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谏、书谏形式演进及叙事效果脞谈

言谏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劝谏，书谏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书劝谏。从历时来看，早期谏言以言谏为主，战国后期才逐渐向书谏形式过渡，两种形式的进谏方式在史传散文中的叙事效果也有强弱的差别。   

一、言谏形式演进

言谏的出现是伴随着谏诤的出现而出现的，原始民主制下出现的监督者，应该算第一批言谏者，繁盛时期甚至出现了“全民共议”的局面。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语对氏族首领进行规劝、引导，保证施政合理有道。尧帝时期出现的谏鼓，更是以言谏的方式来公开施政的代表，这种方式在整个群谏时代非常突出，“匡过而谏邪者之弼”、纳言之官都是言谏着的代表。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篇也曾有言：“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p421，说明唐尧、虞舜时代臣民，官方规定以口头进言。到了夏商周三代时期，群谏、专谏交叉盛行，更由于言用制度的存在，人们非常注重言语，以言语进谏非常盛行，这在中国早期叙事文中有丰富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一些研究奏议的学者说到“从夏朝的建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臣下奏事主要是当着君王的面陈说，即‘奏言’。这种奏言如果被史官记录下来，就和用书面形式写成的请示、报告一样，也成了奏议”^‚p23，尽管其把奏议的出现上限界定在夏朝，略显不妥，但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前，臣民进言以口头为主，揭示的很准确，也说明了这些进言的保存形式，被史官记录在了史传当中。同时由于“古者谏无专官，自公卿大夫以致百工技艺，皆得进谏”^ƒp38,臣民进谏非常繁盛，使得中国早期史传文中充满了大量的言谏实例^④，南宋真德秀在其《文章正宗》中更是专列《春秋内外传》谏诤论说之言为其文类之首^⑤，由此可见先秦言谏之盛行。到了秦王朝时期，由于专谏功能的强化，书谏成为了最主要的形式。秦始皇曾明确规定“下级有所请示，必须采取书面方式，也不准托人代为请示。如出土秦律《内史杂》‘有事请也，毋口请，毋羁请’，这一制度以后相沿而成传统。”^⑥p23，这并不是说言谏消失了，因为书谏成为谏诤的主体后，言谏的形式仍然存在，如朝堂之上的庭诤。

二、书谏形式演进

书谏的历史，最早应从文字产生后开始算起，现存最早的书谏实例应为“诽谤木” ，此可以作为书谏最早的一个雏形。其后出现的箴体，颇具书谏的性质特点，据梁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篇云：“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国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⑦p194，其具有批评过错，防止祸患的针刺作用。这种文体兴起后，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箴》和《商箴》，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到春秋时期，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但还未衰绝。所以晋国魏绛曾用《虞人之箴》中讲的后羿，来讽谏晋君；楚庄王曾用“民生在勤”等话来箴戒国人。战国以后，抛弃道德，专求有功；因此，铭辞代之而兴，箴文就基本上绝迹了。具有讽谏作用的铭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属于书谏的形式。

不过“从政治家的训令与历史家记言，到行人与游士的说辞，再到私门讲学与著述，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加强对文辞之美的追求，言辞于是逐渐向文章过渡。”^⑧p28，其后出现的上书体，可以算是书谏的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明代吴讷在其《文章辨体序说》中言：“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⑨p41，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书体文体的演变，据吴讷的后辈徐师曾考辨“奏疏者，群臣论谏之总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请；四曰议，以轨议。”^⑩p123，从上可以看出书谏的历史演进的轨迹，秦王朝之前为上书体，秦为奏体，汉代开始出现章表奏议，“至于奏事亦称上疏，则非专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别称弹事，尤可以征弹劾为奏之一端也。”^⑪p123。梁代任昉在其《文章缘起》也考辨了上书体，“上书，秦丞相李斯《上始皇书》，战国时，君臣同书，如燕惠王与乐毅、毅报燕王之类是也。秦以后始为表奏焉。” 明代陈懋仁注曰：“按《字书》，书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陈之简牍也。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此其时也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汉而下，古制犹存，萧统文选，欲其别于臣下之书也。故自为一类而以上书称之。” ^⑫在这里，陈懋仁一方面说明了上书体形成的时间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言谏之辞和书谏之辞的出现时间。总而言之，与书谏相关文体，大都形成于上古时期，逐渐为后起的皇权社会中的谏诤系统树立了文体规则，开启了公文写作的系统化时代。从秦开始书谏形式被官方化，“有事请也，毋口请，毋羁请”，成为进谏的最主要形式。

三、言谏、书谏的强弱叙事

以先秦言谏而言，谏说者是谏例过程的发起者，在整个谏例中处于中心位置，直言对君王决策进行干预，不管最后君王接纳与否，整个事件具有完整性，如宣公十二年士贞子谏晋侯赐死桓子(荀林父)：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 ‘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左传·宣公十二年》^⑬p605

士贞子之谏参与到了整个晋楚邲之战的事件当中，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国荀林父统兵救援郑国，晋师到达黄河边，才得知郑国与楚国讲和，任中军元帅的荀林父决定回师，但中军副将先彀不听军命，擅自渡河，荀林父不得意，尽命全军渡河，最后遭受楚军伏击，全军损失惨重。晋军班师，荀林父请求晋侯赐死，晋侯允诺。当此之时，士贞子陈言劝谏，晋侯悔悟，使荀林父官复原职。在整个宣公十二年，作为邲之战的余绪，士贞子之谏是很出彩的一段故事，也有很强的叙事性，叙述的逻辑清晰，故事跌宕起伏。这是一个成功之谏，我们再来看言谏中占绝对数量的失败之谏，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樊仲山父谏宣王立戏的故事：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鲁从之而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不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是事也，诛亦失，不诛亦失，天子其图之！”王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国语·周语》)^⑭p23

事件的起因是鲁武公带着长子括与次子戏朝见周宣王，宣王立戏为鲁太子，樊仲山父进行劝谏，认为不可立少子为太子。但宣王不听谏，以至于鲁国后来发生内乱。这个故事当中樊仲山父之谏是故事的中心，周宣王立少子和最后鲁国弑杀新君的内乱都与樊仲山父之谏发生了联系，故事脉络也是围绕纳谏进行的。

但是随着言说环境的转变，由言谏时代的说过渡到了书谏时代的写，发生了两点重大变化，首先，写的内容更丰富，容量更多，可以单独成文，而说的言谏不可单列，它必须要有具体的语言环境，叙事性更强；其次，书谏的文体风格更突出，叙事性逐渐消失。言谏者的谏说被间接化，也被孤立化，一篇谏书可能被君王忽略，不参与事件，即便是成功的谏书，后世也多以单篇流传，如李斯《谏逐客书》，只有在司马迁的《李斯列传》中才补充参与到了整个逐客事件中，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事件，“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史记·李斯列传》卷八十七)到了汉代，书谏的这种性质更加突出，如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枝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虚，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⑮

从武帝驾车追寻猎物这么一件小事出发，陈言防备祸患，曲言为君者不能图一时之乐，而是危险降临。全文无故事逻辑，说理却很浓厚，事件叙事性基本消失了，使得劝谏很隐蔽，正如余嘉锡《古书通例》所言“夫上说者，论证之语也，其体为书疏之类。”^⑯p66，说明书疏文体的论理性。所以汉代流行用赋来写谏言，后世也多用骈文来写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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