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域文化对刘震云创作的影响

    所谓的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特地区域内，具有悠久历史和特色，且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包括传统、生态、习惯、民俗等元素。这些元素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地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人们的生活、生存产生多方面影响。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全面展示不同地区的文化，不仅可以有效丰富世界文化，还可以为我国文化发展增添动力，并增强地域文化的认同性。文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丰富的中原文化与广阔的乡土世界为中原作家群的发展提供了资源。河南作家刘震云在文学创作中就受到了故乡经历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历史悠久，这使人们具有浓重的乡土意识，儒释道精神根深蒂固，同时，战争也使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具有突出了“官本位”意识。刘震云在这种地域文化影响下，形成了独具色彩的创作理念和文学成果。

1.地域精神文化对刘震云创作的影响

    河南在古代是王都的首选之地，属于中心地带，被称为中原，是古都数量密集之地，长期被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地理优势，使生活于这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自高自大的优越意识，但与此同时，在战争及封建顽固思想的影响下，中原人的精神心理也屡屡受挫。尤其在儒释道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原人的臣服依附心理逐渐加强，服从忍让精神也相对较强。生活于中原大地上的作家刘震云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这种精神文化的影响，他曾说：“曾在农村生活的人，其世界观势必受到农村生活的影响。”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让刘震云更加真切的感受到生活在重重重压之下的底层人物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并对之报以深切同情。中原历史文化中的大迁徙、自然灾害、文革、战争、大跃进等，以及那些被无情摧残的生命个体，都成了刘震云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他运用自己独特地创作笔触揭示了这些文化背后的历史性与人为性因素。在刘震云的文学作品中，既有源自于历史文化的历史苦难，也有被许多人忽略的现实苦难。透过其文学创作不难发现，他在内心深处对生活于中原地区的底层民众始终抱有浓浓的温情，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民间苦难持续关注和书写。刘震云在创作中往往透过身体苦难和生活苦难，揭示隐藏在深处的精神和心理渊源。他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就生动的呈现了诸多历史苦难的情境。例如，《一九四二》就形象的展现了中原民众遭受自然灾害，在死亡边缘拼命挣扎的现象。小说中，人们饱受饥饿的煎熬，更加残酷的是他们还需向军队缴纳饲料，这些饲料甚至比他们吃的食物还要好，若不按时缴纳就会被打死。而当时的执政者蒋介石则“不相信灾情这么严重”，他有许多军国大事要处理，这些事物事关他的统治地位，而中原地区数以万计百姓的性命则被视为草芥。河南作家刘震云称自己正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回忆和书写那段苦难的历史，这不仅是对中原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民间苦难的悲悯情怀。

2.地域物质文化对刘震云创作的影响

    除了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作家的创作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去国怀乡”的思想是中国人永恒不变的意识和书写主题，尤其是生活在中原农村地区的人们，具有更加浓重的乡土情结，时常在创作中抒发对故乡的追忆。受中原物质文明的影响，刘震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本观念，其小说创作也以乡土世界为背景，但与阎连科、莫言不同，他并未书写张扬在中原土地上的生命强力，也没有像沈从文一样，构建一个独立于城市文明之外世外桃源。刘震云对故乡的情感更多的是排斥，而非接受。就地理概念的本质属性而言，中原文化更加强调对土地的坚守。作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中原人民具有更加悠久的土地情结，对乡土的留恋之情更加浓烈。刘震云在谈到故乡时曾说：“故乡是一个与回忆、情感、情愫有关的概念，在每个人出生之时，故乡就会教给你丈量这个世界的基本东西，诸如爱与恨、大小多少、东西南北等。” 《大庙上的风铃》中的赵旺、《塔铺》中的 “我”、以及《栽花的小楼》中的红玉等人。都对故乡具有浓重的负罪感或忏悔情感。即便是在《一地鸡毛 》、《单位》、《官人》等“城市系列”的小说创作中，刘震云也是透过城市生活展现人们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失落，而以《被水卷曲的酒帘》、《塔铺》、《大庙上的风铃》、《罪人》等为代表的“乡村系列”小说则更是鲜明的展现了中原农村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以《头人》为代表的“故乡系列”都是以刘震云的故乡——河南延津为叙事背景，生动展现了农村民众的生活境况，以及在时代变迁过程中，乡村居民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在“故乡系列”之后，刘震云又创作了《手机》、《一腔废话》、《一句顶万句》等“说话系列”作品，他开始尝试从“都市”角度，展现人们当前的生活状态。透过其文学创作不难发现，刘震云对土地具有复杂的情感，这有一定的内在因素，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原地区的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这促使生活与这片土地上的人逐渐脱离了土地，开始向往城市生活，追求金钱利益。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就通过“离去——归来——离去”视为模式，对人们的故乡情结进行探索，受物质文化的影响，农村地区的人们试图逃离精神匮乏、物质贫困故乡，但之后却希望在精神返乡中寻求灵魂的安身之处。刘震云的创作无论是在表层的现实层面，还是在深层的异质层面，都彰显了自己对故乡的多种探究和思索。

3.地域制度文化对刘震云创作的影响

    中原地区历来被视为军事要塞，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的上演权力之争，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形成突出的“官本位”思想。作家刘震云曾生活于社会底层，因此他对制度文化的浸染具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对私欲和权力的合谋也有更加清醒地认识，同时，他也更加真切的感受到中原民众对权力的敬畏。权力不仅仅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杆，还是人们进行权钱交易的通行证，是获取物质财富的平台。因此，在这会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存在权力崇拜的意识。中原人饱受战争之苦，因此具有更加浓重的“官本位”思想，不管是权力的承受者，还是权力的拥有者，都认为权力不具备道德感和正义感，为了取得权力可以运用一切手段，甚至不顾礼义廉耻，失去基本的人性，沦为权力的奴隶。刘震云曾说：“我的故乡是很看不起我的，故乡的人们以为我出门在外这么多年，原本应该混个脸面回去的，但却没想到只是混了个青年作家。在我们的国度里，你是否混得好，要看你的地位，地位就是一切身份。而做没做官，做多大官，是和地位有密切联系的。大家全都怕官，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怕。”中原地区的民众对权力同样具有无限的渴求，他们为了实现这种权力欲望不断进行盲目的探索和追逐，这充分展现了人性在权力土壤中逐渐被腐蚀的现象。刘震云在创作中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庞大的丑恶群体，是形成人性丑恶的根源，正是封建专制统治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刘震云在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中塑造了孙、李两个马村较有实力的家族，他们不断进行杀戮，由权力引发了一系列的斗争与冲突。例如，赖和尚、孙殿元、卫东、卫彪、李老喜、赵刺猬、许布袋等都是权力追逐者，他们利欲熏心在权力的腐蚀下逐渐丧失了做人的底线，为了争夺权力他们无耻卑鄙，获得权力之后则肆无忌惮，彻底成了权力的奴隶。刘震云运用生动的笔触展现了乡村荒野的生存状态。

    总之，劳伦斯在《经典美国文学论》中曾指出：“在地球表面，不同点折射出不同的光彩，不同的振幅和化学气体，又与不同的恒星形成特殊的关系。”可见，不同的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创作个性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生活于中原地区的河南作家刘震云同样要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他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作品受到广泛好评，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中原文化色彩。这主要是由于他受到了中原地区精神、物质、制度文化的影响，刘震云在文学创作中多角度描绘了中原土地上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尽力还原乡土本色，为读者展现一个丰富的社会生活图景。他一方面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另一方面则展现对故乡的无尽热爱。呈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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