么认为《太极图说》不是周敦颐的作品或者不是他成熟的作品（如陆九渊、陆九龄）。因此，较为严谨适当的表述是：《爱莲说》是独创，不排除受到佛经影响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还有他的一首律诗：

《任所寄乡关故旧》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得醪味，举筋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周敦颐在开头一句就自称“老子”，或许有着利用官威来表明决不受贿从而告诫乡亲的意图。另外，湘楚一带男子，口语习惯称说自己是“老子”。周敦颐是湖南人，自然受家乡口语的熏陶，而且当时文人的诗文习惯（如范仲淹也在诗文中自称“老子”）也会对他有影响。

周敦颐的诗，游山玩水的主题占多数，相互酬唱的也不少，然而有一首诗充满理趣：

题门扉（又名书舂陵门扉）

有风还自掩，无事昼常关。

开阖从方便，乾坤在此间。

这首诗前两句写实，白描门扉的特征；后两句谈“理”，将门扉的开关和阴阳的阖辟联系起来，在一开一合之间，表达了阴阳乾坤的寓意。

由周敦颐处世为人的“乾坤阴阳”，再到他文学创作中表露出的“乾坤阴阳”之“理”，至此，他的整个生命就和他的哲学、文学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形象丰满的标志性人物，对后世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