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体在“同性恋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建议

一、我国媒体在同性恋报道中表现出的问题

我国媒体在报道同性恋现象时有本末倒置、避重就轻的嫌疑。同性恋现象自古有之，且已得到医学界的确认，并不属于精神疾病，但目前大众仍视同性恋为异类，且把其当作“怪物”议论。这说明我们在相关知识普及、“宽容态度”的普及上做得还不到位，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将“同性恋”污名化，与“艾滋病”捆绑

彭薇在《国内媒体同性恋报道现状分析》里提到了关于对同性恋者涉及艾滋病的污名问题。《污名化——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男同性恋群体刻板印象的探讨》中，作者也提出：“反复性地强调艾滋病与同性恋者的关系，将有可能加深普通群体对同性恋人群的偏见，认为同性恋群体是艾滋病的源头。……这些新闻报道不断地形成并加强同性恋人群的刻板印象，最终可能导致的更大的歧视和冷落。”

在这方面，《南方周末》就走在了前面，有数据统计，《南方周末》关于艾滋病的报道数量也非常多，而在大部分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同性恋，可见《南方周末》在同性恋问题上已经基本脱离了“同性恋与艾滋病”的传统主题内容，转而投向对同性恋群体的人文关怀和同性恋权益探讨的新主题。同时，在相关报道中，“同性恋”与“男男性行为”概念的模糊与滥用，也是需要厘清的问题之一。

（二）报道内容与形式单一

报道内容仍避重就轻，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也没有形成配合，更没有统一的报道倾向，所报内容仍然混沌单一，不足以将“同性恋”话题引向明朗化。

（三）性别偏向明显，报道不均衡

我国媒体同性恋报道多偏向男性，注意力多聚焦在男同性恋的情感经历、社会处境等问题上，而忽视了女同性恋这一同样庞大但更加隐蔽的群体。这不利于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关注与理解的全面推进，同时也无疑会加重女同性恋群体的心理负担。

（四）受利益驱使，过分滥用“同性恋”标签化嘉宾

这在电视节目或网络视频节目中比较常见，例如大量综艺节目会讨论同性恋的相关话题，这间接推动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认识与了解，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出现了。出于节目效果的考虑，节目组常常使用“同性恋”“性取向模糊”等标签化的嘉宾作为话题噱头引人关注，这带来的结果自然有节目关注度的提升、经济利益的增加，被贴标签的嘉宾人也“火”了起来，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红是非多”，其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评论里谩骂远远多于称赞。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我国仍然默认“异性恋”为主流价值观，“双性恋”“同性恋”“变性人”等涉及到性别认同的与主流价值观发生剧烈冲撞的现象仍被视为“小众”，甚至为人所不耻。同时，节目也没有做到对此类嘉宾的完全尊重与保护。因此，在是否启用标签化嘉宾来“现身说法”，笔者持保留意见。

二、关于改进“同性恋报道”及消除“新闻歧视”的几点建议

虽然“同性恋”已经不被认为是精神病，但长期以来对这一词的病理化、误解以及边缘化，已经在社会层面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艾滋病的防治报道中若进一步对“同性恋”一词进行强化，可能会加重人们的歧视和误解。新闻媒体在推进“大众脱敏同性恋”的进步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能对此类报道的改进有所裨益。

（一）正面引导，减少负面抨击

正面引导比较容易令非同性恋群体了解并接受这种现象，也能让同性恋群体减少处于被人审视的尴尬境地的可能。比如，可以利用名人效应，降低大众对于“同性恋”的惊恐程度。古今中外，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的名人众多，且多成绩不菲。他们的共同点是已经公开出柜，坦然承认自己的情感取向，但这并未影响他们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增砖添瓦。例如台湾著名综艺主持人蔡康永，其于2004年开始与徐熙娣搭档主持综艺访谈节目《康熙来了》，2014年参与爱奇艺独播的中国首档说话达人秀《奇葩说》担任奇葩团长，深受观众喜爱。这样成功的案例可以为大众与同性恋群体减少疑虑，逐渐释放心理压力，使其不容易排斥甚至是完全接受同性恋现象。

（二）正视问题不回避，调整报道心态

我国新闻媒体也正在做一些尝试，例如2000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2005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以生命的名义》节目，都是我国新闻媒体“回避不如正视”，调整报道心态的良好标志。

（三）参考先进的处理方式，回归本土化

在这方面，香港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香港同性恋组织与香港记者协会合作，在香港举办了“同志议题报道奖”的评选，为的就是鼓励新闻媒体客观而详实地报道与性倾向有关的议题，促进各方良性互动。欧美国家也在逐渐放开对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一系列有关问题的规则与法律的相关规定。我国政府与新闻媒体应该参考国际上的先进处理方法，但又要结合本国特点，提出本土化的改进措施，与其用“堵”来粉饰太平，不如用“疏”来表现问题，并为其提供合理合法的情感出口。

（四）注意措辞，体现人文关怀，消除“新闻歧视”

新闻歧视又称为新闻偏见，它是记者在新闻写作中有意或无意对报道客体给予的不公正、不真实的主观评价，而这种评价总是给报道客体或第三方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新闻歧视的主要表现是语言歧视。“语言歧视是一种语言暴力、信息暴力，一经媒体刊出，伤害的就可能不是当事者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团体、一个阶层、一个种族、一个区域，会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后果。”语言歧视的众多表现形式中“对身份的语言歧视”在同性恋报道中表现明显。例如，“同性恋是犯罪”“同性恋问题”等一些恶意的、敏感露骨的、甚至耸人听闻的字眼强化了“同性恋”的边缘位置，是人文关怀缺失的表现。新闻工作者应在报道中注意使用中性词，树立正确的新闻伦理观，强化人道主义精神，力争消除新闻歧视。

（五）增加新闻工作者专业知识储备

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知还比较混乱，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记者必须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识别和判断。其次，国内研究同性恋的专家不多，且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如果记者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很容易受所谓的专家的误导。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客观、公正地报道“同性恋”现象，有理有据地为社会摘掉“有色眼镜”，新闻工作者必须增加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

（六）根据时代特点不断加强、更新性教育

90后逐渐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其人生观、价值观，包括“性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紧跟时代步伐，了解其思想动向与开放口径，对于更好地适应“思想上的新世纪”十分有效。

笔者在南都周刊微信公众号2015年10月14日推送的文章——《90后性爱观：重视精神基础，对不同性取向和婚前性行为接受度更高》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信息爆炸和几代人观点碰撞中成长的90后，有着更多的性爱脚本……这一群备受期待的90后，尝试学会认同自己，尝试让性少数群体不再被消费和矫饰……”

三、结语

虽然在漫长的人类岁月与历史发展的积累中，“异性恋”被人们在潜意识里公认为正确的、主流的两性恋爱关系，“同性恋”与之相比略显“小众”，有悖于通常意义上的“常识”，与被大众公认的“公序良俗”稍显格格不入。但“同性恋”的出现并不会对他人产生不良影响，只是向人们的常识发出了挑战。笔者唯望通过理性分析改变大众对于“同性恋”这一现象与群体的似乎是出于本能的、感性的排斥与鄙夷的态度，期待大众用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这一现象与群体，让新闻媒体尤其是国内新闻媒体明确自身职责，改善此类报道中存在的不足，更好地发挥正确引导大众、开启民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