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述评

一、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地位分析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中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其中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更是不可忽视的，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在1949年以后的长时间内，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功绩也逐渐被忽视，在此期间，台湾学者强调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在大陆推崇鲁迅和李大钊，不仅如此，在1951年间所出版的华岗《五四运动史》中曾表明“虽然陈独秀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以新文化运动创建自己的领袖地位，但在实际的调查中却发现，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以及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都是以一个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登场的”，因此，在新五四运动中，由于领导新文化运动责任的影响，不得不将其责任落在当代共产主义代表人李大钊的肩上，同时，为了满足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顺利进行，也不得不将责任放在当时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当然，最后也将责任由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转移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肩上[1]。

在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孙思白等相关的学者曾试图对以陈独秀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作用等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当然，在这则评价传出后，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想和质疑。随后便有人针对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陈独秀的文化方向、文化思想等十种还没有超出旧资产阶级的哲学范畴，这也标志着陈独秀对革命和社会的认识出现偏差，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去了解和认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2]。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依旧对陈独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歌颂，势必会扭曲了该时期下历史发展的真相。直到1978年间，《中国近代哲学史》主编侯外庐认为，当期的新文化运动违背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发展思路，应及时转变并主要以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而一些学者所歌颂的陈独秀所提出的发展观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中国文化改革也将以鲁迅为代表继续进行下去[3]。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学术界首要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纠正，其中也将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和旗手地位恢复给陈独秀。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难发现，陈独秀的地位也极为重要，而且，在后期的一些文章中还曾指出“如果没有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那么新文化运动也将无从谈起，而中国文化改革时期也将会延迟”，可见，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作用，也正是在此期间陈独秀号召星期的，从而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热潮。

笔者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应重点考虑两方面：①应重点考虑五四新文化运动、政治示威运动等两件事，虽然两者是分开进行的，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对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展开评价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这两件事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进行评价，才能保证陈独秀地位评价的全面性。②应重点考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人认为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大贡献者，但是，通过大量的史料调查发现，李大钊的贡献要比陈独秀大。而对上述问题的客观定位应为，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旗手，也是主将。但，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大贡献者，这一点应该客观的存在。

二、对陈独秀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评定及相关问题

     胡乔木对于陈独秀的评定主要认为陈独秀不是一个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及历史人物的评定观点上来看，胡乔木对陈独秀的评定过于极端，有一定的以偏概全的性质。此外，很多人认为陈独行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等，虽然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在努力向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向转变，但是最终没有完成转变，顶多算是党的同路人。有人认为，陈独秀的言行“虽然带有幼稚性和某些旧痕迹，但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的，他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正确的，他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表明陈独秀已经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只不过还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不赞成“不是好的”一说，主张用“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评价[4]。

     实际上，上述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依据，但是，依然不全面，由于陈独秀所处的历史环境较为特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带着民主主义的色彩，但是，陈独秀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否定的，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三、对于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作用相关问题的述评

    针对于陈独秀是否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相关观点上，其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就是“南陈北李”的观点。所谓的南陈北李主要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在我国南部主要是陈独秀作出突出贡献，而在我国北方，则主要是李大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人认为陈独秀所作出的贡献要大于李大钊。此外，在中共一大选定为陈独秀为总书记方面，很多人认为其主要在于陈独秀在党建过程中具有较为积极的活动，且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一部分人认为在党成立之初，选陈独秀为总书记是较为幼稚的体现，只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条件选择一名在社会中具有较大威望的人作为号召[5]。上述评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由于当时我国社会正处于外敌入侵，内乱的局势，只有选择一名有威望的领导人，才能快速的装大中国共产党队伍，形成反抗武装，抵御外敌，评定内乱。

四、关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形式主义相关问题的述评

     很多人认为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属于形式主义，此种观点未免过于太绝对化，不可否定陈独行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虽然新文化运动获得的成果较小，但是，其唤醒了国人麻木的神经，对于中国后期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另外一个价值则是实现了人思想的现代化。但是，陈独秀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像，陈独秀认为，要想拥护那德先生，则要打倒孔家店，此种行为造成我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影响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五、关于大革命失败相关责任的述评

    大革命失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将其单纯的将责任归结到一个人，是非常片面且不科学的。很多人认为大革命失败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及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导致革命失败。另外，部分学者认为，陈独秀很多错误的决策实际上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不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不能将所有的责任全部归结为陈独秀一人，此种观点较为科学，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分析[6]。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领导责任应该归结于共产国际，而主要责任应由陈独秀来负。陈独秀接受错误指示更“是以他自己的右倾思想‘二次革命论’为根据的，就是说他是自觉地去执行的”。而很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则是由当时的国情共产党没有摸索到正确的发展道路、社会环境过于复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这不是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应将其归结于当时的社会环境。针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第二点和第四点较为科学和辩证。大革命失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转折点，同时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等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

六、关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相关问题的述评

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就是指，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其主要表现在思想落后，实践不足，拘泥于形式，同时只顾着眼前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另外，具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会高估敌人的力量，而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看清革命的形势，甚至是散播谣言，动摇军心，压制群众斗争，出卖革命。陈独秀主要是要想通过服软的态度缓和矛盾，甚至是寻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存，此种右倾机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革命的进程，同时也导致党的很多决策出现错误，甚至是重大失误。因此，历史上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评定是较为科学和客观的[7]。

实际上，陈独秀很多的思想是较进步的，同时也有很多思想较为保守和落后。在实际评定陈独秀的过程中，应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来看，细致的分析陈独秀的历史问题，从而得出公正的结论[8]。

七、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于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进行了相关方面的分析和探讨，实际上，陈独秀在我国的历史地位上非常高，以上观点主要通过研究多种史料以及个人评述而成。实际上，陈独秀的很多行为具有辩证性，同时与中国文化、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陈独秀的评价，还应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陈独秀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细致的评价，但是，可能依然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以对陈独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更加科学的评述，从而更加可观、公正的看待历史，并且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