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镜像下舆论“想象”的形成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现代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对真实的客观环境的反应，而成为了对大众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的反应。公众每天会接触到大量信息，总是处在一个被媒体建构的象征性世界当中，他们对外界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表述。媒体扮演了认知窗口的角色，被认为是对真实世界的再现，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与判断。纵观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传播者、把关人的信息生产与筛选直接决定着公众的认知，从而导致对事件 “想象”的最终形成。

1、信息传播者：发布者未经核实

    首先对此事件报道的是湖南都市频道，面对媒体，受伤女子丈夫张宏宇称： 9月1日晚，下班回家途中的李娟见到两只大狗正攻击一个约10岁的女孩，为了救女孩，她被大狗撕咬至重伤。让事件发酵的是10月13日《亳州晚报》的报道，文章的导语开头便是张宏宇的一句话“没想到救了别人，却差点把她自己的命搭进去”，接着写到“李营庄的张宏宇哭诉道，他的妻子因救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被两条大狗咬成重伤，狗的主人不知是谁，也没有等来小女孩家人的一声感谢，现在高额的医疗费更是愁煞一家人”。不考虑事件的后续，仅仅从原文的报道中会让人轻易认为这是一条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眼泪”“小女孩”“高额”等词汇，会无形当中触动读者的敏感神经，产生同情感。此外报道原文自始至终都只有张宏宇的话语表述，并没其他的消息来源。报道伊始就默认了消息源的真实性，从而为“想象”提供了先行的条件。

2、信息把关人：各大新老媒体转发并跟进报道

    事件的典型性以及媒体敏感的新闻嗅觉，使其很快获得了广泛关注，各大媒体为了最大化地发挥时效性并吸引读者眼球，纷纷不假思索地进行报道，而在内容上大体相似，采访的都是医生，询问的都是伤者的病情，事件的信息源无一例外地都是张宏宇及“目击者”闫庆亮。李娟的母亲康士英虽然也接受了部分媒体的采访，但是并没有提供其他有价值的信息，对于当晚的事发经过与细节也表示“不清楚”。媒体内相关的审核把关人并没有对事实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没有进行多方核实。而由于媒体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大多数公众都信以为真。

    在信息的生产及流通中，把关人承担着过滤与筛选的作用。从这可以看出，作为专业信息把关人的媒体相关人员在此事件当中，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来力求发掘事实真相，没有关于事件本身的深入调查，在时效性与真实性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于是，“想象”在读者眼中成为真相也就不足为奇。

3、信息接受者：一种同情叙事框架内的公众认同

    框架理论的代表人物恩特曼认为，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即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①在各大媒体关于“女子救女童被狗咬”的报道中，纷纷突出“救人”“重伤”“高额医药费”等字眼，从这可以看出媒介的报道呈现出一种同情式的叙述框架，使受众在预先设定的框架内进行价值判断。

    大量的新闻报道影响了受众的主观认知，而受众又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认知来解释事件。受者接受大众媒介的心理机制往往是出于对自我的认同。认同是建立在自我认知的世界之上，以已知世界理解未知世界，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将自我理解成他者，或者将他者理解成自我。②媒体的权威性以及报道框架影响了受众的认知，公众很快便相信了这一事件，纷纷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时间，网民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舆论清一色对李娟表示同情，赞赏其见义勇为，不少网民认为这是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典型事例，是日益冷漠的世界中的一股暖流，理应大力宣传，同时也指出这起悲剧追其根由是对疯狗的管理不严，政府和狗主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甚至有部分极端公众将女孩家人及狗主人贴上“凶手”标签，以表达愤慨之情。由此可见，虽然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但处于媒介环境下的公众还是以媒体报道作为认知的主要判断依据，多数公众选择利用新闻引导自己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