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任长霞》叙事策略的“变脸”-电影论文

　　主旋律电影是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达国家利益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影视创作进行新的规划与调整的产物。“主旋律”本是一个音乐术语，指乐曲中表现一个完整或相对完整的音乐思想，具有显著特征的、并处于重要地位的旋律构成。最早将这一术语引入电影的,是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1987年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上的讲话：“作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应该成为我们文艺的主旋律。我们的主旋律必须反映时代的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给人们以鼓舞和鞭策，而不能贬低、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同年7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随后,广电部、财政部提供的重大题材故事片资助基金启动。可见主旋律作为一个文化与意识形态工程,是一个明显的政府行为。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化、娱乐化、多元化成为社会的主要审美形态，“主旋律”概念也在发展变化。作为一种题材,“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优秀之作，一切有利于激发人们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优秀之作，一切有利于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的优秀之作”，都被列入了主旋律的范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在一切电影创作中加强社会责任感，把握时代精神，争取最好的社会效益”。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主旋律的概念已演变成电影的创作方向和指导思想,符合这一创作方向和指导思想的都是主旋律电影。革命历史伟人英雄、勤政爱民的国家干部、善良朴实的民众可以成为“主旋律”人物，舍生取义、救死扶伤、助人为乐可以成为“主旋律”事件。甚至可以宽泛地说,只要是弘扬真善美的电影就是主旋律电影,“他应该包括一切推动整个时代文明健康发展的新文化。”

　　主旋律电影的主要功能是强调社会效益,它肩负着宣扬国家意识形态,加强社会凝聚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在这个功能指导下,不少主旋律电影过分强调思想性，往往在电影的观赏性上“火候不足”。人为拔高的立意、生硬的情节、程式化的表演和粗糙的拍摄手法常常和主旋律电影联系在一起，观众对这一类型的电影也缺少亲近感。如果主旋律电影受不到受众自觉自愿的接受，它原来想要发挥的一切功能都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样,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拍成的影片只能停留在物质层面(拷贝)而不能转化成预期的精神力量。

　　可喜的是，近些年，我们看到一些主旋律电影为了自身的生存也为了完成自身所肩负的意识形态使命，不得不开始变革，叙述策略也发生变化，舍弃了直露的简单图解的做法，而让倾向“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通过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完成这一使命。如近年来出现的表现优秀共产党员形象的电影《郑培民》《张思德》《生死牛玉儒》《任长霞》《杨善洲》等都是叫好又叫座。《任长霞》是一部再现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的感人事迹的主旋律电影，不仅在当年获得了政府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而且影片上映后创造了票房2600万的佳绩，改写了主旋律影片市场不好的历史,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从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窥见主旋律电影在叙事策略上的四个方面的变化,即政治主题的伦理化、情节塑造的泛情化、英雄人物的平民化、操作方式的市场化。

　　一、政治主题的伦理化

　　中国的国情是国和家在结构功能上的一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具有悠久的国/家、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国家政治通过社会家庭伦理进入现实人生，伦理的规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过这种一体化而转化为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的维护和说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借助于对伦理道德规范和典范的肯定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

　　电影《任长霞》就是这样以家庭、社会的人际关系为叙事中心,运用传统的道德逻辑,把任长霞这个人物，放在中国人伦的体系下进行塑造刻画。

　　在这个伦理体系下,任长霞的一切社会、家庭关系都可以纳入进来。任长霞访问老大娘家,在灶边添火,和大娘唠家常,这时的任长霞像老大娘的孝顺的孙女。乡亲们也称任局长是她们的好闺女。对于任长霞的上级郑局长(其姓氏我们可以认为它指认的是“郑州公安局”这样一个集体代表),我们看到,在郑局长面前，任长霞带有一种对伯乐的亲情般的敬意，还有着女人在提拔者面前的特有的女儿般的撒娇。任长霞可以在郑局长的批评面前，委屈得痛哭流涕，甚至可以“放肆”地责怪郑局长“你来了也不帮我……”，而郑局长完全是一副家长的既疼爱又很威严的口吻：“我还当你孩子哄啊。……”影片中任长霞所处的环境，不仅仅是一种由法律维系着的公对公的工作关系，在上下级的关系中，还包含着微妙的伦理化的关系成分。这一切，都在中国人特有的伦理文化传统里获得了共鸣，从而完成了意识形态塑造的目的。

　　二、情节塑造的泛情化

　　所谓泛情化就是使“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这样一来，主旋律电影便打开了一条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这一成功，使‘主旋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化’策略不谋而合”⑦。用伦理感情设计叙事高潮，以唤起观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

　　在主旋律电影《任长霞》中,这位优秀的公安局长不再是一副整天严肃的面孔,而是一个时不时哭鼻子、容易动情的人。在对杀人抢劫案调查取证时，面对匪徒的恐吓和子弹时她能够强压住心头的怒火，但是当目睹死者家属的哭喊时她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遭受毒手一样心痛不已，泪水化作怜惜之情滚滚落下。同样是疑犯丁三发即将服法时,他儿子的号啕哭声放缓了任长霞的脚步，母性的柔情使她破例让罪犯和孩子最后再见上一面。一边是法律必须将罪犯绳之以法，另一边是孩子可怜无助的眼神。在情和法的面前，她再一次落下了眼泪。大量的工作让她无暇顾及对家人的照料。为了工作三年没有回家过年。当看到儿子冒着严寒，骑车几十里路送来的饺子时，她愧疚的泪水簌簌地滑落下来。

　　任长霞的哭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当观众打心眼里认同了这位英雄人物时,她却突遇车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观众心里怎能不悲痛万分?当观众看到14万人在登封市少林大道送别任长霞的场面，当看到影片中通过写意的手法，已经牺牲的任长霞微笑着向观众走来时,影片的宣传教育效果已深刻人心。

　　三、英雄人物的平民化

　　以往的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往往是“高大全”和脸谱化,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远离日常生活世界。电影《任长霞》把任长霞精神中普通人所不能及的责任感和人性化的、平凡人的情感融合在了一起,使主人公带上了平民化的色彩。影片中这位剑胆琴心的巾帼英雄一改以往人们心目中苍白冷峻的正面人物形象，而是显得格外真实亲切，充满了生活气息。

　　为了防止英雄“脸谱化”，电影《任长霞》在制作中力求真实，影片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物的心灵世界，既注重刻画任长霞忠于职守的光辉形象，又将她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富有人情味，给人很真实和立体的感觉。任长霞遭到上司批评怕下属听到就想去关门,这一细节刻画得很真实。任长霞的扮演者张瑜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主旋律电影要反映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贴近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与其说自己在表演，不如说自己是在体会，体会这一当地市民们信赖的政治偶像的非凡人生。

　　四、操作方式的市场化

　　应该看到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的深入，影视产业化的程度正在提高，一些主旋律影片也开始尝试着一些市场化的操作方式,电影《任长霞》也有这方面的探索。

　　首先表现在剧本的创新。在《任长霞》中，我们可以看到好莱坞电影所习惯运用的结构形式。它把电影还原成强烈的戏剧结构，刻意煽动的是电影的戏剧性，在一种戏剧性强烈的范畴内，体现出故事的波澜与起伏。这一点上，它吻合了好莱坞电影追求戏剧性的天然优势，从而使它在基本构架上，使我们可以读到很娴熟的好莱坞气息。

　　《任长霞》的故事时空，是主人公任长霞生前的最后两天(准确说是生前36小时)。影片这种结构上的布局，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影片似乎在漫不经心之中，开始了对任长霞来说平凡的两天的电影叙事过程，但是，这两天发生的一连串并不突出的事件，却完美地诠释了任长霞的所有的人物性格与品格。想想好莱坞也同样喜欢撷取一个短促的时间，塑造出一个空前绝后的事件。《泰坦尼克号》如是，《24小时》也是这样。《任长霞》有意选择主人公生命中最后的两天时间作为表现过程，是一种艺术的透视的需要，同时，也暗含着她人生处处精彩的寓意。

　　其次是明星效应。明星无疑是票房的保证,是观众观影的一大原因。近几年来,主旋律电影开始热情邀请明星加盟来提高影片的号召力。电影《任长霞》中,任长霞的扮演者千挑万选,最终选择了观众熟知的演员张瑜。作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位囊括金鸡、百花奖的耀眼明星,张瑜的表演很真诚,将任长霞的侠骨柔情和女性温婉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观众有一种亲和力。我觉得之所以选择张瑜——一位出生于上海,明显带有南方口音的演员来扮演任长霞——一位身为公安局长的北方女子,本身就有弱化政治英雄刚性一面的考虑在里面。同时,将主旋律影片带入新纪元的影片《生死抉择》的主演王庆祥也加盟该片,出演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给影片分量加重了砝码。此外,这部影片还邀请香港演技派掌门人之一的曾志伟加盟,出演恶贯满盈的黑社会头子牛东一角,虽然戏份不多,只有三场戏,但这种选择很明显考虑到市场的因素。

　　近些年来,在广大电影人的努力下,主旋律电影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等方面不断探索。这一方面说明“主旋律”电影在传达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上，较之以往更为隐蔽，潜移默化地对观众进行意识形态塑造。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对政治对社会有一定的热情和关注，对“主旋律”电影还是有所期待的。只要能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主旋律”电影一样有市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主旋律电影会变得更好看、更有吸引力,“主旋律”的旗帜会在影坛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