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中的“我”

陶渊明居住在乡下的别院中，事实上其生活条件并不好，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诗人就承认过田家的苦：“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但是作为一个诗人，陶渊明自觉地将自己与普通的以农活为生存的全部的农夫隔离开来，因为田园生活是他主动选择的，而不是农夫那样的不得已如此，因此他对于生存的重负感采取了一种诗意化的化解方式，为自己营造一个轻快欢愉的心态，这就是诗中“微勤”的含义。所以，陶渊明的田园包含了极大的美化与想象成分，这样一来，陶渊明诗歌中的“我”就发挥了重要性，诗中的田园之趣就不能简单地被视作纪实之笔，而应该被解读为诗人浓厚自我意识下的产物。在陶渊明的诗中，“我”是与外界的尘杂相对的，“我”有着“陶然自乐”的感情，因此处处都可以发现“我”的存在，例如在《读<山海经>》中随处可见的“吾庐”、“我书”、“我园中蔬”，在《时运》中“袭我春服”、“我爱其静”等字眼等，都表明了陶渊明的乐趣是其独享的，因为他人并不具备他这样高洁傲岸，安贫乐道的心志。

另一方面，所谓安贫乐道的“道”，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陶渊明对玄学观念的认同，他之所以能在田园生活中实现对自我的发现，正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玄学昌明的时代，老庄曾经留下的思想在玄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家崇尚自然万物，而人则可以以一种大而化之的形态，融入到自然万物之中，忽略身心之间的界限，达到某种精神境界的超脱。这是陶渊明放浪形骸于天地之间自由观的生发点。这一点从陶渊明的《神释》中可见一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除此之外，陶渊明还写过“形、影、神”三诗，看穿了在天地山川不化的永恒下人世的短暂无常。陶渊明认为“神”最后用自然迁化的道理破除了“形”和“影”的迷惑，从此人就可以平静地看待生命中的喜悦与痛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又如在《杂诗•其七》中，陶渊明写道：“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整个人生都已经被陶渊明视作了一场旅行，而他选择的最终家园就是代表自由与逍遥的“南山”。生活的简单反而导致了心灵世界的丰富，在田园劳作中，陶渊明并不十分在意农作物的收成，而是在乎其中获得的心灵满足。所以陶渊明的“我”是离不开老庄思想的洗涤之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