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直为先：范仲淹“治道赋”的创作思想发微-文学论文

作为北宋“能臣”的范仲淹，一生都在为自己兼济天下的仕宦理想而不懈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自律和“大厉名节”的人格操守，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名相的风骨。当时的名将韩琦说他:“以王佐之才，遇不世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黜，义则难存，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文正范公奏议集序》）[1]。对范仲淹品行不吝溢美之辞。《宋史•范仲淹传》也评价其为“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见《宋史》卷314）。站在历史的角度评判，无论是他的政治理想、还是人格魅力，都与一种处世观不无关系，就是直面现实的态度。即使在他不为后人熟悉的律赋之中，也掩盖不了这种思想的锋芒。
一、宋代律赋创作与范仲淹的赋作
谈及律赋，我们就不得不对这种文体进行简单的介绍。律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其文体特征出于骈赋。它兴于唐代，盛于晚唐五代及北宋。最初的律赋是为科举而设立的守关之文种。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限韵而作，考生要根据考官的题目，依照限定的八个字的韵脚来作文章。唐抄本《赋谱》云：“近来官韵多勒八字，而赋体八段，宜乎一韵管一段，则转韵必待发语，递相牵缀，实得其便[2](p267)。”律赋句式严整，多为四六句，两两对称，到了宋代，其基本句型除了四六句外，还发展为三七、二八等句型，对称的特征始终不变。律赋为应举而设，且多出于应命之作，因此，律赋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地位历来为人所轻。但律赋对作者的写作素养的要求却是非常高的，在命题创作的条件下，这种创作方式因难见巧，考验着作者的才情、构思、命句等能力。“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唐宋进士中文化名人辈出，“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不能说律赋没有一点贡献。宋代的文人大多以诗词而名，以文赋而仕，而范仲淹也不例外。早年的范仲淹为走上仕途，曾经刻苦地研读和练习写作各种辞赋，尤重律赋的写作。《全宋文》收录了范仲淹赋类作品38篇，除少数的作品如《明堂赋》、《秋香亭赋》、《灵乌赋》是古赋外，余者均为律赋。他对律赋的重视，即使在律赋最盛的唐宋两代，也是不多见。就律赋的数量而言，宋代以律赋闻名的作者，在数量上都逊于范仲淹。如刘敞（21篇）、文彦博（16篇）、王禹偁（14篇）、杨杰（12篇）、田锡（11篇）、欧阳修（9篇）、苏轼（7篇）等。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对律赋的写作，并非单纯地将其作为应举的手段，而是借助这种特殊的文体，全面地反映社会和个人的精神索求。既可为教化服务；又可“研究物情，规戒人事”。表现出与现实结合的趋向，这与大多数文人只将律赋作为应考的工具，有着很大的区别。时人对范仲淹律赋是极为推崇的，宋人吴处厚评价他的《金在熔赋》时感叹：“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才，亦见于此赋。”[3]
清代人陈元龙编定的《御定历代赋汇》，把范仲淹的律赋分为天象、治道、典礼、祯祥、文学、性道、农桑、宫殿、室宇、音乐、仙释、鸟兽、鳞虫、草木共十四类，在这十四类作品中，占比例最大的是治道类（20篇），其次为性道类（5篇附1篇），其他均为1篇。范仲淹强调律赋的社会作用，在他亲撰的赋论《赋林衡鉴•序》中，明确提出律赋的创作原则“权人之轻重，辨己之妍媸。”并将“祖述王道”、“褒赞国风”作为律赋重要的社会责任。而治道赋正是担负这些责任的最合适的文体。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范仲淹在律赋写作的动机。“治道”一词，早见于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宋神宗感其用意，赐名《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所谓治道，即治世之道。范氏的治道赋，涉及君德、国政、教化、明礼、选才、休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直面当时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而提出的策论性的主张。
二、范仲淹治道赋的思想内容
“治道赋”的创作，是范仲淹以儒学精神为基调，为宋王朝规划的一个理想的治国蓝图，这些作品的每一方面的内容，都是这幅蓝图中的一个拼块。作为“庆历新政“主导者之一。他深刻地意识到，在歌舞升平之下，有巨大危机的存在。而借助“治道”主题的赋作表达的，正是他在面对现实的隐忧。以这些赋作中数量最多的“君德”的律赋为例，范仲淹在这方面，先后有《圣人大宝曰位赋》、《王者无外赋》、《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尧舜率天下以仁赋》、《体仁足以长人赋》、《君以民为体赋》、《用天下心为心赋、《从谏如流赋﹡》等八篇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以“圣君”的标准来规劝仁宗。他不仅要求皇帝以“九五之尊，求忠信而为助；亿兆之上，与慈俭以同施”﹡（《圣人大宝曰位赋》）。对民应“教礼让而表其修饰，立刑政而防其逸豫”。（《君以民为体赋》）还直言切情地劝告皇帝“从忠谏而弗逆”。告诫“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从谏如流赋》）这些言论即使与唐代诤臣魏征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谏太宗十思疏》）的言论相比，也可堪伯仲。深受儒学浸淫的范仲淹，以“内圣”为至高的道德，充分地践言自己“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让观察使第一表》[4](P441)的行为准则的同时，他也将这样的标准推及及君。从君臣之论上看，范仲淹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治道赋中对“君德”的论述，是宋代文化氛围中新的的君臣关系形成的思想前提。他提出的“虞舜以舍己从人而称圣德”的观点，完全体现了士大夫文人对原始的传统儒学中君臣关系的回归。
对“君德”尚且直言不讳，对其他的社会问题，在治道赋中范仲淹更是坦陈心迹。如吏治方面，他要求官吏：“克勤于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扬其职，以成社稷之勋”。（《六官赋》）提出“上克承于天道，下不违于民欲”(《政在顺民心赋》)。为使政令得到有效的贯彻，他主张“发号施令，实允叶于群情”、“举刑罚罪，因众弃而方行”。这般振聋发聩的言语，在治道赋之中比比皆是。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5]（《论语•宪问第十四》）。正是基于对北宋王朝“邦有道”的认识，范仲淹治道赋才能警世醒人，发如此地黄钟大吕之声。
范仲淹治道赋中的思想，不仅仅是限于文辞，也见诸于行动，他走上仕途的所作所为，充分印证了他追求的“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的政治追求。如天圣七年(1029年)，在对待宋仁宗率文武百官朝拜刘太后上寿一事。他就直言不讳称“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力陈太后此举“于礼不顺[6](P605)。”（《谏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疏》）不久，又因上疏太后，直言还政仁宗问题上被黜。在仁宗居大位之后，又在郭皇后废立问题上直言犯谏，率百官“伏邠争之”，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这些行为充分体现了他耿介的性格。范仲淹对自己的为官的理想并不避讳，他言及自己处世“生禀迂疎，亲逢明盛，居常苦节，动必危言。践扬谏诤之曹，倾盏谘询之地”（《杭州谢上表》）。[7](P454)正因为如此，才能有如此剧烈的抗争。在二十篇的治道赋之中，除了少数的作品如《金在熔赋》、《水车赋》以及《尧舜率天下以仁赋》，或借物寓理、或以古喻今之外。大多都直陈胸臆。字里行间，满篇都尊贤求善、修政教化的立言立命的思想。他的赋作的社会目的，不是出自个人的仕途进退，而是使“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上资政晏侍郎书》）[8](658)。这种以天下己任的士子情怀，正是范仲淹一生所着力铸造的道德模范。
律赋在创作形式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限韵的形式突出写作的主旨。一般四字一句，每字一韵，全文设八韵。全文论述的起转承合都围绕这八个字进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唐宋时期绝大多数的律赋中看到。如楼钥以“渡江击楫，誓清中原”为韵的《击楫誓清中原赋》的咏史赋、苏轼以“王用三法，断民得中”为韵《三法求民情赋》治道赋等。[9]范仲淹的治道赋，在主旨上都有着明确的思想导向。如《圣人大宝曰位赋》限韵为“仁德之守，光大君位”、《王者无外赋》限韵为“王者天下，何外之有”、《阳礼教让赋》限韵为“修射崇饮，民不争矣”、《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的限韵为“贤宝邦本，何地能及”等等。从这些限韵的内容，就能洞悉范仲淹辅成王道，“上诚于君，下诚于民”的士人道德观。他为自己制定“言政教之渊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10](P582)(《范文正公集•奏上时务书》)的为官之道，在这些治道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欧阳修对范仲淹的直言十分欣赏，称赞他“登朝与国论，每顾是与非，不顾自身安危”（欧阳修《上范谏书》）。而治道赋中的许多观点，正是他在朝堂之上直言的思想基础。
三、范仲淹治道赋产生的文化背景
范仲淹“治道赋”之所以能发惊世之言，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的。首先是范仲淹的个人因素。出身于贫寒之门，饱读孔孟之书的范仲淹，对以儒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深信不疑。并时刻在个人修养上要求自己“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蒙以养正赋》）[11](P399)他在青年时代，就立志做“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人，为社会提出经世致用的“良方”。如《金在熔赋》中，明确提出士人许国的标准：“如令区别媸妍，愿为轩鉴；倘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金在熔赋》）[12](P403)以抒发整肃朝纲、安定边庭的志向。将自己比做待熔之金，“居圣人天地之炉，亦庶几于国器”。这种主动而强烈的兼济天下的愿望，打破了宋代“以宽厚沉默为德”的官场规则，也受到了世人的充分肯定。
其次，是宋代积弱的社会现实。北宋立国不久，就先后受到辽、西夏等“蛮夷之邦”的侵扰，在多次的战争中损失巨大，国家形象大受影响。在如此不堪的局面下，如范仲淹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面临巨大的“理想压力”，他们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在严酷的民族竞争面前变得苍白。迫切地需要以富国强兵的改革中找回自信。他在治道赋中的大声疾呼，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人谓“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范开《稼轩词序》）。治道赋虽没有条陈措施，但从范仲淹国政、教化、明礼等治国方略上，可以看到他深远的思虑。
再次，是宋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北宋在立国之初，就定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对知识分子中礼遇有加。朝廷“做宰相当须儒者”，地方上则命“士人典州”，给予充分的信任，明令“不欲以言罪人”。并通过严格的科举政策选拔，使大量的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能够跻身仕途，与范仲淹同时的如张齐贤、欧阳修、王禹偁等，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群体。从社会环境上看，范仲淹无论是在文章中发耿介之言，还是在宦场之上行忠直之事，都与北宋统治者精心经营的尊士重文的氛围不无关系。在开放的人才政策之下，士大夫们完全释放出了“士固为知己者死”、“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文化品格。表现出强烈的“仕以行道”的入世精神。范仲淹的行为，无疑是这些人物中“最先标举这种‘先觉’精神的人”。[13]上下其位的生活遭遇和士报知己的思想，使范仲淹对现实的观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月色满沧波，吾生乐事多。何人独醒者？试听濯缨歌”。(《渔夫》)(《范文正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治道赋中所呈现的，决不是人云亦云的应命之论，而是一个思想家发出的黄钟大吕之声。
当然，站在今天的立场对范仲淹的治道赋的影响，我们还应该客观地看。这些赋中的大部分思想观点，或许存在坐而论道的空泛，也不如他留给后世的诤言直谏的奏议切中时弊。但从形而上的角度认识，这二十篇治道之论所表达的，是一个不愿为“循吏”的士大夫的文化自觉，也反映了他在道德的自我完善过程中，愿意一力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品质。其中所体现的，既有受理学思想浸淫的宋代知识分子向原始的儒学回归的时代追求，也完整地表达了他在“事君以忠”的观念之下面临变革时的思考。他以自己特有的精神追求，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