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东北的韩国作家研究

20世纪初，在日帝殖民统治下，在强烈的生存本能的驱使下来到中国东北的韩国移民们,被卷入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野心为中心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官方和原住民等复杂的力量关系之中。[1]不堪压迫的大量韩国人当中有很多文学家因此也来到了中国东北进行文学活动。他们克服恶劣的环境和高压的压迫政策以中国东北为中心展开了文学创作，试图在异国他乡开辟韩国文学的新道路。在九一八事变（1931）和伪满洲建立（1932）以后，移居到东北的韩国文学家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们成立了“北乡会”，还开设了期刊《北乡》，形成了在中国东北的韩国文坛。[2]这部分文学对于韩国文学史来说，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本文选取了崔曙海、姜敬爱、安寿吉三位在中国殖民地时期流亡至东北的韩国代表作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整体把握，分析这三位作家的文学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

2. 崔曙海文学的苦难体验

崔曙海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东北生活过的韩国代表作家之一。1924年在《朝鲜文坛》上发表小说《吐血》后正式登上了韩国文坛，开始了文学生涯。直到1932年离世，短短的8年时间里创作了了60多篇小说、27篇随笔、15篇评论、以及诗歌和杂文等作品。他写的60多篇短篇小说中13篇是以东北为背景描写韩国移民的作品。其中，有8篇是以小作农和劳动者为主人公的小说，4篇是以独立运动和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剩下一篇是描写失业游民的小说。这些小说展现了当时东北的韩国下层民众极度贫穷和悲惨的生活。

崔曙海虽然在他30多年的生命里只有8年的文学创作期，将他的作品划分时期进行分析貌似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些作品根据作者的处境或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看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在这里笔者将崔曙海的文学创作期分成了三个时期。早期是他刚登入文坛，在《东亚日报》和《朝鲜文坛》上发表以贫穷的东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时期，作品有《吐血》、《故国》、《脱出记》等作品。这些小说切实地描写了当时在东北的韩国人民的贫穷和苦难以及主人公复杂的内心状态，看不到任何无产阶级斗争意识和革命意识。中期是他参加1925年成立的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者同盟的时期。这时期的作品里充满了无产者文学色彩，作品有《朴乭的死》、《饥饿与杀戮》、《红焰》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和早期作品一样还是以东北生活体验为创作基础，但是能够看到作者用更加客观化的、表象化的临时手段来对应社会问题，这是这时期作品具有的特性。晚期是崔曙海就像他一篇随笔的题目“结果还是面包问题”一样为了生活，来到《每日新报》工作，退出了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者同盟会，开始创作人道主义文学时期。在描写以东北为背景的韩国移民的作品中，晚期作品只有未完成的《暴风雨时代》这一部作品。

崔曙海在《每日新报》工作后生活开始稳定，同时自己的文学创作方向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小说仍然是以东北生活体验为素材，但是在其中加了都市小市民的内容，能够看出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而且，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作者结束以东北体验生活为素材的小说的作品，跟《脱出记》和《红焰》相比很鲜明地显示出历史的方向性和具体的总体性。当然，《暴风雨时代》虽然是在《东亚日报》连载还没有结尾的未完作品，但是在形式上，己经具有长篇连载小说的性质；在内容上，也能够看到媒介人物的登场。

3．姜敬爱文学的现实审察

姜敬爱1931年向《朝鲜日报》投稿，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破琴》，同年5月开始到第二年10月在《彗星》连载长篇小说《母亲和女儿》，从此登上韩国文坛，并得到了韩国文学界的关注。姜敬爱从1931年到1939年生活在中国东北的龙井，并在此进行文学创作。在这8年的文学创作期间写了2篇长篇小说、2篇连载小说、1篇中篇小说和16篇短篇小说，还有10多篇随笔。韩国学者们评价她的文学具有倾向色彩，她的代表作品《人间问题》是优秀殖民地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20世纪初的韩国女性作家大部分都不参加同人会，然而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投身到“北乡会”。 “北乡会”是 “以中国东北作为韩国人的第二故乡，因此要立志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和建设自己的文学！”[3]为主旨成立的。从这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少女的她具有积极向上的性格。然而“北乡会”的同人杂志《北乡》直到第四期都没有发表过姜敬爱的一篇作品。她的作品都是在国内《新家庭》或是《东亚日报》发表的。笔者认为这说明了姜敬爱并没有接受“北乡会”的主旨，没有把中国东北认为是“第二故乡”，而是从自己的祖国移居到一个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地方。因此，姜敬爱从移居到东北初期开始就没有积极地参加同人会的活动。这样看来，姜敬爱和崔曙海、安寿吉看待东北的视角是不同的。

姜敬爱21篇小说中有12篇是以东北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东北，对于姜敬爱来说，是她创作所有文学作品的地方，是她作为被殖民统治的民众深切地体会各种苦难、亲眼目睹各种压迫的外界空间，也是决定作家意识和作品世界的内在意识空间。这些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小说中“我”的视角描写悲惨的东北生活的作品，如《两百元稿费》、《同情》、《烦恼》等作品；另一类是以韩国移民者为主人公，描写他们生活的作品，如《那女人》、《足球赛》、《母子》等作品。在她的以东北为背景的作品中《盐》是最具代表性的。姜敬爱通过《盐》这部小说了解到与祖国情况不同的东北这一特殊空间，并以此为背景构造人物形象。从当时文坛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具有只有在东北这一背景下才能塑造出来的独特的人物形象的特殊意义。姜敬爱的小说《盐》被评价为当时的文坛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的作品。

4. 安寿吉文学中融入的北乡情结

安寿吉1935年在《朝鲜文坛》上发表短篇小说《红十字院院长》和小小说《红围巾》等作品正式登入韩国文坛。直到1977年离世，进行了40多年的文学创作，写了20多篇长篇小说、60多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曾获第二届亚洲自由文学奖、首尔市文化奖等。[4] 安寿吉在解放以前主要在中国东北进行文学活动，他在东北写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这时候的作品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描写东北农村和韩国移民农民的作品，如《北乡谱》、《清晨》、《水稻》、《风》、《圆觉村》、、《牧畜记》、《土城》；另一类是描写都市劳动者的作品，如《在车里》、《新村》等作品。解放以后，在以省察自己在中国东北的体验生活为创作意义下创作了长篇小说《北间岛》。这篇小说在韩国文学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和前文提到的崔曙海一样，安寿吉的作品在极度贫穷的现实里反复出现个体的苦恼，在作品最后部分出现个人情感的爆发，但是看不到任何否定社会的情感和视角。因此，他创作的人物都是对社会有积极看法的。另外，安寿吉的小说里没有像姜敬爱的小说《盐》中丰艳妈一样在生活体验中产生新的自我认识的人物。在小说里个体生活在大社会中难免会遇到纷争和摩擦，安寿吉并没有把这些归咎于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而认为是个体内心在作怪导致的。安寿吉在这些作品中用积极地态度描写初期开拓第二故乡的韩国移民者们的面貌，与崔曙海和姜敬爱的小说里展现的悲惨、贫穷和极度的绝望不同，具有别具一格的独创性。

安寿吉描写中国东北的视角和其他作家不同。东北毫无疑问对韩国移民者来说是象征着苦难和悲惨的地方，但是他认为东北是为了生存寻找到的第二故乡，虽然不是祖国的土地，却和祖国一样。安寿吉视东北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和精神祖国，他的“北乡”情结贯穿了整个创作。在他的小说《北乡谱》中将“北乡”定义为:“为我们的子孙万代营造幽静而美丽的故乡”。[5]崔曙海把东北认为创作作品时提供创作素材的地方，姜敬爱认为东北是展开独立运动的移居地，与他们相比，安寿吉则把东北看作和故土一样的第二故乡。在东北这个地方，被某一民族统治与被统治是次要问题，逃离祖国的悲惨现状，寻找能够生存下去的第二故乡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安寿吉带着积极的、肯定的视角描写东北韩国移民者的生活，表现出移民者的悲惨不是生活的贫苦，而是个人对个人的矛盾问题。这就是安寿吉创作作品的中心思想。

5. 结论

日本殖民地时期，中国的东北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迫移民来的韩国文学家崔曙海、姜敬爱和安寿吉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韩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文学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特点：崔曙海早期、中期、晚期的作品随着作家处境的变化表现出现实主义色彩到无产者文学色彩，又到人道主义色彩的特点。姜敬爱以独特的视角在作品中刻画出在东北这一特殊空间下特有的人物形象，为当时的文坛开辟出新的研究方向。安寿吉的“北乡”情结贯穿着整个作品。

虽然三位作家都把东北的生活体验看成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都描写了在东北的韩国移民者苦难和贫穷。但是他们对待东北这一特殊空间的视角是不同的。崔曙海把东北看做文学创作的背景，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当时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姜敬爱这把东北看成是被迫逃离祖国来到的移居地，是反抗和斗争的战场；安寿吉则把东北作为第二故乡、精神祖国来看待，需要克服和超越困难的精神故土。

【参 考 文 献】

[1] 崔一.朝鲜现代文学中的上海[J].东疆学刊,2004(1).

[2] [韩]蔡熏. 在满韩国文学研究[M].首尔：深泉出版社，1990:32.

[3] 安寿吉. 韩国文坛史[M]. 深泉，1983:230.

[4] 张春植. 安寿吉与他的“北乡”情结[J]. 当代韩国，2000(2):87.

[5] 崔一.殖民地语境下韩国现代作家的“东北”形象[J]. 2006(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