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而艺术——华中鲁艺的积极现实主义导向文艺实践研究

摘要：本文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以下简称“华中鲁艺”）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实践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以积极现实主义为导向的革命文艺机制，探究华中鲁艺如何通过革命力量的培塑和转化、审美公共性的文化治理、人民本位的美学实践，成功将“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转化为战时文化实践，多维度论证“为人民而艺术”的历史合理性，以期为文艺工作者理解中国现代文艺的政治美学特质提供新的阐释路径，对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实践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华中鲁艺；积极现实主义；人民本位

　　华中鲁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直接创办的文艺教育机构，其根本属性是服务于“民族救亡、人民解放”政治目标的革命艺术院校。它的办学宗旨绝非在一个真空环境中封闭式地复刻西方经典或追求纯粹的诗意表达，而是基于战争动员的现实紧迫需求，直接介入现实斗争，服务政治军事目标。其本质是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根据地特定时空领导的现实主义文化治理。

　　这种文艺实践通过打破传统院校围墙，深入部队前线和农村田野，创新性地规划文化空间。弱化纯粹的美学思辨，突出戏剧排演、宣传画创作、歌咏运动、战地报道等“武器化”艺术技能训练，成功地将抽象层面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有效转化并落实为一系列具有高度指向性、操作性和动员力的战时文化治理行为与制度安排。

　　革命力量的培塑和转化

　　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了教育系统参与社会结构再生产以及个体在其中争取有利位置的机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华中鲁艺的文艺教育不仅是技艺传授，更是通过革命文艺理论与革命实践的教育习得，将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转化为革命战士。这一机制有效弥补了个体成长与革命需要之间的鸿沟，从而创造性地实现了复杂阶层个体向集体性革命力量的转化。

　　相关历史文献史料显示，1941到1945年间华中鲁艺学员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和艺术技能等社会成分复杂多元。他们通过在华中鲁艺学习，最终成长为以快板、刀笔作为武器，投身革命事业的文艺尖兵。[1]城市知识分子学员入学时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且具有艺术专长，但多为小资产阶级阶层，缺乏革命经历。他们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深入生活实践、组织集体创作，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服务革命、服务人民的文艺实践能力，并凭借此能力在部队文工团、地方文协等机构担任文艺骨干，最终成为组织文艺活动、教育群众、宣传政策的革命力量。[2]工农学员和文艺骨干入学时识字不多、手艺粗糙，但具备一定的革命经历或民间技艺，与群众联系紧密，具有隐性社会资本。华中鲁艺通过文化扫盲、技能提升、政治理论通俗化讲解，将他们原有实践经验与民间技艺正规化、革命化，提升他们的专业性与意识形态高度，使其成为政治信念更坚定的广大基层革命力量的队伍。[3]

　　华中鲁艺通过文艺教育实践将个体的身份、知识、技能与革命事业深度融合，使之成为革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构成同频共振的共同体，将专业知识升华为革命理想和斗争精神，实现个体艺术生命与民族历史使命的辩证统一。这种以身份培塑革命力量的方式，是更具行动导向性和政治效能的特殊形式，是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在地化实践与超越。

　　审美公共性的文化治理

　　在华中鲁艺的文艺实践中，朗西埃的感性分配原则得以印证。这一理论指出，艺术通过重构可感可知的现实来重塑认知秩序，阐释当下处境，维系社会认同，形成集体记忆并指引未来行动。[4]芦芒木刻《冲锋》的创作策略极具典型性，他刻意回避对战斗的自然主义描绘，转而运用象征性视觉语法，用对角线构图与仰视视角塑造战士的崇高动势。戏剧化光影在硝烟中投射希望，人物表情的坚毅彰显了英雄主义气质，背景的虚化突显了搏斗的核心场景。[5]这种对战争残酷性的美学崇高化处理，实质是对感性经验的再分配，将个体创伤升华为集体英雄叙事，构建起凝视战争的审美心理秩序，引导人们去面对、理解、记忆战争，从而形成关于“我们为何而战”的集体记忆，使英勇、牺牲与必胜信念成为根据地民众的情感认同基石。这充分印证了艺术对现实认知与集体记忆的形塑力。

　　从艺术社会学视角观察，艺术创造往往表现为对既定感知共同体边界的突破，并通过审美实践重塑其认同形式。鲁艺戏剧系师生创作的《皖南一家》《一个打十个》《运河边上》利用地方戏曲的唱腔、程式和语言等传统审美形式，满足了苏北农民熟悉的审美期待，降低了接受门槛，建立了情感连接，在传统戏曲的仪式化框架中植入革命现代性话语，注入了全新的民族救亡、阶级斗争、妇女解放、科学卫生等蕴含革命理念的现代性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策略，并非简单利用，而是通过艺术的仪式化共享，将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及其承载的地方性情感，有效地吸收转化为建构革命现代性认同的资源，使地方性审美习惯转化为战时情感共同体。观众在熟悉的乡音和曲调中，不自觉地接纳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话语，不同年龄、背景的个体在共同的审美体验中，形成了超越血缘地缘的战时情感共同体，服务于民族救亡斗争的审美公共性得以在流动的时空中生成。

　　华中鲁艺的文艺实践将个体经验升华为可通感的集体记忆，进而生成超越战时离散性社会的黏合基质，构建起战时审美公共性的文化治理机制。

　　人民本位的美学实践

　　战争状态下的文艺绝非诗意的美学吟咏，而是被时代赋予了空前急切的使命。其服务战争，唤起民众，激昂斗志，使“为人民而艺术”由应然转化为必然，成为那个时代压倒一切的艺术命题，并从根基上改变了艺术的指向与形态。[6]华中鲁艺在烽火连天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其教学实践正是战时文艺体制化催生新型美学范式的鲜活呈现。华中鲁艺通过学校组织的设立、课程的编排以及演出实践等高度组织化方式，将革命文艺理念凝结为可遵循、可操作的规则体系，将政治宣传任务转化为具体的美学要求，将个人才华引至集体化行动的逻辑轨道中。艺术创作由此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甚至被视为战斗的武器。[7]这种以革命目的为中心的文艺组织方式，深刻昭示了特殊时期政治目标向美学原则的有力转化，“为人民而艺术”在此得到了最广泛的践行。[8]

　　华中鲁艺文艺实践扎根人民，萃取群众生活中蕴含的革命力量和斗争精神，在如火如荼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形成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涌现出两大重要的创作路径：其一是集体写作模式。文艺创作是众多思想碰撞、丰富而成的结果，凝结集体的创作智慧，极大消解了个人化情绪的泛滥，更有力地传达出人民群众的意志、情感。[9]其二是流动舞台演出。华中鲁艺将戏剧从剧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至村头巷尾、战场旁边，与生活无缝贴合，在现实中直接碰撞、交流，让艺术扎根于人民中间，成为真实参与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人民本位的文艺追求，使文艺个体在投入革命集体事业中获得了精神的升华，激发出“为人民而艺术”的磅礴力量。

　　这种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能让艺术工作者在面对艰险困苦时，更深切地看到斗争中的昂扬激情、牺牲中的深刻价值、困顿中的坚韧意志，在对人民的肯定、革命的赞美中蕴含的强大实践力。华中鲁艺师生们在艰苦环境中创作的诗篇、谱写的歌曲、刻印的版画、排演的戏剧，总是饱含一种乐观的向往，无不传达出对革命未来的坚信。[10]他们将此作为对抗现实苦难的良药，为艰难前行的人们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凝聚了不可撼动的精神意志。美学与政治的深度融合，赋予了文艺活动超越单纯反映现实的狭隘范畴的可能，从而构建出一种政治美学化与美学政治化双向交融的恢宏的革命文化图景。[11]华中鲁艺正是以这种具有行动力的积极现实主义文艺实践，在服务民族救亡、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展现了其崇高的时代价值与美学光芒。[12]

　　华中鲁艺的文艺实践将个体经验升华为可通感的集体记忆，进而生成“为人民而艺术”的抗战文艺精神，结构化为从个体再造到社会动员的路径，构建起兼具革命动员与认同整合功能的战时审美公共性文化治理机制。[13]这种饱含生命热情的积极现实主义美学追求深深扎根于集体意识深处，以艺术的力量激发民众情感共鸣、坚定斗争意志，与社会共振回响，照亮时代深处并推动历史前行。[14]

　　结语

　　当硝烟散尽，华中鲁艺的文艺实践已超越战时语境，成为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一座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丰碑。它以“为人民而艺术”为基点，将积极现实主义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触摸、可践行的文化治理实践，既将文化资本的在地化转化重塑个体生命轨迹，让文艺成为革命力量凝聚的纽带，又以感性分配的审美策略重构集体认知，使艺术成为民族记忆与斗争信念的载体，更以人民本位的美学追求打破艺术与生活的壁垒，让文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指引与行动号角。

　　这种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文艺品格，至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它昭示着真正有力量的艺术，从不悬浮于真空的美学殿堂，而是始终生长于民族命运与人民需求的土壤之中。华中鲁艺所沉淀的精神基因，不仅照亮了抗战时期的文化征途，更成为当代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扎根人民的精神源泉，在新时代续写着“为人民而艺术”的永恒篇章。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