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施尼茨勒塑造女性的“内心独白”手法

沃纳·诺伊泽(Werner Neuse)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当中，阿图尔·施尼茨勒在他的小说中选取‘内心独白’作为主要的文体要素。” [1]借助于“内心独白”这种文学手段，施尼茨勒让读者直接窥视到人物形象的心灵深处，欣赏人物内心上演的精神大剧。

所谓内心独白就是“在叙事文本中无需经过其他讲述者之口而直接展现思想与其它意识活动。” [2]在这种叙事手法下，一个或者甚至多个人物形象的内心活动的描绘并不需要借助于中间媒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讲述者。人物形象的意识流动得以直接重现，无论是人物形象的行为性格活动还是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都通过第一人称的形式直接表述。而且这种人物形象内心活动的变化往往不需要用引号进行标注。借助于这种方式读者可以直接深入到人物形象的精神领域，同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起体验其心理变化过程。“意识流”（Bewusstseinsstrom）则可以被称作为“内心独白”的极端形式。在“意识流”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感知、思想、情感与内省的表达都如同流过人的意识一般。“意识内容的无序性”与“句法的随意性”就成了表现意识流动的显著特征。“施尼茨勒的内心独白大致上属于线性意识流结构，即作品的意识流动是由一个源点出发，连续地，相互关联地，如链条一般发展的。在这个意识链条上往往串联着某些意识单元，它们围绕着某个意识直接展开，单元之间的转换便形成了明显的跳跃感。” [3]

施尼茨勒是从法国作家艾都瓦·杜雅尔丹（Edouard Dujardin）那里接触到的这种写作手法。而施尼茨勒本人则是让这种手法在德语文学领域扎根的奠基之人。在早期的《另外一个男人》、《鳏夫》等小说中施尼茨勒便开始引入这种手法，而在后来的《死亡》、《死者无言》、《贝塔·迦南夫人》、《贝塔夫人与他的儿子》等小说的女性形象塑造过程中他也充分利用“内心独白”来深入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施尼茨勒共创作了三部完全用“内心独白”手法写作的小说,分别是《古斯特少尉》、《弗里堡小说》（Frieberg-Novelle 1902）与《艾尔泽小姐》。其中《弗里堡小说》并未正式发表，《艾尔泽小姐》于1924年10月首次刊登在《新评论》（die neue Rundschau）上。同饱受争议的第一部“内心独白小说”《古斯特少尉》不同，《艾尔泽小姐》出版后受到了批评家们的广泛赞誉。虽然这部作品受到了各界的一致认同，但是批评家们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施尼茨勒在24年之后又再次选择了“内心独白”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这个问题施尼茨勒自己做了部分回答，他的解释是：“只有少数主题合适。” [4]但是为什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他才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主题，而且把一个女性人物形象摆在了“内心独白”的核心位置。阿尔弗雷德·多普勒（Alfred Doppler）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施尼茨勒自1900年之后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的转变：“从1900年开始施尼茨勒开始对女性的社会心理情况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对于当时的文学状况而言并不常见……这种对个体与社会心理的刻画促使了一种新的叙事技巧的形成。通过这种叙事技巧，叙事性的“我”只是表达思想与感受的中介，只是将社会传统习俗与作为表述元素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引入到故事情节延伸的媒介。” [5]《艾尔泽小姐》既是施尼茨勒对女性社会心理状况研究的顶点也是终点。借助于这部作品他将自己有关心理学方面的医学研究成果与在女性内心世界的文学新发现成功融合到了一起。

施尼茨勒在《艾尔泽小姐》中选取女性人物形象作为他“内心独白”的主角，其原因在于施尼茨勒意识到他在过去的小说中更倾向于男性视角。正因为之前对女性的这种忽视让他决定不但让女性人物成为他小说的焦点，采用她的视角来叙述，而且探讨她的内心世界，选取了“内心独白”这种最深入的人物心理描写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女性人物形象的神秘性就借助于社会心理分析而得到解密，这对于那个“厌女主义”横行的时代而言是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意义。通过这样的描写，一个看起来幼稚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就被塑造成了一个情感细腻、思维多面而又复杂的女性形象。

在这部小说当中,艾尔泽小姐为了满足封·道斯戴先生的要求而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了衣服,然后便晕厥了过去。人们把她抬回到了她的房间。这个时候她的堂兄保尔和茜希夫人之间进行了一段对话：“——保尔！——“尊敬的夫人，您有何——？——你真的相信她失去了知觉，保尔？——”艾尔泽这时候的心里的反应是：“——你？她对他称你。这下我可抓住你们了！她对他称你。” [6] (P52)在这个过程当中，读者只能和主人公听到一样的内容，而并不存在万能的全知视角。读者也和主人公一起对外界的刺激做出意识流动。随着主人公神智的变化，意识流动的内容从开始的句子，逐渐变成后来的单词乃至字节。读者与主人公一样最后所能听到的也由最初他人呼唤的“艾尔泽”到最后的“艾尔……”。[6] (P55) 这部小说除了艾尔泽小姐同其他人物形象的部分简单对话外,几乎全部是由她的“内心独白”或者说是“意识流”构成。外部环境的细微变化与外部事件的进程通过“内心独白”主体的感知而反应在他的意识流动当中，而读者在这种“内心独白小说”中所能获知的外部事件与内部心理过程是同“内心独白”的主体一致的。这意味着，读者既可以体验主人公的外部经历，又可以共同感受她的内心精神变化。读者从一开始便与主人公形同一体，自始至终完整地体验意识的流动。即使有少量直接引语的交谈也不会干扰读者的视角立场。因为读者可以倾听主人公思考应答的过程，同主人公一起经历同别人的交谈，并同时感受与他人交谈过程中主人公思绪的波动。

在对艾尔泽小姐内心世界进行刻画的过程中，施尼茨勒赋予了“内心独白”手法不同的作用。一方面它向我们深入揭示了艾尔泽小姐的心理动态，不失为描写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理想文学手段；另外一方面它又向我们展现了它同主题之间的形式关系。[7] 借助于“内心独白”艾尔泽小姐的失语状态得以打破，犹太血统、窘迫的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等隐藏的社会因素也得以彰显。正是因为父母把艾尔泽当成商品来利用才导致了她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这也是造成艾尔泽小姐心理创伤的重要原因。封·道斯戴先生的无耻要求再次迫使艾尔泽不得不选择沉默，而为了担负起解决家庭经济窘境的状况，她只得忍受内心的苦难，独自咽下苦果。这种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性也从侧面反映出艾尔泽的不自由。这种潜在的束缚如此强大以至于艾尔泽小姐甚至无法独立把握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而只能依赖于外在客体寻求自我。艾尔泽十七岁之后就没有再写过日记，这种陷入沉默的转变也昭示着她失语状态的开始。甚至是书写文字这种抒发内心的手段都丧失之后，只有小说的作者才能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让她重拾表达自我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内心独白”手法就真正成为了施尼茨勒为女主人公突破危机、重构自我而设定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Werner Neuse: Geschichte der erlebten Rede und des inneren Monologs in der deutschen Prosa. New York 1990, S.317.

[2]Günther Schweikle,  Irmgard Schweikle: Metzler Lexikon Literatur. Begriffe und Definitionen. Stuttgart, Weimar 2007, S.349.

[3] Vgl. Matias Martinez, Michael Scheffel: Einführungen in die Erzähltheorie. München 1999, S.186.

[4]Britta Prasse: Textanalytische Reflexion der Monolognovelle „Fräulein Else“ von Arthur Schnitzler mit dem Fokusauf die „weibliche Hysterie“. Essen 2011. S. 8.

[5]Alfred Doppler: Der Wandel der Darstellungsperspektive in den Dichtungen Arthur Schnitzlers. Mann und Frau als sozialpsychologisches Problem. Bern, Frankfurt am Main und New York 1985, S.41.

[6] Arthur Schnitzler: Fräulein Else und andere Erzählungen. Berlin 2012. S.52.

[7] Vgl. Helene Bissinger: Die „erlebte Rede“, der „erlebte innere Monolog“ und der „innere Monolog“ in den Werken von Hermann Bahr, Richard Beer-Hofmann und Arthur Schnitzler. Köln 1953, S.184.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