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隐居群体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隐士这一团体，史家褒贬不一，因为其中有沽名钓誉的“假隐者”，也有真正的隐士，而这一群体的人数实际上是庞大的，其中也有与陶渊明惺惺相惜者，例如在陶渊明的《咏贫士》中，就表达了对东汉著名隐士张仲蔚的称赞：“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南朝的范晔在《后汉书•逸民传序》中总结这一群体为：“彼虽有类硁硁沽名者，然而蝉蜕囂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②直接指出了那些令人鄙夷的假隐者的存在，可以说算得上较为客观。而陶渊明则是一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践行真隐的人。陶渊明为六朝乃至后世的隐士做出了一个艺术与人生，自由与逍遥相结合的榜样，他隐居于田园，又做到了对田园的超越。在陶渊明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意境中大量出现隐士所隐之处，隐士所存之心，前者往往被文人描绘成心灵世界的乐土，一个充满诗意的天地，而后者则与许多美好的品格相联系，陶渊明也因此而与老庄并列，甚至与陶渊明相关的菊花也成为了隐士的代表意象：“在采菊之际，诗人抬头凝视远处的南山。这一姿态不仅已经成为陶渊明的标志，而且后代读者往往把篱畔的菊花看成诗人高尚节操的象征。”③

除了陶渊明之外，仅就对文人而言充满了无法消解的痛苦的魏晋六朝而言，也出现了颇多隐士，例如孙登、孟陋、沈道虔等人，但是他们与陶渊明主要有两处差异，首先是他们选择的归隐地点主要是在山林水泽处，其生活环境的恶劣很难说不在陶渊明之上，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同时未免带了几分做作与虚伪。其次，他们并没能像陶渊明那样真正从“我”出发进行写作，在诗歌的艺术成就上与陶渊明相去甚远，也很少有人能像陶渊明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所写的那样“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索。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来为自己的全真保身进行辩护，倒反是身居庙堂高位的张华《招隐》对隐士心态写得比他们更真切：“隐士托山林，遁世以保真。”

综上，陶渊明诗歌中的归隐倾向，包含他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晋宋更迭之际，陶渊明心系前朝，将自己归为晋朝遗民的行列，拒绝与刘宋合作。在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中，陶渊明澹泊心、自由心彻底觉悟，只有归隐才是他最终的去处。陶渊明也为后世文人的归隐提供了一个范本，不管是想归隐者，还是借归隐抒怀者，都能从他这里汲取到力量。包括苏轼等在内的文人在个人理想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在“归”的理想与“仕”冲突时，只好将他们的“我”寄托在陶渊明身上，来满足他们神游万里，终极自由的愿望。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