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罗曼蒂克的力作-电影论文

　　1932年，瞿秋白等人以华汉的《地泉》为“病例”，指出早期革命文学存在庸俗化肤浅化的“革命罗曼蒂克”倾向。瞿秋白等人的批评显豁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现实与革命理想之间深刻的裂隙，也彰显了他们欲将“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完全置于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也因为这一批评，革命加恋爱一直成为被诟病的叙事主题，但脱离了具体的革命时代，在当下消费语境中如何演绎一代代革命志士乃至领袖人物的革命与爱情的交响曲，仍是当代艺术家不得不面临的课题。而《秋之白华》则向观众展示了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革命罗曼蒂克，其在革命加恋爱的旧题中，呈现了新的人性的温情和复杂，叙述的宽容与理解。

　　一、革命加恋爱的旧题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革命者参加革命的同时进行着恋爱，恋爱和革命两不误交错发展，革命工作是恋爱的催化剂，恋爱是革命工作的推动力。不单是这个阶段，在后来的主流文学中基本上都是这样，无非是“革命”的主题词会换成抗日战争中的“抗战”，或者新中国时期社会主义“劳动”建设，等等，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样的恋爱模式符合主流话语要求文学反映时代主题，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另一方面，文学的个人性、情感性也能在这一模式中得到适当的表现，以致文学不被政治性全部覆盖淹没。

　　《秋之白华》同样拥有革命加恋爱的故事情节。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与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加恋爱惊人一致。这样的故事模式在我们之前见过的文艺作品已是千篇一律，聪明美貌的知识女性杨之华在学习、工作中爱上了革命的领导者瞿秋白。但杨之华见瞿秋白非常繁忙，就认为“即使我爱他也不该打扰他，而面对日益复杂激烈的斗争形势，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应该全身心投入其中”，瞿秋白开始也是对这种爱情持犹豫状态，担心不会给杨之华带来幸福。这样，影片将革命者的爱情生活置于革命工作需要的控制之下。

　　但关于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传奇，有着不同的叙述回忆。杨之华的《回忆秋白》①只叙述了她和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交往，对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记载。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在叙述这段爱情时，有更详尽的描述：“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愈发加深。……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才华也十分倾慕，杨之华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瞿秋白。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②通过瞿独伊的回忆，我们发现瞿秋白在与杨之华的爱情交往中更占主动，而杨之华倒是犹豫彷徨，甚至是回避的。

　　但电影将杨之华叙述为主动，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可以刻画杨之华追求革命、追求解放的个性性格。为了显示杨之华与前夫沈剑龙的分裂不是杨之华之过，影片介绍了沈剑龙是纨绔子弟，不思进取，在上海的杨之华还常给沈剑龙写情书，而沈剑龙却毫不珍惜随便弃之，后由沈剑龙之父帮忙收拾后还给杨之华，这说明杨之华与沈剑龙的爱情裂痕主要原因不在于杨之华。而杨之华弃沈剑龙而伴随瞿秋白正是女性解放的举动。其次，这样可以为瞿秋白爱上杨之华提供说明。影片展示了瞿秋白开始与杨之华也是同志关系，只是在瞿秋白的爱人王剑虹病逝之后才对杨之华产生爱情的。这说明瞿秋白爱上杨之华并不违背传统道德。而杨之华因为受到前夫沈剑龙的背叛，对瞿秋白逐渐爱慕，这就使得二人的结合不至突然。其三，维护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影片没有书写瞿秋白在恋爱之际的主动，而以杨之华为主动，可避开书写领袖人物的不便性。影片更多是通过革命工作体现出二人的感情进展。例如革命志士黄仁被反动势力打死牺牲后，在革命形势发展极端恶劣之际，也正是革命伴侣杨之华与瞿秋白心有默契的沟通表白之时。

　　革命首要任务不是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是重在砸碎旧的社会政治体制。所以，革命者的刻画并不强调其在伦理道德上的先锋性，即使正当破坏封建传统道德，也要做适当的补充和说明，以获得群众（观众）对其革命活动的支持和认同。瞿秋白和杨之华都不是初婚，《秋之白华》予以了复现，但导演很好掌控了这段爱情的叙述，就是这个道理！

　　二、温情而又复杂的人性

　　《秋之白华》尽管借鉴了传统革命加恋爱的题材模式，但没有将革命领袖予以神话，让观众觉得可敬而不可爱，而是在很多方面注重了瞿秋白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这主要通过瞿秋白处理“三角恋”的方式，对待杨之华的温柔情长，把自己内心的矛盾体现出来。

　　爱情是极具个人性的情感行为，革命领袖的爱情生活多是摇曳多姿，色彩斑斓。遗憾的是历来的文艺作品很少予以原生态展示，《秋之白华》一大亮点则是将瞿秋白、沈剑龙与杨之华的爱情纠葛予以了充分的艺术化再现。瞿秋白与沈剑龙在萧山诗词交往，倾心交谈，使得沈剑龙自愧不如，为了对杨之华的爱，为了促成其与瞿秋白的结合，他挥笔写下：“避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以此寄托自己的心意。而瞿秋白也情深意长写到：“长恨语言浅，不及人意深，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沈剑龙最后题目：“借花献佛”。然后影片显出《民国日报》分别宣告瞿秋白与杨之华恋爱、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交为朋友的三条启示。无论是瞿秋白、杨之华还是沈剑龙都让我们看见了大写的“人”的那种开阔豁达的胸襟，令人神往！

　　革命加恋爱的文艺作品很少展示革命领袖爱情生活中的私人隐私，但《秋之白华》将瞿秋白那种温情似水的柔美流淌出来。当瞿秋白与杨之华确立了爱情关系之后，影片对瞿秋白情感的丰富性进行了表现。瞿秋白的刻字治印本是一绝，其巧妙地将瞿秋白与杨之华二人姓名中的名予以拆分而组合为秋之白华，以显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深情地送给杨之华一枚刻着“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的金别针。影片还将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俄罗斯雪景中的欢笑与快乐予以浪漫化处置，将二人上海的离别演绎为那么温情凄美的镜头，遍宇飘洒的雪花恰似惹人愁思的柳絮，断肠而又凄楚。

　　革命领袖对革命的坚定果敢一直是革命加恋爱作品中的必备要素。但是在《秋之白华》中我们见到的是更多知识分子气质的革命领袖，影片中的瞿秋白比诸多“经典”革命领袖更加复杂。这典型体现在他的狱中文章《多余的话》中。正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也导致其牺牲后在党内评价的波折。而《秋之白华》后半部分正以《多余的话》为回忆叙述的依凭，这就将一个复杂的自我真实袒露在观众面前。他在革命志士黄仁牺牲的残酷现实面前，质疑自己启发学生革命的合法性，觉得应该给他的学生更美好的未来和生活，而不是去死；他在临死之际有着对美好生命的珍惜，“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但是，他又必须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不会选择一种“毁灭性的生存”，那样只会长期给家人“带来耻辱和痛苦”；在自己所从事事业所需要的果敢与自己文人柔弱性格之间，他都曾有过反省。这些超越当时时代的探求自问，在时过境迁的现在，我们方能见出那种知识分子内省自足而又敢于杀身成仁的气节情操。

　　三、包容与理解的叙述

　　在一般的革命加恋爱的文艺作品中，叙述方式是紧张逼人的，但是《秋之白华》却是一种散文诗化的叙述方式，这淡化了革命的血雨腥风与磨刀霍霍。正如王宜文所说，这部影片“没有强制观众去接受我要讲述的这段历史”③，叙述人在电影中更多体现了理解和宽容。

　　这种宽容理解体现在对非革命者不是非敌即友的排斥。在普通的革命加恋爱的文艺作品中，故事按照敌我分明的两条线索展开，典型的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但《秋之白华》虚构了一个人物，杨之华在上海大学的同学英语系的小轩，喜爱彭斯、泰戈尔的诗歌，正如她所朗诵的“我的玛丽安睡在河边树丛中，请你们不要惊醒她的梦”。她追求自己的爱情，从家里逃婚出来，争取多读一点书，然后好嫁一个各方面条件较好的人。这种人在现代中国不乏其人，正如张爱玲多次讽刺过那种读书为了嫁给有权有势的“女结婚员”。后来在现实的一系列挫折下，小轩后悔了自己原来的逃婚，觉得这时候如果父母再强迫自己结婚就不再逃了。《秋之白华》对小轩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如张爱玲那样讽刺讥嘲予以人生苍凉的反思，而是以一种理解和尊重。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每个人的自我选择只要没有危害他人，都不妨予以包容性接纳。杨之华并没有认为每个人都非要革命不可，她对小轩说，“你喜欢读书，就好好读书”，并送给了小轩自己亲人织的外套。

　　即使对反革命者影片也不是刻骨铭心的仇恨。杀害瞿秋白本非关押他的国民党人士的本意，甚至也不是直接下达命令的某个个人的意图。但是当这些人物处于一个系统和体制之中，杀害不杀害某个人已经是带有自我运转机制的必然决定。正如瞿秋白所知道的那样，他或者选择死亡或者屈辱的活着。于是影片中劝降之人也不是那么狰狞可恶，他们与瞿秋白一样都陷于了一个悖谬的时代场中，无可奈何。观众看完电影并不激起仇恨的焰火，而是一种惋惜感叹。

　　更深层次的包容理解是对瞿秋白与杨之华的革命爱情以及瞿秋白的人格情操的钦佩与欣赏，所以在叙述的方式上也以唯美的哀婉叙述见长。影片以翻开杨之华的遗著《回忆秋白》为开头，用杨之华的角度回忆二人爱情的萌生、发展以致结合；影片的下半部以瞿秋白的角度进行，以其撰写的《多余的话》为中心。两种叙述角度，恰似俩情人互诉衷肠，绵绵相思不绝如缕。这种钦佩与欣赏也体现在对瞿秋白与杨之华的造型上，无论是说话语气还是服饰动作以及发型，无论是萧山的水乡景色还是上海大学的校园环境，甚至瞿秋白慷慨就义的场面，每一个细节、场景无不带有精细描绘之感，有如工笔画一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主题歌《携手》文辞优美，构思精巧。《携手》巧妙地将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姓名交织其中，喻示了两人的真挚爱情和革命追求，而觅渡还是瞿秋白家乡的一座桥。如此绝妙好词在董洁和窦骁的合唱中忧伤绵长，影片余音缭绕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无限邈远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