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思心灵、本真性情的或一载体——谈斯妤散文集《斑驳人生》的情感和文体特征

《斑驳人生》为读者展开的是作者对千疮百孔却魅力永存的小镇、对“永远是粗糙、本色、丰满”，“也圣洁也卑微，也淳朴也诡谲”的小镇的人的既悲悯又隐忧的复杂心态，既奇特又神秘的多味感受。她打开记忆和情绪的双重闸门，让时光倒流，往事再现，去重温自己的童年少年梦。同时，力图以亲历者和过来人的身份，将自己童年时代对小镇的世道、人生、人心、个性的印象和体会和盘托出，“将这个弹丸之地的博大地名的谜底揭开”，看看这个故乡小镇在经过岁月的淘洗和过滤之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面目。

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痛苦思索和不懈追问始自童年和少年。“小镇上的生活和自然界实在挨得太近了，日升日落，云涨霞飞，迟暮的水牛，雨中的炊烟，这一切不能不牵动我那稚嫩的情思，敏感的心”。“留在我头脑中、心灵里的，是对人的无数疑问。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在《斑驳人生》中，作家将要思考的人生课题转化为回忆中的人和事。为此，她写了小镇的人“在这巴掌大的生息之地殉道、殉情、创造、礼让，也在这巴掌大的土地撕杀、抢劫、诅咒、通奸”，写了他们各种各样突兀、难解的行为方式，反常、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坎坷、多蹇的悲剧命运。阿端仅仅因为拿了我的红格头巾而自我幽闭十几年（《阿端》），婉穗老师“只爱荷叶不爱荷花”的诸种怪癖和遗嘱的反常方式（《婉穗老师》），方姑姑及其女儿的不明来历和神秘生活（《方姑姑》），文莲女士常常借钱不还，动辄变卖家产却生活简朴，自己口碑不好可儿女们仍然孝敬并“一个比一个好”《文莲女士》，面对丈夫时的暗淡与无奈（《美倩》），没文化也不聪明常闹笑话的美玲却红得发紫（《美玲》），成年累月脏兮兮的玉兰仔的诡偈和一脸肃然若有所思的表情（《玉兰仔》），龙灿婆娘的永远的阴冷和讪笑以及韩舟之死（《韩舟》），蔡高之死（《特派员》），锦云姐妹的不幸遭遇等等。这些，都是作者童年少年乃至中年一直探询的难解之谜。作者有时若有所悟：〈〈阿端〉〉中她对阿端的举止显露出儿童式的早慧和敏感，以致于“每想到她，心里便要久久地浮起迷惑和怅惘。”美玲的现身说法使“我”“有点目瞪口呆，这是我头一回知道先进事迹是可以编造的，可以作假的。”“明舅母这起伏很大的一生”，常常使“我”“要惊叹人性的复杂与无限潜力。”作者有时还借小镇人的议论和感慨窥测人性深处：对于韩舟之死，“小镇上的熟人听到他的死讯后，无不唏嘘慨叹，他们联想到前几年他父母的骤死，心理顿时惊惧起来。小镇对特派员蔡高的态度变化，对蔡高之死的”，“唏嘘慨叹好几天”，以及蔡高的同事对蔡高死因的看法足够折射出人性的变形和扭曲；小镇人近乎喧哗地说：“安宝痛苦的时候真痛苦呢。”然后他们夸张地笑，虽然解气，未尝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态。还是小镇人对姐妹遭遇的“痛苦”和“惆怅”，对于玫珍不幸生活的“叹息”，很难说完全出自同情和怜悯，大抵只能是饭后的谈资。作者对小镇许多人和事的前因后果、人心深层都未能提供出明朗的思考答案，她试图让读者一道理出头绪，和她一起猜谜。事实上作者的洞察、思考、追问确实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引导他们更广泛、更深入、更敏锐地审视、感悟真实世界、真实人生、真实自我。

作者悲天怜人的深切情怀，对人类、人生的关注和厚爱，以及独立的人格力量的形成，也始自童年和少年时代。《应婆子》中，尽管气应婆子用瞎话骗人，不愿理她，但当“我看见那提着腰晃着腿倾着身子几分困难地往前挪的背影，心里的感觉却突然复杂起来”。《美倩》中，“我”至今仍在关心“美倩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变，是否她的笑声里，不再夹着几分苦涩？”《歪嘴仔》中，来自童年经验和感受的积累，使“我”在对歪嘴仔回想与现实、生前与死后的对比中“眼睛模糊”，“眼泪终于下来了”。对人的尊严长久被漠视和重新被重视的深切关注感人至深。将这种情怀、关注、厚爱、尊严推向极致的是作者回忆家族历史和际遇的几篇散文：《二舅》、《祖父》、《回想外婆弥留之际》。《二舅》一篇，在回顾祖父貌似平淡实则不凡的一生后，对于祖父的“对人始终抱着一份善良和爱心，把平凡人的善良与正直发挥到了极致”的境界由衷赞叹，引发出“我们这些晚辈后生，除了承继祖父的正直善良，面对污泥浊水保持一份精神独立，一份做人的尊严，还是什么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表述。《回忆外婆弥留之际》于满含感激、饱蘸深情的回环往夏的回忆中，将“我”六岁至三十六岁的全部生命轨迹归置于外婆那“临终前的神秘微笑”的神奇预见里，有如神明昭示。因为“随着时光的流失，我发现外婆的性情、思想都逐一在我身上闪现”，“我将如她一样在透彻之后悲悯一切”。作者曾说：“一个温馨、慈爱、智慧的家对于生长中的心灵、漂游中的心灵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或缺“。透过《祖父》和《回忆外婆弥留之际》二文，可以清楚看到作者艺术的秉赋气质，性格之真诚与善良、精神的独立和强大完全来自于家族的延续和流转。作家曾把这个家比作＂乐园＂，这个家让她＂魂牵梦绕了三十年＂。

作者在《斑驳人生》中所表露的对故乡小镇和小镇的人的情感，可以用作者在另外一篇散文里的一段话来概括。她说：“故乡就象爱人，有时间与空间阻隔时，你觉得它善，觉得它美，觉得它是你精神栖息的家园，而一旦你与它团聚，耳鬓厮磨，朝夕相处，你便要发现他的丑陋，狭隘与不胜其住了。可见，远离故乡多年的作者记忆中的小镇是蒙着一层薄薄的暖湿的轻雾的，小镇“永远诗意永远温馨地屹立在我的心头，”它是“造就了我，养育了我”的真实的和精神的家园。正因如此，家园的即将丧失使作者深感隐忧和不安，产生了从此“连回眸的余地都没有了”的无所依靠的悲哀和失落感。回小镇——这种强烈而浓重的局部返归情绪时时闪现在作者那些极具＂真性情的文字＂中。

作者特别强调散文的真性情和真心灵。她认为散文＂需要忌讳的是真性情真心灵的死亡。矫揉造作，哗众取宠，言不由衷、见风使舵，是为人之大忌，也是为文之大忌＂。这段话道出了《班驳人生》的情感特征，即：多思心灵，本真性情。

作者还说：“散文家的心灵既无法伪饰，也无法藏匿”。“散文表达的，是作者对自我的审视，对一已生活的剖析，即使三缄其口，绝对不谈自我，但作者的心灵，思想，气质，也必然会在谈书论画，谈张三说李四时流露出来。”这一散文观引起了笔者对《班驳人生》的文体特征的思考。

严格意义讲，《班驳人生》不是规范的艺术散文文体。主要表现在某些篇章写法近于“小说”（如《安宝》、《玫珍》），不少属于人物速写和素描（《应婆子》、《美倩》）。但一定要说它是报告文学、史传文学、随笔、杂文等又绝不妥当。因为：

它虽然不是以“自我”为艺术观照的“对象”，但“篇篇有我”，所述对象与“我”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我”已与小镇一体化了），多数篇章以第一人称形成了个人化的视角和主体化的叙述方式，所谓的“着我之色”。某些文本似乎切断了我的介入，但其中隐含着“自我”心灵和情绪，可以说是一种主体姿态的变化，这样的变换为揭示人性的真实多样提供了自由空间。

它虽然不是由“内” 而“外”的表现心灵、情感，但对人性的思索被巨大的情感力量所裹挟，随着被作者“情绪化”、“心灵化”的外物片段的流动而凸现，“外物”经由深度开掘和时间发酵升华为“内情”并裸呈出来，所谓的“现我之情”。

至于“以小见大”，《班驳人生》更见真功。作家何止是描写小镇的各色人等，百味人生，她是用真心真情在探寻“这无言耸立着的宇宙沧桑史”，是在昭示“浮沉在漫漫时空中的人类的悲哀”。正是这种“以小见大”，使得笔者在读这些散文时“心里不知为什么突然潮湿起来百感交集起来”有了明确的注脚。

阅读《班驳人生》，只所以使得我兴味盎然，不至于有疲惫厌烦之感，除了其中对人生、人性的追索和巨大的情感力量外，得益于它的自由、自然、富有情趣的笔墨，有些片段常常会令人忍俊不禁并反复回味。如《应婆子》中有一段：“熟稔起来以后，应婆子不再满足于我们天天放学后为她扫地洗衣提水了，她开始露着被烟熏黄的牙告诉我们，当年她看见比她穷的人总要转身将自己的东西送给她，而且不让家里的人知道。她常常送人的东西有钱有粮票有菜橱里的鱼和肉。我们听了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每次当我们把东西呈现到应婆子面前，应婆子总是要垂下眼帘笑几声，用那种假嗓子似的声音夸我们阶级感情深。再如《祖父》中描写：“我看见老祖父在和熙的阳光下放松了全身筋骨，满意地眯起眼睛，渐渐打起盹来，也看见过一会儿，一个小女孩连蹦带跳地跑过来，急切地摇醒老祖父，伸出的小手在阳光下仿佛一把金色长勺。老祖父腥了，嘴里嘟囔着，从口袋里摸出最大的钢硼，吧一声答复了急切的长勺，长勺卷缩起来，开心地晃悠着，跑开了。”这些描写显示出斯妤散文充溢的性灵和才气。

笔者认为，《班驳人生》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启示性，主要在于作者找到了“与所要表达的心灵同构的形式。”这种形式总给我以奇特的感觉，很难准确地描述和把握。大体的概括是：每篇作品中所追忆的人生片段都是被一条时强时弱、时起时伏的主体情绪所贯穿。著名散文研究家刘锡庆认为，斯妤散文的“情感流动是‘随笔式’的”，的确如此。

综上所述，《班驳人生》的文体定位可见一斑，它是一种别一形式的艺术散文，是艺术散文的或一载体（“或体”系文字学概念，这里借用）。

参考文献：

1.斯妤《斑驳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

2.斯妤《斯妤散文精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