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魏晋志怪与唐传奇的差异解读

摘  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魏晋志怪和唐传奇进行系统性梳理，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提供了核心范式。本文从创作动机、叙事特征、人物塑造三个维度，剖析两者的差异。

　　关键词：《中国小说史略》；魏晋志怪；唐传奇

　　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经数千年，其中魏晋志怪与唐传奇构成了两个标志性阶段。前者为古典小说的萌芽奠定了基础，后者则标志着文人“有意为小说”的创作自觉的开端。关于两者差异的具体论述，自《中国小说史略》起得以系统展开。

　　魏晋志怪与唐传奇创作动机差异

　　☆魏晋志怪的实录功能

　　汉末巫风鬼道再度盛行，加之小乘佛教传入中土，其“因果报应”等观念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共同形成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中指出：“人鬼乃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即魏晋时人既深信神仙鬼道，故视记述神鬼与记录日常无异。魏晋志怪未被归入小说范畴，正因作者创作时并无虚构意识，仅以实录视之。

　　☆唐传奇的自觉虚构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文人阶层逐渐壮大，他们开始主动运用虚构、想象等文学手法进行创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中对此评价道：“始有意为小说。”这里的“有意为小说”，标志着创作从纪实性向虚构性转变。其突出表现为：唐代作者刻意在文学创作上开拓新境，将文辞运用作为重点考量。尽管创作动机仍与求取官职相关，但在实际撰写过程中，他们的精力已完全集中于创作本身。

　　魏晋志怪与唐传奇叙事特征差异

　　☆从“丛残小语”到“篇幅漫长”

　　东汉桓谭《新论》提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的论断。由于魏晋志怪旨在“明神道”，故只需记录核心情节，无需铺陈细节。如《三王墓》仅用五百余字，便完整叙述了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其子为父报仇的始末。鲁迅以“粗陈梗概，记事简略”八字评之，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类作品“丛残小语”的篇幅特征。

　　唐传奇则呈现出“篇幅漫长”的特点。鲁迅论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如《虬髯客传》全篇两千五百字，通过李靖、红拂、虬髯客三个主要人物的相遇与交往，构建了一个包含侠义、爱情、政治等多重主题的复杂故事，其篇幅的扩展直接推动了叙事内容的深化。

　　☆从“简单线性”到“多线并行”

　　魏晋志怪多遵循着从起因到经过再到结果的单一结构，例如，《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表现为宋定伯从“夜行遇鬼”到“骗鬼吐实”再到“捉鬼卖钱”，不含其他支线。

　　魏晋志怪与唐传奇人物塑造差异

　　☆魏晋志怪的“典型化”特征

　　魏晋志怪中的人物形象多呈现扁平化特征，往往仅具备与怪异事件关联的单一特质，缺乏性格层次与人性复杂度。例如《董永》中助其偿债的织女，实则仅作为孝感天地的叙事工具存在，其核心功能在于辅助孝子情节的展开，进而达成宣扬儒家孝道的目的。

　　☆唐传奇的“个性化”特征

　　唐传奇的人物塑造已显“个性化”特征，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以《柳毅传》中的柳毅为例，其形象并非传统侠义的简单复现，而是兼具强烈的正义感与人文关怀。当他落第返乡、心绪郁结之际，仍主动探询牧羊女的困境，这种对苦难者的深切共情，恰是文人悲悯情怀的生动体现。

　　结语

　　通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论述，可清晰辨识魏晋志怪与唐传奇的差异。这种差异揭示了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创作意识从“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历程。从叙事结构的简朴到繁复，从情节线索的单线到多线，正是志怪小说实现体系化发展的关键路径。二者共同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范式，由此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坐标。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