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人性拷问-电影论文

　　电影一开始，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妓女，浓妆艳抹，在紧张刺激的战争戏后妖娆登场，毫无秩序的形象和当时教堂的环境格格不入，与女学生们之间的形象对比、道德差异悄然临现。国难当头，秦淮妓女，仍不忘记喝酒作乐、卖弄风骚，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与她们没有任何关系。与此同时，教会女学生则显得清纯脱俗，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优雅、行为端庄,用天籁般的声音抚慰着危城中的流离灵魂。处于对自己道德优势的自信，女学生们得以在语言上和精神上随意鄙视秦淮妓女，甚至把她们当成活生生的敌人，不让她们用厕所。但是在日本兵闯进来后，她们刹那间成长了，她们明白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人。当女学生打算集体自尽以逃开日本兵的凌辱时，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妓女们不惜舍命要求替女学生去死。也正是由于玉墨等人大无畏的选择使书娟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

　　在秦淮妓女与女学生的矛盾对立中，我们很难作出道德上的简单的判断，人性与争取尊严的过程、堕落与高尚、淫邪与纯洁都在一个极度紧张的背景下渐进着对比与转化，渐渐模糊了彼此。秦淮妓女在面对生与死的拷问时，她们选择了死亡，她们其实是绝不愿意让日本人糟蹋自己的身子——她们虽然是妓女，但面对日本人，她们如同纯洁的处女一样，她们都拒绝被“糟蹋”，但她们选择了保护女学生。她们保护的是人性中的善、人性中无法剥离的对美好与温情的向往与渴望、内心深处的自尊与高傲，也是对女学生们的鄙视的残酷回击。女学生们向着约翰表达对玉墨姐妹们的歉意，她们不停地说I am sorry，虽然这是她们诚意的表达，可是却什么也给不了，玉墨姐妹们已经不需要什么了，在危难面前，这些未经历过苦难的学生们，经历了第一次人性拷问，这次拷问将伴随她们一生。

　　二、善良与丑恶，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

　　影片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但导演张艺谋并没有浓墨地渲染战争的真实场面，而是通过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的对比，体现人性的善与美如何对抗战争中潜藏于人性最隐秘角落的兽性，进而反思战争的非人性和荒诞性。在影片中，以李教官为代表的中国军人，他们在逃避日本军人的躲避，还差一步就出城。惨不忍睹的战场景象也让他们惊恐、发狂，内心的恐惧更是如影随形，然而，当他们看到日本军人在追杀女学生时，果断地下令“打”。为了不给教堂添麻烦而彻夜在教堂外守护，为不让兄弟们白牺牲，以一敌万，以血肉之躯战斗至死。更可贵的是李教官在面对风尘女子的挖苦讽刺时，他淡定地拜托她们照顾好路上救的浦生，充分表现了中国军人悲怜的情怀和高贵的品质。日本军人，作为个体的人，他们已被道德抛弃，人的生命全部的丰富性被国家暴力机器所取代和遮蔽，仅仅蜕变为一种物化的工具。他们或者“一口气砍掉十个中国人的头”，或者“一举枪杀”成千上万已放下武器的战俘，或者“只穿着遮裆布等着”去轮奸一个中国少女。悲哀的是，他们对自身恶的无知。以中佐、大佐为代表的日本军人是影片凸显的日本人，中佐、大佐在别人的国家国难当头时刻，却要求女学生为他们庆祝，他们一方面虚心假意地表达自己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他们向外界求援，又派兵“看护”教堂的人们。在面对神父的斥责时，中佐突出了他的粗鲁、傲慢、狂妄、残暴、杀人不眨眼的特质。大佐出现在神父约翰面前时，他为士兵的行径羞愧并致歉，甚至在教堂中独奏演唱一曲日本民谣《我的故乡》。在面对同一个神父同一种冷漠拒绝的态度，他也不像中佐那样剑拔弩张，咄咄逼人，而能长时间地表现出自己的“一腔诚意”。这更充分体现了大佐文明面貌下的阴险、狡诈和虚伪，也更加体现了日本军人的卑鄙和丑陋。

　　战争的本质是违背人性的。战争首先是对人性的求生欲的毁灭。在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的对抗中，人性的扭曲和捍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军人人性的贪婪扭曲在战争中处处显现，对漠视生命的尊严、杀戮随处可见。战争也彰显人性，中国军人对生命与尊严的捍卫、对妇孺的怜悯，对伤员的照顾，都是珍贵的情感。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善恶的对立，也是用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来批判非人性的战争狂人，人性的善与美在战争这种充满着非人性的环境下的出现更能让我们对战争进行反思，对和平寄予渴望。

　　三、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二流子到神父、汉奸到功臣 卡西尔在他著名的《人论》中说：“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电影中约翰的角色是导演张艺谋变动较大的，通过一个二流子到神父，成功地表现了人的丰富性和多面性，即人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全部张力和丰富深邃的内涵，也成功地对个体进行了拷问。

　　约翰和书娟的父亲是电影改编的极其成功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个体充满了矛盾。约翰的职业是个入殓师，尽管没有给神父做殡葬，他仍然坚持索要报酬，并翻箱倒柜，甚至一点也不忌讳地在教堂的募捐箱里翻来翻去。他曾经是个酗酒、爱钱又好色的人，闯入了教堂后，没有弄到钱，却发现了酒，随后又被“十三钗”这群不速之客的千娇百媚所打动，赵玉墨令他一见钟情，他只求寻欢作乐。在目睹了战争对人们的蹂躏后，他的良心受到了拷问，于是，他放弃了一个人出逃的机会，继承了神职的使命。他保护教堂的女学生，照顾躲避在教堂中的风尘女子、寻找失散的姐妹，并为救女学生逃离计划做准备。约翰在一点一点地觉醒和改变，最后成为英雄。约翰的扮演者贝尔自己的理解是：“你确实能够从这些很棒的故事中发现，当人类感到自己陷入一种极端的危机、必须逃命并克服自身的懦弱的时候，会发掘出某种不同的自我。”书娟的父亲是人们口中的汉奸，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女儿，他完全可以带着女儿书娟逃走，但是书娟非要和同学们一起走，为了女儿，他留下来做了汉奸，在约翰神父的感化下，他最终冒着生命危险，为约翰送来了修车用的工具，成为帮助所有女学生逃脱的关键人物，也表现出人伦之爱与同胞之情。

　　在约翰和书娟父亲这两个角色设置方面，导演设置了两个不同个体的内部的二元对立。约翰和书娟的父亲面对良心的拷问时，他们选择了弃恶从善。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善”与“恶”的斗争是个体内部形成的。可见，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与恶的两面性，会因为环境的变化或某些特定事件的发生而产生。正如编剧之一刘恒所言：“观众会被影片感动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善良的角落和土地，一旦种子播种下去就会开花结果。”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个人身上的“善”勇敢地站出来，战胜自己身上的“恶”和懦弱。可以说，电影中这两个人物在原著的基础上改编后更能体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性。

　　四、结语：彰显人性之美

　　电影是艺术，艺术是人的艺术，只有关注人的艺术，才能引起人的共鸣。日本导演黑泽明说：“我认为所谓电影，就像是个巨大的广场，世界上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亲切交往、交谈，观看电影的人们则共同体验银幕世界里形形色色人物的人生经历，与他们共欢喜同悲伤，一起感受着痛苦与愤怒。因此，说电影能使世上的人们亲切地交流也正是基于电影的这一特性。”③电影《金陵十三钗》对人类的命运、困境、信仰以及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求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讨，是“用人类之善向人类之恶宣战”，“善”与“恶”的二元对立环绕着整部影片。我们不仅震撼人性的复杂与多变，更感到痛苦和纠结——它拷问我们的心灵。 信仰不可轻易否定，只是当信仰与人性，尤其是充满爱与自由的人性发生冲突，甚至相互背离时，人应该如何自处。约翰和乔治虽然存在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但面临着同一种道德困境，他们却无奈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交出妓女即等同于“杀戮”，即使这是一种以“保护”为借口的举措，仍不能免除它的罪恶，宗教意义上的“尊重他人生命”的信条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这不仅是对神父的拷问，更是对所有人拷问。在拷问我们的同时，影片本质上还是彰显人性之美，这也是影片的魅力所在。影片中无论是轻浮放荡的风尘女子，还是烟酒不离手的假神父，抑或是软弱偏激的女学生以及做过汉奸的父亲，都在战火洗礼中进行自我的救赎和洗礼，每个人都在极端的环境中饱受着身心的巨大折磨和良心的拷问，却也同时修补了残缺的人性。人的生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不能因个体社会地位的高低、职业的不同、财富的差别等而有所区别。但伦理道德有时的确会因命运、信仰、环境等因素陷入两难和复杂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努力去实践和追求人性的善与美。善与美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尚行善与美，人类一定可以越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