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亭亭《女勇士》中改写记忆的艺术

    《女勇士》让汤亭亭在美国文学史牢固得占领了一席之地，是一部汇聚了文化、家族轶事和个人经历等元素的绚丽多彩的自传作品。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个人传记的范畴，精彩展现了整个华裔女性群体在美国艰难奋斗的现状，书写了美国华裔女性的心路历程和奋斗历程。汤亭亭运用混合传说、小说和生活的经验的后现代技法，她扩展了自传叙事的模式，挑战单一直线叙述的传统，运用改写的手法重现了想象的过去以打破沉默和寻求自我身份的建构。在她看来，任何单一的原则无法适用于解释自我塑造的千变万化性，因为动态的内容或风格反映了记忆是选择性的和改变着的，应该被重新甄选。

一 、为“无名姑姑”呐喊

    在诸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阿耐斯•宁、杜拉斯等名家的作品中，记忆大多是保存的身体空间的一系列的感觉：比如《追忆似水年华》中品尝玛德琳蛋糕的插曲；阿耐斯•宁、杜拉斯作品中有触感的肢体感受。这些都不是人们确切记忆中的事情，而是感官记忆提醒了我们回忆过去的某人或某事。感官体验影响我们感知的存在干扰了对过去的回忆，且被存储为记忆。作家所处的现实和环境常常会影响其对过去的记忆。

    汤亭亭的叙述不断回顾并返回到这那个陌生的过去，通过重复母亲的故事，重新想象，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去解读。因为不同的国度和不同年代的人们都相信和实践着他们的价值观，汤亭亭萌生了重温过去、重构过去的意愿，试图在过去的中国传统和她新的亚裔身份之间找到平衡。

    在“无名女子”一章中，在丈夫离家后有了私生子的姑姑令家族蒙羞，她被村民严惩，稍后携带着孩子投井自尽。无名姑姑的名字和故事成为了家族历史中的禁忌。无名姑姑象征着已被遗留在祖国大陆，并且被遗忘的、压抑的、埋葬的过去。无名女子也代表了作者对自己身份的困扰，表现了作者想替无名姑姑呐喊的渴望。无名姑姑的故事敦促了作者在中西方社会中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冲突和差异中去协商和谈判。在写作无名姑姑的故事时，汤亭亭质疑了固定模式的、僵化老套的女性角色，并以不同文化脚本的形式打破了沉默的声音。“无名女子”创造了一个介于文化、性别、和象征性的种族沉默与声音的协商空间。在中国去世的无名姑姑成为被遗忘和沉默的象征。妈妈口述故事中自杀的姑姑是一种隐喻的空间的遗失。叙述着不愿意让姑姑的事情被人们所遗忘，希望在男权社会体制中找到女性的地位。通过重新讲述故事来纪念无名姑姑，叙述者在家谱中为被家族驱逐的姑姑找到了一席之地。

二 、呼唤超女“木兰” 

    神话是一个历史久远的虚幻空间，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文化和性别的意义。在重写中国神话花木兰时，汤亭亭对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值进行了衡量，力求改变中国传统哲学和价值观来融入她作为第二代美籍华裔女作家的身份。中国神话故事变成了一个文化、性别和种族矛盾与协商的想象的空间。通过运用混合中国传说、神话和家族故事的互文性性的后现代写作技巧，汤亭亭探讨这些有争议的意识形态，从而在跨文化背景下重新赋予其价值，在虚构的和遥远的神话中重新寻找到新的声音。

    由于汤亭亭是生活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她对中国神话的印象是既感到新鲜好奇，同时又是陌生而带有神秘色彩。这是一个既没有事实也没有真实的话语的丢失空间，既没有坐标也没有历史考证而存在的空间。换句话说，神话是她母亲口述的故事，是处于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描述。神话是汤亭亭无法理解的现实，既是她文化遗传的一部分，又是她不熟悉的文化范畴。赵健秀以“神话本质上是不可改变也不会改变，因为他们深植根于文化记忆，否则就不是神话”[]批判了汤亭亭随意篡改中国神话的不端正的学术态度，认为应该沿袭中国传统纯正性。然而，文明是在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所谓一成不变的纯正的传统很难找到立足之地。

     文学艺术需要多样化的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神话传说是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不会束缚他们以自己的风格与方式来自由表现主题。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人，都会从所谓的本原中寻找不同的意义来加以认同，也即完成自我的建构。”[]神话以及其涉及的文化和种族的影响代表了一种她需要的而又无法辨认的集体身份。对于汤亭亭来说故国仅仅是一个想象体，是无形的、模糊的、不可捉摸的。这个神秘的故国通过母亲的一个个故事注视着她，带给她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汤亭亭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个想象的空白的神话空间中进行种族融合、身份认同的协商。汤亭亭使用后现代美学，在“白虎山学道”一章中改写了中国神话花木兰，通过在协调和反驳的空间里融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及进行协商和抗争来努力实现超越。

三 、群“鬼”欢聚一堂

    书写一个人的过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于对绘画作品的探索，不可能恢复和重建完整的过去。过去的特定时刻已经一去不复返，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该书是关于作者少女时代生活的回忆性自述，在《女勇士》中叙述者的无名姑姑的鬼魂缠绕着她。没有沿用中国传统的用焚烧纸质的房子和衣服去纪念去世的亲人的方式，叙述者通过写下禁忌的姑姑的故事作为她抗争的途径去牵制令人不安的记忆，为无名姑姑申诉，颂扬了其反抗的勇气。

    除了无名姑姑的鬼魂，在“乡村医生”章节中，各种鬼魂聚集一堂。叙述者描述了另一个女战士，她的母亲，能够斡旋于人间和鬼魂间的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她能够在床上和猪圈里为孩子接生，会接骨头和治疗其他疾病。传统的鬼故事通常放生在荒郊野岭或古墓密室，而叙述者讲故事的地点选在了哈克特女子专科学校。尽管封建迷信的说法是如果不善待鬼魂，可能会伤害人类，“我”的妈妈领着她的同学还是将鬼魂给驱散了。

    迷信鬼故事被认为不相信科学规律的表现，也有悖于现在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仪式。通过把鬼吓跑，医学院的新女性把自己同那些遵循社会规范和盲目向传统投降的旧女性区分开来。正如叙述者所言：“德功助产士学校的学生都是些新女性，她们改革了迷信仪式。”[]汤亭亭歌颂了这些不仅能将新生命迎接到世间，而且也带来了社会新风气的新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鬼故事是汤亭亭一贯地使用的一个手段来推进她的女权主义议程。除了唤起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鬼故事的精神，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也写了白人鬼魂，作为对白人主流社会的有力反击。 

    叙述者通过喊美国鬼反抗了将她定义为少数民族和边缘化的白人社会。年轻的叙述者对白人鬼生动的描绘反映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成长的印象：一方面受到父母的边缘文化起源影响，另一方面自身也不同于其他的美国人——“白人鬼”。至身于中西文化的交汇之中，汤亭亭的作品以一种组合中西两重视界的方式展示其文化身份的杂糅性。对于汤亭亭来说，她既要摆脱白人主流文化这一原出文化的束缚，抵制它对“他者”文化的压制，又不能否定和抛弃主流文化。对于母亲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她拒绝认同，只是在噩梦中想像着故国。主人公本人处于无根状态，游荡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找寻着自己的文化归宿。

四 、效仿和平使者“蔡琰”

    在“羌笛野曲”章节中，汤亭亭描写了我国东汉末女诗人蔡琰的传奇故事。异域的音乐、语言、文化、习俗启发了她撰写自传叙事诗歌。她的作品有《悲愤诗》二首与《胡茄十八拍》。她将自己的被俘的愤懑与哀愁写入了诗歌，超越了传统女性的身份，成为了一名女诗人。汤亭亭在小说中想象了蔡琰虽只身一人在匈奴，却通过自身的努力让自身的“汉”文化和异域“胡”文化融合为一体。

    蔡琰锲而不舍的精神面貌是汤亭亭极力追求的楷模。汤亭亭对蔡琰的故事的改写与塑造女超人花木兰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纯粹复述传统的中国神话，而是给中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灌输了西方的理念，重塑属于华裔女性自己的英雄形象。汤亭亭采用了讲故事的形式来表达了迫切表达自我愤怒的心情，关于这种形式她在访谈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喜欢说书的方式，即令人难忘，又很实际，也很现实，自相矛盾的东西也可以合并一处。” 

    通过改写故事，作者通过叙述者把自己叛逆的思想注入母亲的故事中，变成属于女儿的故事。因为“过去”是遥远而虚幻不真实的，自己只能把握“现在”了，让现在成为有意义的、有价值。对于过去故事的改写是挖掘叙述者内心深处的方法，却又超出了个人的范畴。煞费苦心讲述自我的叙述者知道现状不同于过去，也不会在未来被重复，历史将是人类向未来目标前进和与形式与生命的崩溃抗争的记忆。

结 语

    《女勇士》无疑并不是传统的教条主义的自传。然而，它的聚焦于几位家庭女性成员的蒙太奇式的叙述展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着“我”的少女时代。虽然《女勇士》脱离线性叙述，汤亭亭通过允许旁白出现在每一章和评论这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个人的生活故事方式把独立的故事编织在一起。这里讨论的自传的元素在可视为弥补过去种种损失表述行为。这不再一个真假的问题，或体裁问题；相反，流动的和变化的内容或风格反映了记忆是如何选择和改变,以及如何重新甄选过去。

    对于《女勇士》中的年轻的叙述者来讲，沉默导致了痛苦，但也变成了一个机制来应对面对两种文化及其不平等的交流出现的身份危机。她在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社会中的失语常常被理解为身体残疾和智力不足。这种强制同化力量加剧少女时代的沉默的程度，呼吁一个更加民主和包容的社会环境：人们将不再受到文化差异的威胁，并且不再认为这是文化的耻辱，而是文化的潜能。汤亭亭运用了兼具传说与现实、小说与真实的后现代的混合美学去想象和重现被遗忘的过去。超越文化语境，她重新抓住了不熟悉的文化，转变成自己熟悉的，重新定义了沉默和他者。她利用讲故事、改写历史的叙述手段去建构了想象的自我，“并进化出自己的样式和神话。”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