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话语对“他者”媒介形象建构分析 ——以“农民工”的报道为例

媒体话语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之中，受到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力量的影响。法国学者福柯认为，话语不仅仅是传播思想的工具，而且具有建构性：话语建构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建构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①因而，对新闻话语进行文本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媒体场域中的力量较量以及媒介话语对于“他者”媒介形象的建构和影响。

“他者”是和“自我”相对的概念，他者化既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也是一个形象建构的问题。“他者化”的过程可以看成是将不同于主体的群体建构为区别于主流群体的他者。“农民工”这一群体是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不断发展的特殊群体，但是在中国特殊政策和制度下，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且逐渐被边缘化。关于“农民工”的媒体话语虽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度，而将新闻报道作为话语进行情景化和历史化的分析却相对缺乏。本文将从新闻话语的宏观以及微观层面分析媒体对于“农民工”这一“他者”形象的塑造。

一、媒体话语的报道主题分析

新闻生产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对事物进行报道的过程。对于报道主题的选择，则不同程度地塑造了我们对于外部现实的认知。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记者或编辑会选择不同的报道主题，并选择与报道主题一致的事实进行突出报道，剔除不符合新闻报道主题的事实，从而保持新闻报道主题的一致性。因此，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介框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基于媒介框架的新闻主题选择的原则就是来自于国家的政策、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等。这种媒介框架所建构的形象，就会形成主流人群对于“他者”形象的社会认知。

新闻话语的主题是一篇报道的中心和主导性概念，在新闻报道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②新闻报道在对一个群体进行再现时会选取报道主题、基本立场和情感态度，从而形成新闻报道的特定模式和媒介框架，这个被建构的群体的媒介形象就会形成人们对于该群体形象的社会认知。例如，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国家对于人口流动政策开始松动。这一时期农民进城打工形成潮流，媒体报道主题主要是对农民工对经济建设作用的肯定，农民工本身并无特殊意义。随着“民工潮”出现，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居民开始感到“外来者”对城市就业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给城市管理带来的不便等现实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有了偏见。媒体话语对于农民工形象的报道主题明显从经济建设力量转向城市问题制造者。2002年初，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一个备受各界关注的词——弱势群体，报告中提出要“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③“进城农民工”也被划为弱势群体之一。这个时期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主题集中在农民工的生存情况，对农民工的权益维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2013年后围绕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新政策，农民工报道的人本化趋势增强，除了继续关注农民工各方面权益的维护，还把报道触角延伸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

我国媒体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主题的选择，一方面配合了我国国家政策的宣传报道方向，另一方面也逐渐使“农民工”这一形象走向弱势，被塑造成与主流群体相对应的“他者”，与城市文化格格不入的“外来者”。媒介话语中“他者”的形象塑造主要来源于在媒介框架对于报道对象的报道主题的选择。不同的报道主题下的媒介形象会形成受众对于不同报道群体的社会认知，从而形成固化的形象即刻板印象。

二、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

新闻文本是在传者和受者之间构建一个新闻信息的载体，它的意义是由新闻信息资源开发者与受众通过对文本意义的预设和解读合作完成的。记者按照新闻叙事框架控制着文本，引导受众怀着实现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来阅读，以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引导作用。新闻报道的宏观结构会通过新闻文本间接地传达媒体的意识形态，而微观层面则利用语言的建构性来构建对于报道对象的社会认知。因此，对于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就要从句法、词汇、话语风格等微观层面进行。

随着20世纪末“民工潮”的出现，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而此时城市居民及管理者还未做好接纳这些“外来者”的心理准备。他们所带来的问题超出了他们对城市经济建设带来的积极意义。考察这一时期的媒介话语，我们会发现媒体使用的是城市主流人群视角，而农民工则明显处于媒介话语中的“他者”地位，被塑造成了“制造麻烦的外地人”形象。媒体的报道将“民工潮”定性为“盲目流动”，重点报道了“民工潮”给流入地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劝阻农民工进城打工，甚至将“小农意识”“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说话粗鲁”等标签贴在了农民工的身上，更有媒体干脆将农民工谓之“盲流”进行大肆报道。媒体单方面“贴标签”式的报道，使得受众对农民工的看法更加偏颇，农民工成为待媒体和大众“宰”的“沉默的羔羊”。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变得愈发“暧昧”，并最终滑向“污名化”和“刻板化”的境地。④《人民日报》虽然对农民工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报道，但是也是以负面报道为主。在1989年发表的《我国每二十人有一个在流动 千万“流动大军”仍呈扩大之势》中指出流动人口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1996年发表的《天上不会掉“饭碗”》以及1997年《是被抢了饭碗吗？》等报道中话语的词汇选择以及话语风格可以明显地看出媒体将自己置身于城市人群中，而农民工则被建构成了“威胁者”“外来者”。

三、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工“他者”形象的转变

    媒介是超越空间距离、创造在场的幻觉的重要手段，这种幻觉会深深影响现代主体理解他者的方式。⑤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也逐步摆脱了传统媒体所塑造的“弱势群体”的媒介形象。网络媒体作为一种“弱控制”的新型媒体，具有海量信息和信息多向流动的特点。相较于传统媒体，它能够对农民工形象的构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德国新闻记者贝尔认为，要克服对于他者的刻板印象，就要使以前的“他者”的社会地位具体化和人性化，重新将他们置于集体关怀和政治的想象社会世界之中并承认他们被否认的人性。通过这些方式“他者”就可在符号上重新有所依托。⑥因此，要改变农民工的他者化媒介形象，就要以正面的眼光去展示这个群体。

网络媒体的海量信息资源使它对于报道主题的选取会更加多角度，信息的传播渠道也更加多样化，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角度会为人们对农民工的社会认知提供更多资料。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城乡一体化，提出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媒体话语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以国家政策为导向，逐渐将报道转向积极正面的主题。报道主题的转变改变了农民工一直以来所呈现的苦难的弱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主流群体对于农民工这一传统“外来者”的理解。

由于网络媒体的门槛比较低、互动性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农民工在媒体话语中不再作为他者化叙述中的“缺席者”处于沉默之中。通过网络媒体的多样化报道农民工的主体意识逐步被唤醒，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面对媒体的报道，他们的媒介形象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化。市民对农民工的脸谱化刻板印象也发生了改变，“新市民”的媒介形象得到了多元化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