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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三六九小报》和《风月报》研究概述

作者:黎鲜来源:《视听》日期:2016-03-07人气:2067

    1895年-1945年,处在日治时期的台湾,开始了近代化报刊事业并缓慢发展。这期间的报刊大多由日本人发行,以日文为主。1920年后,台湾兴起新文学运动,《三六九小报》(下文简称《三》)和《风月报》(下文简称《风》)等新兴通俗文艺报刊出现,在日帝压迫下寻求发展,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发展。①

    1930年9月9日,台南南社与春莺吟社的成员在台南创办第一份通俗文艺报刊《三》。因逢每月3、6、9数字的日子发行,故称“三六九小报”。其题材、形式多元纷杂,是一份通俗、诙谐的报刊。1935年9月6日,《三》停刊。《风》则于1935年在台北创刊,白话文、文言文兼用,是风花雪月消遣刊物,不涉及政治,提倡现代文学创作。1941年改名为《南方》。《三》与《风》作为日治时期通俗文艺报刊代表,广泛反映了当时大众文化生活,后人对它们的研究颇为热闹,并常常合在一起讨论。

    这两种报刊在台湾文学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台湾对它们曾有哪些研究?未来研究走向何方?文章以相关的关键词搜索“台湾硕博士论文加值系统”和“华艺在线图书馆”数据库,共搜得有关期刊论文、学位论文24篇,并对这些文献试作梳理和总结,期待提供些许参考。

1、文艺通俗性研究

    风格上的通俗性是《三》和《风》的一大特点,研究对此很关注。柳书琴针对《三》的差异、《风》的变化进行概括分析,探讨通俗文学传统在台湾自《三》开始即转向具有现代意识的大众文学。②柳书琴还进一步探讨《三》的通俗性及其地位,认为《三》保持了一种“俗”(通俗)而不被殖民侵略“同”(同化)的文化主体位置。③         

    郭怡君从与政治的关系角度探讨《风》和《南方》的通俗性,认为《风》具有通俗性是因内容不涉及政治的缘故,肯定了《风》与《南方》对台湾文学史的重要性,以其通俗文学的面目见证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保留的大众文化数据为殖民者意图利用文学形式改造人心提供证据。④

    毛文芳从文艺传播角度探讨、分析《三》的传播立场、编辑理念,从情欲主题、琐屑形式、诙谐风格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并肯定其体现了台湾的现代性。⑤

    赵勋达从文艺的大众化方面分析,通过对连横、赵云石为首的《三》中的传统文人代表的分析,对比传统文人、新知识分子对进步话语“文艺大众化”之解读的差异,归结出它们不同的文化思维及其角力 。⑥

2、文艺作品中的角色研究

    对这种报刊文艺作品的角色研究主要有两种,首先是新女性角色研究。曾婉君意在发掘《三》中通俗小说之女性造型的书写及相关叙事模式,显示该报通俗小说中所建构的女性图像饶富时代意义。⑦张美云主要以女性为关怀对象,透过《风》的白话小说,对日治时期台湾女性的处境与遭遇及女性处世态度与价值观进行探讨,呈现出女性意象所传递出的社会意义。⑧陈彩凤则探讨《三六九小报》中相当多的美人书写,表达传统汉文人的审美观和所隐含的传统意识、现代化意识、殖民意识和文化意义。⑨邵芷耘探究了《风》中富代表性的学生、给仕与演员三种角色,因不同的文学体载而有不同的被书写的姿态,整合出女性在日治时期多元面貌的特质。⑩

   其次是艺妲形象研究。艺妲是台湾清治至终战期间女性的一种行业,女性以表演舞蹈和乐器为生,与日本传统的艺妓相似。艺妲是当时特殊环境下一种普遍的现象。姚政志讨论《三》专门介绍艺妲的专栏,表现其通俗性。⑪黄耀贤以《三》和《风》为分析场域,探讨台湾文化中青楼叙事与情色想象的意涵。⑫陈稚柔《三》为主要研究场域,旨在探讨日治时期文本书写中台湾艺旦曾经的风光与现时的辛酸。⑬张志桦以《三》以及《风》为文本基础,探讨殖民者与知识分子如何以其拥有的文化资本,经由对艺妲的情欲消费策略,进行再生产与塑造对自身有利之文学场域与社会地位。⑭

3、题材研究

    《三》和《风》的题材多样,台湾的研究主要是两种,首先是叙事题材研究。李丽卿透过《三》中的奇怪叙事之形成来探究日治时期的社会样貌。⑮林淑慧考察《三》及《风》所载的旅游散文的休闲功能和蕴含的文人批判意识。⑯

    其次是婚恋题材研究。陈莉雯以《风》(1935-1941)的婚恋故事为主,以现代大众传播模式为切入点,旨在表明民众在面对都市文化兴起所产生的响应。⑰

4、体裁研究

    《三》《风》的体裁也是多样的,较关注的有三种。首先是古典小说研究。柯乔文旨在观察《三》文学场域变动情形,对其突出的文体“古典小说”,以法国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进行探索,展现传统文人作为能动者,在社会、经济与文化资本竞逐的三〇年代对文学场域的争夺,凸显文学与社会间的辩证关系。⑱

    其次是临别诗研究。徐淑贤以1930-1940年代之台湾士绅创作并刊登于《风》《南方》等杂志中书写他们在行旅日本东京、满洲与中国南京三地撰写的赠别诗,传递出在动荡时局中仍努力走出自己空间的生机勃勃。⑲

    还有笑话研究。林淑杏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内容探究法解析《三》其中的笑话部分,认为以诙谐风格和日常生活的版图的查看,开启了另一个不同的书写视界,构成了日治时期的特殊文学。⑳张玉婷则分析笑话在三○年代文学场域中由产生到衰落的演变及独特的文学价值。21

5、作家及其作品研究

    《三》和《风》刊载了许多作家作品,一些特别的作家作品更受注意。颜菊莹探讨《三》少被人关注的文人作者萧永东,尝试突显出1930年代的台湾话文运动和民间文学采集运动对萧永东文学创作理念的影响,旨在能让萧永东在台湾文学史上拥有一个公正的定位与评价。22阮淑雅通过探究《风》的连载作品《桃花江》的通俗叙事模式和它与其他作品、媒体的互文形式,提出其并不局限于呼应战争的思想意义。23

6、话语形式研究

    陈思宇认为汉文报刊《三》专栏《新声律启蒙》具有四项特点:诗学训练的教材、全文台语创作、台湾话文理念的实践以及保留台湾庶民文化特质,有赋予维护、散播汉文学与传统文化价值。24

7、其它研究

    江昆峰以《三》的产生和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小报”源流和兴起缘由的外因和《三》的成立、发行、宗旨、作者群、供稿人员和小报的休闲风格等方面的内因分析、评论其缺乏对政治、殖民体制的批判。25江昆峰的研究有部分内容属于杂志学范畴。

8、总结与启示

    对《三》《风》的研究强调了通俗性,从题材、人物形象、话语等方面细致探讨。从研究角度看,大多是从文学方面分析它们的社会背景、作品内容和社会意义,特别关注它们在殖民政治环境下体现的影响,肯定它们在新文学方向中的定位。以后可以从文学角度寻找新的史料进一步拓展、深入研究。

    然而,也应该看到,这两种报刊是作为传媒形式的文艺“报刊”,除了少数学者从文学传播或杂志媒介的角度考量外,台湾当前研究整体缺少从媒介、传播方面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三》《风》这些通俗文艺报刊媒介为台湾新文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映了通俗文艺受到追捧的政治、经济这些生态因素,因此可结合社会状况从媒介生态、媒介环境角度深入挖掘。另一方面,报刊媒介的强大传播力可以获得话语霸权,调控社会意识形态。《三》《风》作为报刊媒介,其编辑理念、传播策略、经营方式等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文学起到引导、规范、制约发展方向的作用,推动和加速文学思潮、风格、流派、文体的演变及成熟,同时还为作家与读者、作品与读者、作家与作家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从报刊媒介的文学传播作用这个角度进行研究也是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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