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与华语导演关系初探 ——以台湾导演侯孝贤为例

侯孝贤是当今华语影坛的著名导演，以其诗性的乡土风格著称于世。他的成功离不开台湾新电影的土壤。本文通过背景、特质和影响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初步探讨了侯孝贤和台湾新电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亲缘性一方面使侯孝贤的电影创作拥有坚实的后盾和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他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成就引导了新电影的发展潮流，乃至整个华语影坛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华语影坛来说侯孝贤和台湾新电影有着极重分量，他电影中表达的情感和情感表达的方式与台湾新电影从未中断过，因此，对侯孝贤与台湾新电影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侯孝贤；台湾新电影；背景；特质；影响

一、侯孝贤的台湾新电影背景

（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兴起

台湾新电影运动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一些台湾电影工作者和电影导演相互支持，拍摄了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当时台湾的主流商业电影较为不同的影片，形成了革新的气象，并受到影评人和部分观众的肯定，推动了台湾电影从旧到新转变，加快了台湾电影现代化进程、扩大了台湾电影艺术国际影响力的一次革新运动。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等成为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学界普遍认为，1982年8月《光阴的故事》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起点。

从艺术学院电影戏剧系毕业的侯孝贤，是在1973年通过担任李行导演场记进入电影圈的。在进入电影界的前十年，侯孝贤的七部电影基本都属于主流商业类。看到台湾电影日渐消沉，对传统电影进行反思的侯孝贤渴望电影能够回归现实。侯孝贤等一批电影人决心尝试改变台湾传统电影。台湾新电影运动呼之欲出，之后我们才看到了以侯孝贤为代表的对个体成长反思的作品。

（二）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全盛

1983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高潮，此时台湾新电影商业上无限风光。由于台湾传统电影已经开始被民众摒弃，关注台湾新电影的群体扩大，所以八三年对台湾电影史来说意义显得格外不同。黄建业指出：八三年对台湾电影史如此重要的一年，固然是因为那种缺乏眼光与诚意的传统影业结构彻底动摇了它那十多年的正统地位，但更重要的却或许还在于电影消费阶层的重组和观众口味的改变。[②]这一年《儿子的大玩偶》大获票房。在社会台湾新电影全盛时期，他也在尝试着从不同视觉叙述个人成长。《风归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都是侯孝贤成长回忆的影像作。

（三）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衰落

1984年虽然侯孝贤的电影在国际影展屡屡获奖，但《冬冬的假期》在台湾岛内却票房惨淡。1986年台湾新电影的作品数量更是急速下滑，除了侯孝贤的《恋恋风尘》和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新电影作品寥寥无几。此时香港电影开始占据台湾电影市场，有台湾媒体甚至要声讨台湾电影。但对于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艺术追求，新电影的创作者们始终坚持要争取除了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的存在空间。新电影创作者们群体性的认知从长远角度看会推动台湾新电影的发展，促进台湾电影在思想深度和市场营销上的进步。

二、侯孝贤的台湾新电影特质

（一)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观

台湾新电影最显著的特点和发展就是题材关注现实生活。不管是新电影创作者对个体成长的回忆还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寻求台湾身份的认同，都在说明新电影的题材关注现实，追求真实性。

1.注重个体的成长

所谓人的解放，就是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台湾新电影的导演们把这种人的解放具体用对个体成长的回忆表现出来，侯孝贤在新电影之后有多部回忆个体成长经历题材的作品。《儿子的大玩偶》中主人公为底层人物，这是侯孝贤第一部真实展现底层人生活的作品。

在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始后，大多数新电影的创作者们把作品题材选取都集中在个体成长回忆方面。他们自传式的成长回忆，相比之前的台湾新电影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接触，同时也在表明对台湾身份认定的努力寻求。

2.寻求族群的认同

人在自我意识解放之后就会有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问题，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沦为殖民地，要想对台湾历史进行反思，这个事实就不能回避。寻求对台湾身份的认同，不仅是侯孝贤个人在台湾新电影中的一个表现主题，更是整个电影圈就一直存在的疑问，只不过在侯孝贤这里最先表现出来。

侯孝贤的电影中有表达过对台湾身份的疑惑。他还把对自己和对寻求台湾身份的疑惑放在整个台湾大环境里，融入种群寻求真正的台湾身份，《悲情城市》就是这一想法的代表作。侯孝贤曾表示他拍《悲情城市》并非是为了把过去的伤痕再拿出来让人看一遍而已，而是要让他和台湾人民明白他们从哪来要去哪，正确勇敢面对自己和历史。和《悲情城市》并称为“台湾三部曲”的《戏梦人生》《好男好女》都是表达类似主题的作品，影片就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台湾需要寻求国家认同和根源文化。因此，侯孝贤通过作品还向世人展示了作为一个导演的厚重社会责任感。

(二）诗性的影音风格

1.散文化的叙事结构

台湾新电影的叙事节奏大都安静缓慢，非常讲究空间情趣上的美学追求。侯孝贤突破传统的审美视角，用中国人文艺术和诗意情怀改变了电影的叙事风格。他的电影突破传统叙事结构，不刻意强调故事矛盾冲突，没有惊心动魄和紧张激烈的画面。《恋恋风尘》中阿云和阿远分手时写信的一幕突然断掉，刻意冲淡人物情绪和故事结构，用平淡含蓄的氛围切合故事。比如《风柜来的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很多影片都是散文化的情节结构，风格清新自然。

2.朴实自然的镜头语言

台湾新电影的特质在拍摄风格上形成了写实主义风格，这也是对新电影追求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风柜来的人》是侯孝贤第一次用长镜头表现写实主义风格，此后更是源源不断的运用。长镜头的使用延续到后新电影时代。《海上花》一共才用了39个镜头，却说尽了上海长三堂子里的故事。

景深镜头可以强调空间的真实感和场面的规模，通过镜头之间的切换避免场面调度上的局限性，因此在台湾新电影中开始普遍的应用。《冬冬的假期》中，在婷婷离开外公家舍不得寒子时，侯孝贤用景深镜头，小产的寒子心态完全不一样。

三、侯孝贤对台湾新电影的影响

作为新电影浪潮的旗帜导演，侯孝贤对台湾新电影有巨大的影响。

（一）提升了台湾新电影的品质

侯孝贤对台湾新电影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究和实验获得了成功。但也要看到台湾新电影的不足，在文化日趋丰富的今天，观众审美层次和对电影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台湾新电影也需继承升华。新电影中许多作品只是通过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现实的压迫反映现实生活，却缺少了对一个最重要问题的探讨，就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这一点，侯孝贤做到了，他在《悲情城市》中用平常人的生活反映历史的问题，成为一部史诗巨作。

侯孝贤最值得珍贵的是把台湾环境当作创作的中心，无论题材选择还是主题，都有“台湾”烙印和深刻的社会价值。新思想认识的电影出现后，带动了整个台湾新电影的思想认识，产生的影响就是提升了台湾新电影的品质。　

（二）推动了台湾新电影的传播

侯孝贤的电影屡次在国外获奖，受到外国影评人的一致好评，推动了台湾新电影的传播。侯孝贤在坚持新电影理念的同时，还努力对新电影进行传播。新电影的传播不仅是名声的广泛，更重要的是新电影作品中表达的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侯孝贤接受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和巴赞理论的影响，并且把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和台湾本土文化社会环境同前者相结合，让世界看到了在台湾这座小岛上还有受世界电影理论影响的人。

结语

通过以上的诸多方面的探讨，我们看出侯孝贤与台湾新电影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这种亲缘性一方面使侯孝贤的电影创作拥有坚实的后盾和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他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成就引导了新电影的发展潮流。即使在台湾新电影运动已经烟消云散的今天，他对现实主义美学观的强调，对诗性叙事的探索以及对镜头语言的个性运用等都给台湾电影，乃至整个华语影坛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 《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