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性与文化共通性在熊式一《天桥》中的体现

引言

熊式一（S. I. Hsiung）（1902-1991）是与林语堂（1895-1976）齐名的以中英双语创作的作家。陈寅恪撰诗赞曰：“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熊式一与林语堂的生活年代也差相仿佛，其作品有独特之处，和林语堂同为成功的中英双语作家，能够为东西方读者共同接受。相比较针对林语堂的研究，针对熊式一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滞后很多。其作品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英文剧本《王宝川》。《王宝川》是戏剧的形式，脱胎于《红棕烈马》中王宝钏与薛平贵的故事，其情节简单直白，语言辛辣讽刺，戏剧冲突强烈（官家小姐自主择婿，搭绣楼，抛绣球，成婚后女婿被俘西凉国且被招为驸马，妻子痴情苦候......等大鸣大放的情节），在面世之后迅速为西方大众喜闻乐见，其巡演由伦敦至纽约，开辟了华人在西方戏剧界成功的先河。相比《王宝川》的轰轰烈烈，熊式一的另一作品即长篇小说《天桥》（熊式一先撰写英文版，后亲自翻译为中文）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就小很多。然而，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应以其读者群或知名度大小来衡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其故事本身一定比其语言更值得去研究。无论是熊式一本人抑或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家，无不认为，英文版《天桥》是一部比英文版《王宝川》更为精巧复杂富有深度的作品。本文将尝试着从文化差异性与文化共通性的角度来探讨《天桥》的文学价值。

一. 文化的差异性

当今世界的文化观是多元的。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熊式一的创作背景是20世纪前期，时值东西方互不了解不断冲突的大时代，无知导致倨傲。可以说，英文版《天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横空出世，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写实性描述是其在世界文坛能够赢得一席之地的根本。

《天桥》这部小说时间跨度为清朝光绪五年至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风云激荡的30余年。小说围绕主人公“李大同”，叙述了他从出生到在江西乡间成长，至南昌城里求学，为爱北上，为国南下，最终退隐江西乡间享受人生的故事。书中能看到作者对江西文风的推崇，对陶渊明，王安石，欧阳修等古人的缅怀，和南昌地域色彩的细致描述。熊式一毫不回避中国当时相当落后的客观事实，对中国民间种种习俗有真实的描述，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充分的尊重和敬意。

小说以讲述了江西南昌乡间大地主李明的生活开篇。守财奴李明年近50而膝下无子。其弟李刚，性情飘逸洒脱，颇有名士风范，育有一子名大猷。李明虽本性吝啬，仍在夫人规劝下按民俗“四处拜神求子”无果后又“行善修桥求子”。在其夫人怀孕后又大力“保胎安胎”，在夫人诞下死胎后前往船家渔民处买下了渔民才出生的儿子，命名为大同。返家后却发现夫人是一胎双胞，继大儿子夭折几个小时后又诞下了一个小儿子，命名为小明，自此成为二子之父。李明为小儿子请算命先生为其“测八字”，其丈母娘为尚在襁褓中的外孙小明与孙女莲芬“算命配婚”。至两个儿子到求学之年，置备了鸡肉猪肉前去村中秀才家拜师，以完大户人家子弟进学之礼。大同，小明，莲芬在江西度过了旖旎的童年时光。李明去世后家人为他吊丧做斋，莲芬按吴老太太意愿不得已地与小明成婚，婚前新娘子的“开脸辞堂”，莲芬与大同“船不靠岸岸靠船”的北上进京私奔。小说若至此打住，不过是一幅热闹鲜活的旧时中国民俗风情画。

然而熊式一有很大的野心。《天桥》中他设置情节，将虚拟的小说主人公与真正的历史人物（慈禧，光绪，袁世凯，孙中山，容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康有为，文廷式，黎元洪等）写在一起，虚实交集，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正史上的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光绪皇帝的“定国是诏”，六君子舍身取义。在小说中，这些百姓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都有了主人公李大同吴莲芬夫妇以平民的身份或多或少且并非戏说的参与，令读者有了很强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代入感，而对李大同吴莲芬伉俪情深的平凡生活的描写，则提醒着读者，激荡的风云下，平凡百姓仍珍惜着只属于自己的情感与时光。

熊式一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他塑造的《天桥》的男主角李大同一样，在大变革的时代里，他反对分裂支持统一，反对帝制支持变法维新，向往民主却无力回天。熊式一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虽去国经年，但始终以祖国为念。不同的民族创造这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衍生了不同的文化，而正是这不同的文化，给了每一个民族不同的特质。《天桥》这部文学作品通过体现文化差异性而有了其独特性。

二．文化的共通性

《天桥》通过灵活的语言驾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共通性。

小说中对李大同与丁龢笙“灵魂伴侣生死相交”的真挚友谊的刻画极富东方情韵又感人至深；对历史洪潮中革命志士对清朝皇权专制的抗争的描写展现了民主与民权意识；对袁世凯多方面才干的描述，使得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这是为中西方读者所广为接受的。

自《王宝川》始，希望观众就领略了熊式一天生的中式幽默和他对人性笔力老道的讽刺。《天桥》中，江西南昌乡间大财主李明是熊式一讽刺的重点。李明的吝啬故事恰似连环套，不断有包袱抖出，令读者莞尔：

李明家中，包含两个未成年的共六个仆人要做九个人的活；为了不费银钱，每月给仆人们打牙祭的肉汤被仆人们称之为“东湖里捞猪”；为求子行善修桥---修了一座小杂木桥；用一只鸡来做庆贺生儿子喜酒的所有酒席荤菜的原料，被客人们称之为“鸡飞十八桌”......当读者看到他临终时比出两根手指要求掐去油灯的两根灯草中的一根以节省灯油时，“灯草吝啬鬼”的绰号已经呼之欲出。哪曾想到这样一个滑稽且不受待见的人竟然能与妻子的嫂子有私，并育有一个名为莲芬的女儿---原来这里才是这个人物最滑稽之处。

  李明夫人的愚笨懒惰让人捧腹。其母亲外老太太对待亲外孙小明与收养外孙大同的挟私偏向，直指人性中的自私本性。村中秀才“吃铜打夹账”的情节是在讽刺贪污公款。袁世凯沽名钓的九姨太也是熊式一讽刺的对象。风尘出身的九姨太让她的每一个恩客为她撰诗一首，由她誊写，以博文名。殊不知诗有诗品，镜像人品，亦分优劣，熟稔之人自会辨识。九姨太的文名被大同最终暗暗识破实为浪得虚名的赝品。

与《王宝川》中大开大合的幽默不同，熊式一在《天桥》中展示的淡淡的幽默使得这部作品有了慢慢自敛含而不露的风格。

熊式一中英文俱佳。小说《天桥》无论中英文版，通篇无大词难词，令读者有流畅的阅读感。阅读每一章的标题，中英文都非常精妙且令人回味。以第十四章的标题为例，中文是“不自由，毋宁死！得自由，不识此”，其英文则是：“Those who fight for Liberty, never gain themselves but ill. Those who live within its shade, never cared and never will”。中英文均文辞简白然不减其美。

熊式一的女性崇拜也是文化共通性的体现。总而言之，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都大多不如男性。然而现代西方文明尊重女性。熊式一也是一个女性崇拜者。相比较对于男性形象的塑造，熊式一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倾注了更多的热爱与欣赏:莲芬（Lotus Fragrance），丽明（Elegance Radiance），每一个名字中无不透露出作者对美的推崇，也流露出中华佳人的袅袅风韵。读者可以看到他用各种溢美之词来形容女主角吴莲芬：端庄秀丽，妩媚动人，热忱果决，温柔和蔼，高贵文雅......她并非完美，她肯为大同牺牲一切。富家女的出身使得她天然地有些不擅长家事，但她的聪颖和独立使得她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也能自己撑起一片天空。

而熊式一本人也是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幸运儿。英文版《天桥》的书首，熊式一写道：谨献岱梅---有时是严厉的批评家；有时是热情的合作者，但永远是我的爱妻。其对妻子的尊重令人动容。

《天桥》中男主人公“李大同”之名似是另有所指。笔者就曾暗自思量，或许熊式一是在假“大同”之名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人杰“谭嗣同”树碑立传，抑或是在假“大同”之名为戊戌六君子树碑立传。毕竟，《天桥》中的“李大同”就是与戊戌六君子同进退的战友和同志。

结语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中国人并不缺乏理性，激情与忠诚这三样为西方文化所推崇的品质。中华独特的历史文化赋予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做为一个文化大国，中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

在《天桥》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中国的封建传统不可谓不深，而风云激荡的岁月里，维新运动对中国的封建传统的冲击也不可谓不强。大国的发展，长路漫漫。《天桥》娓娓道来，及时为西方读者了解当年中国的风云变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展示了每一个中国平凡人在窘迫生活中的优雅和内心深藏的尊严。由此可见，熊式一在撰写《天桥》的过程中，于不自觉间，充分利用了文学纪录现实生活的功能性。而做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则应尝试着把对于中国当代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的严肃思考常态化。

参考文献：

[1] 熊式一.王宝川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熊式一.天桥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3] 熊式一.THE BRIDGE OF HEAVEN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