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与《倾城之恋》现代视野中的爱情悲剧

    沈从文和张爱玲，其代表作《边城》与《倾城之恋》,虽然创作时代背景以及作者自身的出身以及生活经历不一样，对爱情与人性的思考与反省，也有着各自的个性与特征，但将二位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作者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坚守独立创作个性，疏远时代政治背景的代表。

    “希腊小庙”沈从文追随的精神领域，并按照自己的精神理念在作品中诠释自己理想，《边城》以农村乡下人的角度来诠释他的精神“小庙”，而大上海的风云变化的生活，在都市人张爱玲的作品《倾城之恋》中，却又充满了欲望，同样是爱情，却选择二个不同的维度来传达，精神和欲望，人类的爱情的矛盾，在二位作家的作品中进行关照，体现出作者自身对人性的自身反照与思索。通过对二位作者作品的分析，虽然爱情的角度不同，构筑的爱情理念也不同，但在爱情思考的终极表达上，却又疏途同归，在爱情悲剧命运的选择上，用现代人的视角去关注作品中的爱情，爱情与人生的悲剧却是的一致。

1.二元对立爱情中城市与农村的典型形态，精神与欲望的爱情

    大上海和繁华的香港，闭塞落后的湘西，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二种社会形态，城市和农村额代表。小说中的上海和香港繁华、熙熙攘攘。这里是“充满欲望的城市”，各种各样欲望中的世俗的男女，为谋身，去挣扎，去爱，夹杂在都市中，这就是张爱玲所看到的。 但这样的城市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年代的中国，却又人们现实的生活状态，白流苏和范柳原爱情故事就这么世俗的环境中发生了。

    边城的生活，却完全又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没有工业文明侵蚀，没有城市的金钱欲望的诱惑，只有道德的自觉遵守和自理，小边城，实际上还是原生态农村的风物生态，民风淳厚、质朴。旅客感觉安全可靠和舒服，即使兵卒，也友善无扰。“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遵从古礼”。小城环境优美，溪流缓缓，树木葱密，河水清澈，且多各种鱼。山水环境美，养育的人也美，这就是是翠翠与傩送美丽而让人忧愁的爱情发生地，也是作者沈从文的精神家园。

    《倾城之恋》讲述城市男女的爱情勾心斗角，男人是自私的，女人是追求名分的，个字怀着自己的心机，白流苏，离婚女性，希望改变生活，范柳原，华侨，独身、富有且精明机智，二者相遇是都已不是那么纯情，婚姻成为白流苏改变命运的救命绳索，想抓住他，而范柳原又不想受婚姻约束，失去自由，于是，角逐就在二人的爱情中展开，虽然彼此彼此相互猜忌、却又心照不宣，双方都都看得明白，“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但香港沦陷，他们又似乎发现了婚姻的奥妙，成全了他们的爱情，结局看似圆满，但这段所谓的爱情似乎看不到几分爱情质素，更像是一场爱情游戏，没有谁对谁错，悲剧与喜剧，在人生的颠簸中不断的改变。“人毕竟是世俗的”，张爱玲的小说也体现她的思想核心，小说中的爱情不是牧歌田园的，是充满“性”与“利”的角逐，最后谁胜出已不是超出作品本身结局的意义，更多的是人性都市化的思索。

    而湘西边城，爱情却纯粹，简单，含蓄。少女翠翠，端午节遇到自己的心上人少年傩送，产生没好的情愫，却又含蓄羞涩。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如大山的青山绿水一样没好，纯净，不染尘埃，忠于自己的爱情内心的坚守和招呼，如诗歌班的爱情，在大山中悄然进行着。日夜的歌唱让爱情又增添了牧歌式浪漫与美好，即使有渡船金钱的诱惑，翠翠却依然断绝，从心，遵守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爱情守望。作者所构筑的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农村爱情，是作者追求的作者爱情神话的人文理想，爱情自然而优美。但这样的爱情也不完美，大老带着受伤的心溺水而亡，爷爷过世，傩送带着受伤的心远走他乡，翠翠带着受伤的心在渡船上默默守候，然而这看似美好的爱情因子，却充满了人生无奈的悲剧等待。

2.现代视野的爱情的悲剧，人生抗争与孤独的载体

    虽然张爱玲与沈从文作品创作风格不同，但通过现代视野反观，对人生思考与洞察，以及以爱情为外衣的人性的思索，却有如此的心灵相近。人类对人生不可抗拒的悲剧，人性的孤独，是二位作者对人性的思考后殊途同归的结果，虽然披着不同的爱情载体的外衣，但作这对人性的自私的弱点，人性情感的隔阂的追寻却是共同的。《倾城之恋》男女主人公是自私的，但是也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身体在一起就能解除的，而是心灵的隔阂与沟通的孤独，对命运是主动抗争或者寻求改变，但是人生的不可捉摸最终也没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边城》的孤独却是实实在在现实的孤独，翠翠的爱情是两情相约，心灵想通，但现实却让他们出现各种误会，最后心上人也死去，即使爱自己的爷爷也离开人世，留给她的就是无尽的等待，这种等待是一种痛彻心扉的孤独，看不到尽头，悲剧人生独显，对命运的抗争却更是渺小无力，一切顺其自然，一切却那么不确定，美好的人事都离翠翠而去。沈从文和张爱玲在人生悲剧的思考上，是异曲同工。

    沈从文题记中说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前进时”。沈从文希望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去探索民族和命运的诉求，探索人性的悲剧，白塔倒塌了，意味着幸福破灭了，而白塔下的人也陷入绝望的悲哀，善良的人死去，或者的人只有孤独寂寞的等待。这种无休止的人生命运的思索，是作者不自觉地对人的关心与责任。大老死后，“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弥补起来”。预示了命运的难以捉摸和残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结束于对宿命的再次体认充满了浓重的悲凉意味。与开头爱情神话的美感形成鲜明的对比。

    《倾城之恋》的柳原在感慨人生无常时其情怀也令人感念：“‘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人生不由我们自己主宰，生老病死，也由不得我们自己， 作者并不去追究悲剧的根源，而是把他看作命运的偶然。人生不可捉摸悲凉，是作者作品中常表现的，“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故事结尾处，流苏的怅惘也仍是一种宿命感的悲剧表达。

    繁华城市的男女青年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现实距离很近，但心理距离是隔阂与遥远的。他们感觉孤独，却不愿意互相温暖慰藉彼此，却没有心思去让对方了解自己。范柳原不愿意结婚，即是对婚姻关系的不信任，包括对自己的不信任，这个表面极放浪洒脱的男人其实有着软弱的一面，这些人性的隔阂，成为故事悲剧的溯源，无论生活与爱情，太不过人性孤独的悲剧宿命。即使最后结尾形式上婚姻圆满，却又惆怅。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言及：“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人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遍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认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

    都市人生悲剧如此，而淳厚质朴如湘西也同样难逃人性命运的悲剧性。农村善良的人，爷爷、翠翠、二老、大老，却不断的误会和离去，善良的爷爷风雨中离去，翠翠撕心裂肺的哭声唤起了人性对命运不可捉摸的宿命和孤独的悲剧共鸣。沈从文精心构筑他的人性理想的同时，并不掩盖这种其普遍的人性寂寞孤独的悲剧。

    沈从文和张爱玲作为现代文学上的两颗明珠，纵观其代表作《边城》和《倾城之恋》，都是以爱情题材的外衣下完成有关人性悲剧命题的思索，通过现代视野反观其二种爱情，虽然形式不同，一版乡下爱情神话，一版都市爱情现实，但在悲剧意蕴表达上的深刻的一致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张爱玲和沈从文是独特的，但其作品中通过爱情的外衣所表现的悲剧意识却是共同的，对人性的思索和关注却是也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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