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言勇出于阃——由随园女弟子看清代女性创作主体身份的转变

作者：石玉娟来源：《名作欣赏》日期：2015-05-14人气：1312

序言

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繁荣，特别是太湖流域堪称天下财富之首。加之交通四通八达，从而使得居民的思想由传统的刻板守旧转为灵活开放，“其人富于理想，尤长玄妙之思”在思想领域，进行了一场以个性张扬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思潮，其根本是通过对礼教的蔑视达到人性的回归。反映在文化上则是判断机敏，敢于标新立异。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女性这个一直不被社会重视的群体，自身正在发生变化，她们的个性较于清代以前的女性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放，女性的平等独立意识也渐渐树立。且自乾隆朝以来，结社之风渐盛，派别林立，士人们更是不遗余力的标榜女性的诗才，在理论上为才女的创作大张其目，以解除她们的思想障碍和舆论压力，在行动上给予支持和帮助，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创作。

由于以上各因素的影响，清代女性创作具有异于前人的特点，主要从袁枚门下的随园女弟子去分析：

一：清代女性创作由个体创作演变为群体创作

一是数量上非常可观。虽然早在《诗经》就已经有了关于女性创作的说法和记载，并且此后每个朝代都不乏女作家。这其中有创作成就相当高的作家，如宋代的词人李清照。但明朝之前，女性作家数量并不多，而且整体水平较低，大多呈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特点。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是在明朝中后期，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前现代女作家凡4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特别是清代女作家更多，约3500余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由此不难看出，女性文学成为清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群体性的创作。自古团体都是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而在清代，女性创作则首以规模的团体性出现。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出现了许多文学世家，一般是以一男性为首，来提倡指导女性创作，而后形成了该家庭中一代或数代女性的文学群体。乾嘉时期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比如毕沅一家，母亲及姐妹毕汾、毕湄与智珠皆能诗，毕母又是“西泠十子”之一。这使得一些名门望族不仅以其显赫财富、地位耀世，而且还因浓厚的文学创作气息为人传道。清代乾嘉以袁枚为代表的随园诗社虽然称不上女性团体创作的揭橥，因为稍稍早于随园诗社有任兆麟指导的“清溪吟社”。但是就其艺术价值，影响力等方面来说随园诗社成就及受关注度远远高于“清溪吟社”。随园诗社在当时社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女性也是第一次如此系统的大规模的走出闺阁进行文学创作，完全违背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内言不出于阃”的封建传统。

因为群体性的创作，那么所呈现风格也是多样的。清代女性群体进行创作，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时代的觉醒，她们开始自觉的意识到男权大于天的格局下女性话语权的必要性。所以她们开始走出闺阁，冲破男性桎梏下的封建制度。以随园诗社为例，女性作者除了与师长袁枚进行结社，答唱。私下女性与女性之间也互有往来，如孙云凤有《题席佩兰女史拈花小照》，金逸的《题汪宜秋内史史稿后》等等，这些都是女性自觉意识觉醒进行的一种创作。而在众多随园女弟子中，她们的诗作风格也是迥异的。比如“第一弟子”席佩兰其诗境界高远，虽未能尽洗脂粉铅华，却已突破闺阁藩篱，主体意识强烈，虽为才女，却有丈夫胸襟。诗作风格语出性灵，清新自然。如在《闻宛仙以弟子礼见随园喜极奉简》中说：“诗教从来通内则，美人兼爱擅才名。何当并立袁门雪，赌咏风前柳絮轻”①对诗歌理论的一种自觉思考。《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其中写道: “作君之诗守君学，有才如此足传矣。”②“功名最足累学业，当时则荣殁则已，君不见古来圣贤贫贱起。”③诗中既可见其不凡的识见与卓越的才华，又能看出她对科举功名的超然态度，同时对“剑气”、“诗才”的高度重视亦可见一斑，无论哪方面也绝不输于当世男子。

二：女性师从男性现象

历史上孔子第一个开杏坛，办学校，并且提倡“有教无类”。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个“类”是将女性完全拒之于门外的。直至袁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类，袁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大规模招收女弟子，这是女性创作史上一次绝好的契机。袁枚倡导女子作诗，尽管清代女子作诗蔚然成风，但“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宜为诗”等传统观念依然有市场，一些女子仍深受其毒害。如吴江女子徐秀芳，虽早慧喜吟咏，但却认为有悖“妇德”，故临殁，悉以诗稿投入炉中，曰：“薄命人无留此为后人笑也。”④鉴于此，袁枚向阻碍女子作诗的传统观念发难：“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⑤传统观念压抑女子创作才能，漠视其潜在的或已经显示的价值；袁枚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珍视女子的价值，要发掘女子的创作才能，扫除女子从事诗歌创作的思想障碍，为女子作诗鸣锣开道，撑腰打气。既然《诗经》之首“皆女子之诗”，可见女子作诗乃天经地义之事，无须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乾隆诗坛盟主袁枚的倡导对包括随园女弟子在内的女子作诗无疑是个鼓舞，增强了女弟子作诗的勇气与信心。

而在这以前是没有女性敢公然师从男性，亦无男性大量招收女弟子。随园女弟子师从袁枚，对她们本身的创作也是有很大的提高。而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女性创作还不能完全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它需要依附男性，为其能更好的存在。

三：由内阃之言走向郊游和唱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室布局里，以“中门为界”，分为前堂、后室，后室即女子的闺房，居中门之后，远离大堂。清代大户人家通常在闺房之前置高楼、雕栏，可谓是女子闺阁空间的外延。自古以来，传统社会遵循“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⑥的圣训，男主外事，女治内事，内外严谨。“女处闺门，少令出户”⑦。并且“莫窥外壁，莫出外庭”，⑧由此可见自古对女子囿于闺阁是多么严格的一件事。明清之际名士结社之风盛行，如谢国桢所言：“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舍，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数百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⑨而清代女性创作是深受男性影响的，在很多方面是效仿男性。那么受此结社郊游之风的影响她们不再囿于深闺，纷纷走出闺阁，结社聚会，分题联句，互相唱和，蔚然成风。每逢佳节便相约聚会，切磋诗艺。或聚于幽兰雅室，对弈抚琴；或徘徊于小园香径，嬉戏赏鱼，追逐昆蝶，展纸设色，泼墨挥毫；或登山临水，探幽访胜，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饱览秀媚的山光水色。《十砚轩随笔》中记载：“吾闽闺秀多能诗，更有结社联吟者，若廖氏淑筹、郑氏徽柔、庄氏九畹、郑氏翰莼、徐氏德瑗及余女淑窕、淑畹，皆戚属，复衡宇相比。每燕集，各拈韵刻烛，或遣小婢送诗简，无不立酬者。士女树坛坫，亦一时韵事也。”⑩阳湖刘琬怀在《问月楼草》自序中忆道：“昔年家园中红药数十丛，台榭参差，栏杆曲折，与诸昆仲及同堂姊妹常聚集其间，分题吟咏。”⑾而这其中结社郊游团体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袁枚门下的随园女弟子，人数众多，载入袁枚《随园诗话》中的便有28人。

清代的女性郊游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随父或夫的“宦游”，这是女性出游的最普遍方式，却有极其复杂的意义。比如随园女弟子席佩兰随夫经常游山玩水，写下许多山水诗。孙云凤则是出嫁前与其父曾赴四川云南，使得她有机会亲览高山江河，从而写出很多以西南奇特风光为题材的佳作。二，非家族女性之间的唱和往来。她们和骆绮兰没有任何血缘、亲属关系，纯粹属于以诗会友。三，以男性为主导的师徒出游。这种方式应该是最为大胆的一种行为。以随园诗社为例，比较大的结社活动举办于杭州西湖诗会。

从束缚已久的闺中吟咏到闺外唱和，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去冲破牢笼，也不是一个人所能企及的，而是这一代女性的杰作。正如袁绶所感慨“群聚欢难续，孤吟兴不豪”⑿群体的突破才更具影响力，才媛们在结社聚会之中切磋诗文，不仅增进了诗艺，开阔视野，更是使得她们的生活更富生机和活力。从“一门风雅”走向“同里唱和”，伴随着身体的出游，她们的精神才更加自由。

参考文献：

［1］胡晓明、彭国忠：《江南女性别集初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475页。

［2］胡晓明、彭国忠：《江南女性别集初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446页。

［3］胡晓明、彭国忠：《江南女性别集初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446页。

［4］袁枚著，王英中、廖可斌、王英志标校：《袁枚全集》（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2页。

［5］袁枚著，王英中、廖可斌、王英志标校：《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六序言。

［6］陈宏谋辑：《五种遗规》之《王士晋·宗规》，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7］陈宏谋辑：《五种遗规》之《宋尚功·女论语》，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8］陈宏谋辑：《五种遗规》之《宋尚功·女论语》，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9］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0］黄任：《十砚轩随笔》，汪启淑：《撷芳集》(卷54)，清乾隆间刻本，第12页。

［11］刘琬怀：《问月楼草·自序》，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5)，文海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