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域下的智能手机——基于手机异化的批判性分析

从1973年第一部民用手机至今，将近40多年的时间，手机由只能通话和信息发送功能的非智能机，发展到具有独立操作系统的强大的智能媒体终端。在新媒体的视域下，手机凭借其便携式、交互性、融合性等特征，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的第五种大众传媒。在优秀特质的助力下，智能手机逐渐的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人们与手机形影为伴，在产生便利之际，也对社会与个人产生巨大的异化影响。

一、主体性的弱化与丧失

如今人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手机，无论是物象身体还是潜意识，手机融入人们的身体，逐渐变成了人的某个器官，成为我们身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手机是一个针对远距离的人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强”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它是人体器官的延伸，深深的植根于人体中，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意义，手机的器官化功能在此过程中日益被强化。手机的接触与使用已经超越了年龄的限制，从幼儿期到成年期再到老年期，手机无不如影随形，融入生活。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人去反对它，当然，也没有人怀疑过它。最终，每个人和这个智能的机器相伴终生。手机APP的第三方应用程序被广泛应用，地图导航、电子阅读、快捷支付等等。人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过分的依赖手机的各种功能之后，我们就真的是手机的主人吗？而事实恰好相反，人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逐渐被驯化成为一个服从手机法则的规训了的动物，并陷入了手机的包围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并开始侵蚀人内在的意义世界。我们以为自己控制着手机，但由于对于物的过分依赖，实际上手机奴役着我们，人们丧失了自由。如此是人们生产与消费的颠覆，是主体与创造物的反转，最终，人依附于自己的创造物从而失去人的主体属性。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手机以更快的速度更新换代，人们在过度依赖手机的同时逐渐丧失了自主性、批判性与否定性，受制于手机，也可以说，人一旦进入了“手机人”的状态，并不是作为一种工具对自身器官的功能性延伸，而是弱化与磨灭主体性，最终形成像马尔库塞笔下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主体性缺失的异化的人并且始终没有办法裸身返还。

二、“碎片化”的社会关系与“中断”的时代

如今，手机也不仅仅是一种沟通工具，它已经超越了本体特征而成为一种社会关系，亦或是转变为我们社会关系的全部，构成了流动的生活本身。在新媒体互联网时代，空间的限制被打破，每个人都在手机上建构自己的小圈子并逐渐地分众化，整个世界以碎片的方式存在。在这种去中心化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不再以现实的实践方式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转向对智能手机虚拟环境的依赖，在自我建构的小空间里，不断创建隐私的话语体系，依靠手机的使用来找寻自我价值，刷新自我存在感。也就是说，整个社会被手机充斥着并编制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一个“手机人”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占据着其中的一环，以至于人们按照这个网络所设定的程序来组织自己的行为，借助于智能手机在社会中为自己设定一个位置与角色，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

手机给社会关系带来碎片化的解构时，也使人们处于一个充满中断的时代。人们沉迷于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有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不时的去查看最新消息，打破即时的状态与工作，人们不断地从各种境况中抽离又进入下一个语境，使人们的注意力中断分散，偏离自己预定的轨道。正如学者詹姆斯.肖特所言：“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中断的时代，移动设备增值并一直处于运行状态，随时能被打断，观看者时间的碎片化越来越强。”

三、虚拟“圈子”与想象中的“在场”

人的交流总是位于一定的时空情境当中，只有在特定的传播语境中，人的情感交流才会得到很好的呈现，主体特性和现场参与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通过手机这种虚拟的介质所建构和维持的交往圈，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的交往实践，对自我的认识或对他人与世界的认识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了解的，而是通过手机的屏幕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个虚拟的圈子显示获得的。这种圈子所建构的人际关系逐渐缩小并异化为类似人与物的关系，成为一种工具关系。“手机人”已经把现实世界看做是手机屏幕中世界的延续，真实生活与手机生活难以区别开来。

在新媒体时代，智能手机是人们显示自己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平台，手机作为一种“场”的存在，使得在场者处于相互影响和“呼应”的关系体系之中，成为对方相互存在的明证。人们在手机的场域中驰骋，但不知这种场却是想象中的“在场”，是一种共时不共空的缺失语境的交流，人们成为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人的社会性不断的弱化，所建构的是一种虚拟的“圈子”和想象的“在场”。正如一位社会评论家所说的，我们花很多时间盯着屏幕，却忽视了身边的人，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经历不是被我们体验到的，而是被保存、分享并流传于一系列的APP上的。

四、 符号与身份的呈现

    手机作为一种代表，被重新社会化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集体的愉悦，越发地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符号、礼仪的神话，转化并固化为一种超脱本体主义的功能性机器。

手机，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远远超过其物的本身，而成为一种符号与身份的象征，与自我意识、自我认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今天，智能手机俨然成为一种标签，成为一种通过品牌来显示身份、财富或是地位的程式。当你遇到一个陌生的人，对他完全不了解，也许他拿出手机时，你也会通过手机的品牌而下意识的判断出这个人的生活状态或是财富拥有度，即使这种判断是有失水准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现象是广泛存在的。为什么苹果手机会备受人们的青睐，在iPhone6和iPhone6 plus手机在中国大陆市场正式发售时人们排着长队彻夜等待？现在的智能手机，在物的功能性价值上是大同小异的，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为什么人们还是热衷于买苹果等昂贵的手机呢？这是因为手机功能性的含义被消解为非功能价值，人们通过购买的行动来标示身份，在此过程中的表意功能就充斥着符号意义。这也可以解释人们对符号与身份的诉求，超过了对手机功能的需求。手机符号的彰显，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不断的编码与解码中内化为手机实体的。这种呈现，营造出拟像化的符号景观，发挥着建构自我、身份和消费意识的文化幻想，重构人机关系，在符号的消费中加深了手机的异化。对于符号逻辑的追求，使人们对手机——物的占有不断膨胀，不断频繁更换手机，陷入对手机符号的狭隘的追求上，使消费手机的行为产生了异化的肌理。

结语：

手机带来主体性的缺失与弱化，社会关系的去中心化，在场的虚拟性与超越物的符号化等异化现象，表现了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人类，就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与控制人类。它拓展了人的器官，延伸了人的身体，但也抑制了人的肉体官能和能力，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甚至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节，而手机似乎能够与人对话，超越了物的实体性而渐似成为主体。人们按照手机所设定的标准与模式，重新建构社会与自我的话语并内化为人内部的内行编码，从而产生了如此种种的异化现象，也因此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物的神话”。

因此，我们要正确的对待手机所带来的异化影响，对手机的运用与交往行为进行理性的反思与合理的重建，把握人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