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埃里森作品中的文化认同焦虑

拉尔夫·埃里森对于平权运动的参与并不十分积极，比起 “抗议小说”，埃里森的态度也显得较为温和。埃里森更为超前而敏锐地感受到了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黑人文学已经不能单纯强调黑人曾经遭受的各种磨难与痛苦，而是应该注意到他们“看不见”的悲哀，那就是文化认同焦虑。文章从民族性与现代社会的碰撞、文化认同焦虑与拉尔夫文学的种族观、文化认同焦虑下拉尔夫的悲观性三方面，分析拉尔夫·埃里森作品中的文化认同焦虑。

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作家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14-1994）从上个世纪三十年前的末期开始正式踏入文坛，一直到他于九十年代去世为止，创作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因为埃里森本人阅历丰富，见解独特而深邃，这些作品均震撼世界，对于爱丽丝·沃克、托妮·莫里森等黑人作家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1952）、《六月庆典》（Juneteenth，2003）等等，还有《影子与行动》（Shadow and Act）和《走向领地》（Going to the Territory）两部文学批评文集。在这些作品中，拉尔夫·埃里森表达了自己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文学以及种族问题的看法。其中耗费了埃里森整整七年时间写成的，以表现黑人抗争为主题的《看不见的人》更是因为充斥着繁复绮丽的象征与隐喻，以及埃里森精湛的语言风格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

埃里森本人对于黑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的参与并不十分积极，相比起其他黑人作家的“抗议小说”（protest novel）而言，埃里森的态度在其小说中也显得较为温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埃里森对于黑人的困境尤其是文化危机感到无动于衷。相比起同时期的作家来，埃里森显然更为超前而敏锐地感受到了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黑人文学已经不能单纯强调黑人曾经遭受的各种磨难与痛苦，而是应该注意到他们“看不见”的悲哀，那就是文化认同焦虑。因此解读埃里森的作品，文化认同焦虑无疑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切入点。

一、民族性与现代社会的碰撞

随着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崛起，底层、边缘人与少数族裔的权力日益得到重视，美国的文学视点也逐渐地向这些人群偏移，非洲裔，亚裔、印第安裔作家不断崛起将地域特色与民族性纳入了美国现代文学的视野。而拉尔夫·埃里森的作品就是这道亮丽的风景线的一部分。

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被认为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小说，为他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等荣誉，也收获了《纽约时报》、《时代》等媒介的一致好评。在小说中，埃里森直指美国黑人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文化认同焦虑是普遍存在的。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一名生活于种族主义并没有完全被扫荡干净环境中的，出身十分穷苦的黑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名字的缺失实际上象征着主人公背后的整个民族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缺失。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因为缺乏了被称呼、被定义的基本符号，作为个人，主人公失去了基本的社会地位，而属于他的种族的特有文化、信仰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主人公也因此成为了真正的“看不见的人”。这里的“看不见”的第一层意思指的是其黑色的肤色，这是人们对他歧视的根源；第二层意思指的则是黑人的失语，以及其文化的整体被忽略。

其次，造成这种文化认同焦虑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来自于非裔美国人在思想领域方面已经被唤醒了民族文化意识。小说是以自传的形式写成的，其中拉尔夫借主人公之口表示了“我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并且已经寻找了二十多年。这样的寻找实际上便是一种寻根，主人公迫切地想了解自己拿曾经身为奴隶的祖辈的故事，然而他得到的答案却是不尽如人意的。另一方面，这样的焦虑也来自于在一元与多元、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全球等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中，黑人的民族文化出现了一定的断裂。这导致了拉尔夫（以及小说中的“我”）在寻根之时拥有一定的挫败感和纠结的情绪。小说中的“我”提及在大约八十五年前，人们就已经呼吁这个国家的人要团结起来谋求共同的利益，并宣布了一种“自由”。这个八十五年前的事件实际上指的是南北战争。而事实上，黑人所遇到的问题并没有通过南北战争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尽管赤裸裸压迫人、剥削人的奴隶制得到了废除，但是黑人的文化已经被奴隶制所摧残，即使八十五年的光阴过去了，黑人仍然处于一种“后殖民主义”的环境之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小说中的“我”对于何谓黑人的文化传统与真实意愿有的只是一种混沌而零碎的认识。

二、文化认同焦虑与拉尔夫文学的种族观

在平权运动兴起之后，美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大变革，在对外促成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对内也加大了对于少数族裔的扶助与同化。对于少数族裔来说，或主动或被动地被裹挟进了国家发展的潮流之中，旧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不会因为融合和平权而瞬间消失，但是很多生活方式却必须提高或改变，而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来说，要想取得人权上的进步就必须承受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不同的作家面对这一情况的思考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导致了他们的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价值取向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当绝大部分的黑人作家（包括一些印第安裔作家）都倾向于高举民族性的大旗，歌咏黑人的传统美德（如《苏拉》）和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对于白人带来的文明采取一种大加鞭挞的道德批判或是对白人创造的现代社会充满负面想象的态度（如莱斯利·马蒙·希尔科的《典仪》、《死者年鉴》等）时，也有一部分的黑人作家看到了吐故纳新的重要性，指出了自身民族也有腐朽、因循、落后的一面。拉尔夫本人就属于更为强调黑人应该面向未来的那一批作家。也正是因为他有着对现代社会中的功利主义的肯定使得他对更倾向于主张种族之间的融合和友好相处，文化的多元存在而不分孰优孰劣，这也使得他备受指责，被激进的黑人左派评论家视作一个没有起码的“阶级立场”的，出卖了黑人兄弟的“叛徒”。然而时隔多年来看，拉尔夫多元共存的种族观是正确的。《看不见的人》之所以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各类书评报刊上都获得高度评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拉尔夫的冷静心态。在《看不见的人》中，拉尔夫既对黑人有肯定与褒奖的一面，如黑人佃农特鲁布拉德具有吃苦耐劳，对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富有幽默感等优点，连白人都十分尊重他在歌唱方面的才能。当白人校董带着贵宾去参观学校之时，作为一个高音歌手，特鲁布拉德还能组织起一个四重唱小组来为主线贵宾进行表演，白人贵宾们也表示出了相当的敬畏之情；拉尔夫也对黑人有批判的一面。小说中的“我”对特鲁布拉德就有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因为特鲁布拉德有过乱伦的行为，这使得“我”感受到了深深的耻辱。在这里拉尔夫对特鲁布拉德有所批判，但是特鲁布拉德在事发之后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是不会丢开他的家的，即使是在有人试图用钱诱惑他离开学校的行政人员的时候他也没有妥协，特鲁布拉德选择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不受白人的支配。拉尔夫更多的是对充满羞耻心的“我”进行了揭露。“我”在小说中是一个充满奴性的存在。“我”之所以排斥特鲁布拉德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荒谬的行径，而是由于“我”百分之百地认同白人的秩序，认为特鲁布拉德的行为打乱了这种秩序。

三、文化认同焦虑下拉尔夫的悲观性

拉尔夫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于黑人的文化前景并不敢报以热情洋溢的肯定态度，在《六月庆典》之中，拉尔夫就已经指出了白人族群早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尽管以肤色差异来区分种族的优劣是十分荒谬的，但黑人被视作“他者”的现象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但是拉尔夫写得又是十分隐晦的，以至于温和派的评论家们依然盛赞拉尔夫只不过是以一种高明的手法隐藏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看不见的人》中，主人公早已在二十多年的种族压制之下丧失了自我，然而当他眼看就要对白人的权威进行反抗和质疑的时候，一场意料之外的大爆炸却发生了，主人公被做了一次前额脑叶的切除手术，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也不会感到愤怒，也失去了自己曾经的所有记忆。“我”的愤怒的能力被剥夺，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由表达自己情绪能力的丢失，这里隐喻的是黑人失去了应有的反抗意识。因为失忆，主人公相当于获得了一次婴儿般的重生，开始质问自己“我是谁”，并且在一次闻到烤红薯的香味以后顿悟到自己南方黑人的身份。这一次的重生正如黑人在当代所争取到的各种权益（如主人公遇到的给予他巨大压力，希望他能够为黑人的种族崛起而做出一番事业的玛丽，就可以视作黑人中争取权益的领导者），然而黑人并没有在重生后得到健康的成长，主人公对玛丽抱有一种逆反心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依然没有成长为一个理想的“自我”。

文化认同焦虑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文学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文化问题。拉尔夫·埃里森的作品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的语境，对现代社会中黑人的文化认同错乱，断裂现象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表达了对于各种族多元共存的希冀，尽管关于他的小说，曾有批评家反对过他不明晰的意识形态，但是通过对其作品思想深度的分析不难发现，拉尔夫的小说可以算得上是对美国当代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积极呼应。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