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自传和自传体小说中的身份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自传批评家已经意识到自传与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他们从探究自传的真实与虚构的研究思路，转向研究自传中自我身份的问题。传记研究学者赵白生先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提到，自传事实的核心就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身份是自传者写作的起点，也是其文本的归属。杨正润先生也说过：“身份是对一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确认或自我确认，自传中的身份意识即作者对自己身份的确定。”身份在作者的自传写作中贯穿始终,作者在自传中所进行的自我塑造, 就是其认识自我身份的过程。而研究作者如何确认自己的主体身份，可以深入作者的内心，了解其真实的立场。因此，自传中的身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自传体小说侧重于作者自己的成长过程，因此, 建构自我是自传体小说的核心”。和自传一样，在自传体小说中，作者也力求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去探索另一个内在于作者自身的自我。但它却比自传更能走到传主之外来表现他如何被别人看待。作者把自我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的素材经过艺术的处理作为小说的描述对象, 在对主人公的书写中，解读自己的心路历程。

    身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自我的认同, 自传中，传者自我身份的认同，决定着自传的具体样式。卢梭的自传是他自我身份认定的过程。借由自传, 卢梭实现了对自我的重新塑造和人生定位。卢梭自传中所确立的主导身份是“公民”以及“人类的精神导师”身份。《富兰克林自传》也常被定义为一部了不起的道德寓言，但它同时也是一部身份寓言。赫曼·麦尔维尔认为富兰克林的身份多达十九个。范·道伦也把富兰克林称作“一个和谐的人类组合体”。但富兰克林本人在他于1750年和1788年分别写的两份遗嘱中给自己的身份做的鉴定是“印刷人”，他看重印刷人的身份是因为这正是他的谋生和立命之本。可见，“印刷人”是富兰克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个身份认同渗透在他的整个自传中。美国传记研究专家保罗·约翰·埃金在提到写作与身份形成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在自传中展示的自我是双重建构的，不仅是在一个写作生平故事的行为中建构起来的，而且是在一个形成身份的终其一生的过程中建构的。”从这个角度看，自传中的作者身份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作者通过话语实现的对某个身份的认同。

二

    一个人的身份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性别、国籍和种族。在不同的语境下，一个人有着多种身份。对于生活在同一地区、同一族裔的人来说，身份是可以确定的。但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一直处于流动之中，甚至出生、成长、定居在不同的国家，他的身份就变得复杂起来。

    莱辛的自传、自传体小说中就鲜明地体现了自传、自传体小说与身份的密切关系。莱辛是一位有着多重身份和不同文化撞击的作家。她出生于伊朗，成长于南罗德西亚的非洲殖民地，她的父母却是英国人，因此，她属于英国国籍，而且莱辛的大半生都是在英国度过的，非洲和英国的经历对莱辛的生活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莱辛在非洲殖民地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殖民地的经历给她早期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莱辛早期给自己身份的定位体现在其自传体小说《玛莎·奎斯特》中对玛莎的身份所做的描述：“她正处在青春发育期, 所以注定闷闷不乐；她是英国人，所以不安而有戒心；她深处二十世纪的第四个十年，所以无可避免地受到种族和阶级问题的困扰；她是个女性, 所以有责任与过去那些受桎梏的女人们划清界限。”

    莱辛对非洲深厚的感情和英国国民身份的认同使她成为一个很好地观察者，这种疏离的位置使她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得更清。在非洲殖民地，莱辛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白人阶级，但她对自己看到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非常不满，她痛恨父母及其他白人对黑人的残忍压。当她知道共产党反对种族歧视时，她加入了共产党。这样就使得她与自己的阶级越来越疏离，受到主流社会的仇视和排挤。莱辛的多部短篇小说都“剖析了白人渴望属于非洲，但同时又有遭到流放和与非洲疏离的感受。”这种边缘化的处境，让莱辛失去了归属感，并渴望回到祖国英国去寻找她的根。在《追寻英国民族性》中，莱辛提到她无时无刻不想回到英国。但当莱辛于1949年，从非洲回到了英国时，她发现那个想象中的乌托邦已经完全消失了，伦敦让她感到非常陌生、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殖民地的移民身份使她再一次处于边缘的地位，而单亲妈妈的身份又让她受主流文化所排斥。莱辛于1956年试图访问非洲时，却由于她对南非的批判而被禁止入境。此后二十年间，莱辛都一直没能回非洲，直到1982年。但非洲的茅屋似乎才是她记忆深处的家，非洲草原的生活不仅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和灵感，而且培养了她对那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莱辛在她的作品中不断地书写着她记忆中的非洲以及她的思念。莱辛的第二部自传《影中漫步》以她居住的地方来命名的，莱辛在《回家》这部散文体小说中提到在伦敦的二十年间，住过的房子不下六十处，但没有一处有家的感觉，由此我们能感受到她的漂泊和流亡感。

    作为女性，莱辛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很复杂，她的女性思想与女权主义有共识也有分歧。莱辛多次在访谈中提到她反对女权主义的具体行为和目标，她赞成妇女解放，但她认为不应该把这个目标放在与男性的对抗上，也不赞同女权主义通过性革命来瓦解男权统治的目的。但莱辛在女性文学中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且影响深远的。莱辛是一个有着自觉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和女权主义一样对父权制社会进行批判。她的女性身份让她关注女性生存困境、了解女性在社会上地位，并对女性的边缘身份有着深刻的了解。无论她的成名作《野草在歌唱》，还是60年代的《金色笔记》和80年代的《简萨默斯日记》，直到90年代的《又来了，爱情》等，无不体现了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莱辛的《金色笔记》被公认为是她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甚至被评论界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圣经》”。莱辛对女性主义有着独到的见解，她认为随着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莱辛笔下的女主公大多承受着社会变革所造成的思想冲突，在探索中找到出路。盖尔·格林曾对莱辛的小说作过这样的评价：“莱辛小说的力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一代女性读者的觉悟，也使莱辛本人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尽管，莱辛从来不愿被贴上标签，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女性问题是莱辛作品中一直不变的主题。莱辛的思想与女权主义有很多契合之处，也有不少分歧。她们都支持女性解放，对父权制对女性的压制进行批判，但莱辛不主张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的性别之战。她认为，女性解放的目标应该放在争取男女平等上，她提倡男女相互依存、携手共进的和谐相处。

    莱辛是英国白人中产阶级的一员，但却被共产主义所宣称的种族平等论及先进的理念深深地吸引，从而加入了左翼俱乐部和共产主义小组。这些新的知识拓展了莱辛的眼界，让她对很多政治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但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莱辛也意识到左翼分子的弱点，他们只是空谈理论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希望实现种族平等，却与黑人间有着很深的隔膜。到伦敦后，莱辛又申请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这是她在南罗德西亚政治身份的延续。但党内左派分子的思想分歧及组织内部的腐败、堕落，让莱辛非常失望，也极为不满，因此，虽然身为公认的英国左翼革命者，莱辛却在内心和行动上疏离它。

    作为作家，莱辛特殊的经历给了她独特的视角和立场。童年时在殖民地的经历让她对主流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使她的作品始终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到伦敦后，她的创作得到了英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但她仍然关注边缘人群的书写，以批判的姿态来探索边缘人的生存，她身处伦敦却揭露白人殖民者的罪恶，她关注男权文化下新时代女性的命运，探索老年人孤独的情感世界，并以科幻小说的形势对人类的命运进行思考，用手中的笔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莱辛并非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知识分子，她保持着严肃创作的作风、不受主流文学圈子的诱惑，远离商业价值，她以出版业的媒体为靶心，对文学场进行了质疑和反思。莱辛的这种边缘化身份使她能够坚持知识分子的立场，更好、更真实地展现整个人类的存在。

    身份是研究莱辛自传及自传体小说的重要线索, 而莱辛的自传体小说是她的多卷本精神自传。因此，在对莱辛的自传、自传体小说的研究中，可以深入分析莱辛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从而发现莱辛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