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体育文学创作略论

随着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满足体育和文学协同发展现实需求的体育文化应运而生，体育文学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体现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体育文学不仅能够以文字记录体育运动中的瞬间辉煌，展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还能抒发体育运动激发的情感，揭示体育与社会间的深刻联系。作为一种极具前瞻性的文学类型，中国体育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衰落、逐渐边缘化又回归中心的不平凡的发展轨迹，涌现了大量自觉赋予体育文化内蕴的文学叙事文本。[1]二十一世纪是体育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其形式呈现出多样性，而且其对体育与文学的发展将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因而对体育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展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体育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新时期中国体育文学的发展拉开了序幕，这一时期歌颂型体育题材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作家们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许多为国争光、斗志昂扬、奋发有为的优秀体育健儿和为人正派、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教练员形象。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作为与社会思想运动处于共时状态的体育文学以自己的方式感应着时代，为社会政治实践提供精神动力。[2]如被称作体育报告文学首部大作的《扬眉剑出鞘》（理由）讲述了女剑客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在心中不断地重复：“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以歌颂女排夺取“五连冠”为题材的《中国姑娘》（鲁光）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失败时的伤感与苦闷、胜利后的喜悦与激动心情的书写，表达了她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带给读者无言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中国女排之歌》（胡乔木）在歌颂女排精神时写道：“前面是对手，后面是祖国/人生啊，能有几回拼搏”。不可否认，这一时期体育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都是典型的“高、大、全”，始终洋溢着奋勇拼搏的爱国热情和昂扬向上的斗志，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将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体育发展的前景作为关注的重点，对人与体育、人与人、人与人性等人性之外的“物性”则很少关注，正如批评家陈晓明所说的，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学构成了“时代集体精神镜像”，“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的激情成为“民族自我意识的巨型寓言”。[3]

“金牌驱散阴影，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很容易形成彰显正气与大义的精神特质，因而，这一时期体育文学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歌颂与赞扬，塑造的人物都是简单化、脸谱化、类型化的形象，在艺术形式上都以情节编织为结构特色，采用具象描写的方法再现激烈场面，表达的是类型化的政治鼓动、教育作用等情感，反映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个人情感表达却被忽略了。这种千篇一律的类型化图像和单调的风格叙述不仅使文学作品缺少本身应有的审美高度，而且还造成创作题材与主题表达上的狭隘，几乎每部作品在描写与叙事上都呈现出如出一辙的空洞与虚伪的情感表达。

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作品主要有：《斯韦思林杯上闪光的名字》、《足球教练员的婚姻》、《东方的爱》、《羽球情》、《围棋大师和他的妻子》、《美》、《驯马者》、《长跑者之歌》、《新的高度，属于中国》等，这些作品为体育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体育文学的转型与探索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初见成效，人们的审美意识逐渐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赛场文学”、“冠军文学”等体育文学创作结构，在以文化开掘为目标的文艺思潮的推动下，我国体育文学步入了文化转型和题材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冯骥才、罗达成、赵瑜等为数不少的作家，他们深刻认识到体育文学的发展意义，以中国在世界体育大赛中屡次兵败为题材，深刻剖析体育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来反映体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推出了《5.19长镜头》、《中国体育界》、《强国梦》、《倾斜的足球场》等一大批“问题报告文学”。作品中，刘心武的《5.19长镜头》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作品通过对香港足球赛骚乱事件始末的记录，透视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风貌和社会心态，告别了“歌颂”与“冠军文学”的主题。赵瑜的《强国梦》、《兵败汉城》与《马家军调查》在体育界影响较大。《强国梦》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发展现状的对比，揭示了中国体育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以及中国体育潜藏的深刻危机，吹响了体育必须改革的号角。[4]《兵败汉城》通过对汉城归来的奥运军团的追踪采访分析了中国体育的现状与危机，对“强国梦”做了圆满的回应。《马家军调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思体育的本质和国民的体质，引领广大群众将视角从奥运金牌转向全民健身，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此外，在文化热等因素的影响下，文化意识成为作家重要的思理机制，体育文学也开始转向文化“寻根”。冯骥才在《神鞭》中以象征性的笔法寄托了作者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思考：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实现价值重构与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阿城的《棋王》、向开的《羌笛怨》、理由的《“迷路的孩子”》等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剖析了中国体育文化的构成，取材范围更为广泛，对当时较为敏感的问题不仅能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而且还能对个体体能与竞技成绩之间的矛盾进行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分析。

纵观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学，体育文学的结构已从微小转至宏大，作者不再从金牌、赛场等微观层面关注体育，而是将体育运动与社会文化、生命本体等相联系，从不同价值层面和更广阔的生活面来表现体育。体育文学由此转型，从发展和繁荣时期的“赛场文学”、“冠军文学”中脱离出来，走向转型和探索时期的“反思文学”。

三、体育文学的回归与多元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体育文学在写作思维、表达手法上发生了巨大变革，体育网络文学成为这一时期体育文学发展的突出特点。2000年杨杰创作的长篇足球小说《假球》是我国第一部足球文学，在体育网络文学中影响力极大，被文学界和体育界誉为“一部鬼斧神工的足球故事”。作品提出体育产业市场化后人们应当注意各种重大问题，并提醒人们公平的游戏规则对体育市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董路创作的《临门一吻》是国内首部以足球联赛为背景的言情小说，作品真实地刻画了专业足球员、足球记者的爱情、生活、事业以及他们在追求爱情和自身价值实现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彷徨。体育网络文学主要是散文、随笔和评论，如李寻欢的《足球男人》、郎平的《激情岁月》、贾平凹的《我这样读体育报》、白岩松的《笑到最后才是幸福的》、周世雄的《中国乒乓五十年》、韦一笑的《笑看体坛》，等等，体育文学题材发展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纵览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学作品，体育网络文学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体育文学完全不同的轻松、调侃甚至戏谑色彩的风格，批评意味的作品不断减少，如徐坤在《狗日的足球》、《君子好逑，女子好球》、《女球迷》中，以亦悲亦喜、亦庄亦谐的语调尽情地刻薄男性足球文化的荒谬。类似的作品还有杨杰的《足球流氓》、《暴殄甲A》，方梦妮的《天使惹的祸》，等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体育文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且还为我国体育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许多作家纷纷“投身奥运，铸造名篇”，[5]如著名女作家徐坤以虚构的奥运协办城市为背景，历时四年采访、创作完成的《八月狂想曲》塑造了一代年轻的城市管理者和建筑设计师奋发向上的形象，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主旋律，反映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全国第一部以北京奥运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肖复兴在《其实奥运会已经开始》中以独特的视角感性地记录了中国体育30年来的发展轮廓。魏纪中在《我的体育生涯》中以多年的体育人生经历为主线清晰地再现了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在诗歌方面，由30位诗人集体创作的《奥运诗典》以历届奥运的举办为题材，表达了诗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对奥运的期盼之心；诗人尚泽军创作的《奥运中国》既是一部迎合时代的世纪交响诗，也是一部理想与现实、艺术与思想相互交融的诗篇。作品以时间为脉络描绘了中华民族期盼、迎接、祝福奥运的历程。流行体育歌曲的歌词是现代体育诗歌的最佳载体，《亚洲雄风》、《向奥林匹克进发》、《实现梦想》等歌词展现了体育健儿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文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流变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就，不仅继承了原来的精华，而且还在发展中创新，并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文化状态。有兴必有衰，中国体育文学依附的载体已发生转移，其过去所拥有的辉煌成就和至上地位已不复存在，但体育文学并未消亡，它正在走向一个没有张扬形式的新体育文学时代。因而，在当代体育文学创作实践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既要直面体育文学高度的抹平和游戏化，又要把握后奥运时代体育文学的发展契机，与其他艺术种类进行密切的交流和补充，促进体育文学的健康、和谐发展。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