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小说叙述方法分析-文学论文

对于叙事性作品来说,叙述方式的特征首先体现在叙述者的设置上。尽管各种创作方法和思潮对叙述者的设置从来没有二个固定的模式,但从整体上看,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大都乐意使叙述者超越作品的内在关索,成为全知全能的操纵者,在那里向读者讲述一切,不管是读者愿意听的还是不愿意听的。而事实上这个叙述者就是作者本身。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二为一,自然有许多好处,但在现代主义看来则有如下不便。导致叙述视角的固定化,难以立体地展示叙述对象各层面特征。叙述者即作者较难做到大大方方地“撤谎”和“虚构”,容易使读者把作品中人物的体验、思想误解为作者的体验、思想。当作者感到事先固定的叙述视角有些“碍事”的时候,又不得不悄悄地抛弃它利用其它视角写出让人信得过的文字。在技法娴熟和语言表达能力很强的作者那里,这种转换或许能使读者不觉突兀,但在稍欠火候的作者那里,就难免破坏叙述方式的和谐的整体性。用外国理论家的话来说,“一个小说家艺术上不可原谅的错误就在于不能保持语调气氛上的一致性。”
二、叙述体态的转换
叙述体态就是指小说中人物和叙述者的关系。人物与叙述者具有“大于、等于、小于”三种关系。在传统小说中,由于叙述者是全知全能的导演,因此他的叙述视角大于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他无处不在,无事不知,无人不晓。他知道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各自的想法和身世,而人物之间却不了解他清楚人物的一切隐秘,包括连人物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东西他对人物与事件的未来和发展也了如指掌,小说情节的演变、照应,人物的冲突、命运,时序的延伸、停顿,空间场景的设置、转换,都被纳入一个事先安排好了的框架中,所谓叙述者早已“烂熟于心”,然后,他将这一切娓娓道来,根本不必解释他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而在当代作家在将叙述者与作者分离开来后,叙述者便从导演变为一个普通的角色性演员。他对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也同其他人物一样知之不多,知之不全,叙述者的视角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叙述者因此也获得了独立的人格,他通过自己的个性、立场去感受、去观察、去思考。这样,作品便常常被诸多的叙述者切割成许多局部片断,读者也只有经过自己的整合之后才能得到完整的感受和认识。譬如刘心武的小说《王府井万花筒》,同所描写的内容一样,这篇小说也成了一个文字万花筒。小说描写了王府井大街人头攒动、购物如潮的繁忙景象,表现了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也触及到了隐藏在这繁华与光明之下的罪恶与污泥。小说试图
写尽飞速旋转的王府井大街上的一切,在这个万花筒里,一切应有尽有,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三、叙述语式的多样化
叙述语式便是叙述者向读者陈述、描写的语式。传统小说的作者认为,语言是人类唯一的思维材料,语言能充分有效地表现人类的思维。因此,作为叙述媒介的语言与叙述内。容就象手与手套一徉,可以天衣无逢地吻合在一起。而现代作家却越来越注意到叙述语式与叙述内容之间的距离和对立,这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以及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划分为“能指”声音书写记号和“所指”观念与意义。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其实是人为的,语言的意义完全是由符号的差异决定的,比如说,这种已经叫做“狗”的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也一样地行。换言之,狗之所以是狗,因为它不是猫、不是鸡、不是猪??,按照这一逻辑,阐释语言系统中语言符号的意义,其实就变成了以新的能指符号去取代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或者说是由一个能指滑入另一个能指的永无止境的倒退。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所指代的实物实际上永远不在场,也就是说,“能指”永远被限制在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之内,永远不能触及所喻指的实体。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语言的可靠性,语言所再现的客观世界,其实没有真正企及客观世界,充其量只是建构一种与之相仿的“文本”对应物,是经过了语言这面滤色镜“过滤”后的一种“幻像”。另外,语言的自身逻辑往往强硬地歪曲、肢解其叙述内容,这时就不再是叙述者在说话,而是话在说叙述者了。同时,因为文学是表现情感的符号形式,而符号又不仅仅只是文字符号,它还包括绘画符号、音乐符号、姿态符号、雕刻符号等等。这样,传统的叙述模式就受到了挑战,作者便往往根据叙述内容的需要,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叙述媒介。
叙述方法的变革的确给一潭死水的文坛注入过生气,并且,现在仍然有不少执着的小说家在继续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对当今小说叙述方法的考察,不仅作用于当代小说艺术,而且还将有机地融合于未来小说的趋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