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中的“胡不归”

陶渊明所处的东晋一代，对于出世之人来说是很难完成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自由自在的人生理想的，而对于入世之人，同样难以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因为偏安江南的东晋的内政外交都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一方面内部的门阀士族在争权夺利，另一方面外部的北方十六国正虎视眈眈，这样混乱的状态一直持续了近两百年。对于早期的陶渊明来说，他其实是希望可以积极进取的，再加上家庭经济窘迫的缘故不得不出仕，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在形势逼迫下出任了江州祭酒，然而这段仕宦生涯很快结束了，据《晋书•陶潜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①此后陶渊明便回归田园，从这一段记载来看，陶渊明这样的猛志之士在这个社会确实是“不堪吏职”的，另一方面，陶渊明本人又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只有行于田园，他才能从形役之苦中彻底解脱出来。

从陶渊明自身内部的因素来看，陶渊明《归园田居》中曾经用“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句诗来解释过自己的天性为何不适合仕途生活，因为他拥有着高洁独立的人格。至义熙元年，陶渊明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出仕，那就是从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到彭泽令，《归去来兮辞》中的“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最能体现他此刻的心情，那就是这个世界的发展已经完全与他任真自得的天性背道而驰，对此，一方面陶渊明是感到非常失落和悲伤的，但另一方面，他能有勇气主动逃离俗世，走向自己的理想，对他而言又是如释重负的。

而从外界因素来看，整个环境确实也很难提供陶渊明一个理想的“桃花源”。对于何为自己向往的世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已经表露得十分清楚。而这个世界显然不是，就在陶渊明出仕的十余年间，东晋的政治就历经了桓玄、刘裕丑陋而黑暗的皇室争斗，除了营造了一个诗意化的田园世界《桃花源记》之外，《桃花源诗》中的“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也是他内心的最好写照。始终运用了秦朝末年商山四皓避世而隐居的典故，表明自己归隐并不是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叛逆，而是为了避世避祸，因此，诗人终于可以结束仕与隐这两种选择中的徘徊和犹豫，因为当他自认是“贤者”，而此时是“乱世”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过避世生活了，这样一点，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庚戍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诗中，陶渊明已经借用昔日隐士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的典故表白得十分清楚了。

所以，陶渊明的归隐是时代的产物，是因为东晋特定的社会环境逼迫他做了这样的选择。他已经见惯了世间太多的悲苦，而自己又无法获得可以解决这种悲苦的权位力量，所以他选择了远离庙堂，舍弃功名富贵，另一方面，除了要获得个人心灵世界的满足以外，也要兼顾日常的生活需要，因此他没有将荒僻的衫林作为自己心灵的栖居地。可以说陶渊明的人格力量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是一个能够主动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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