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幕到荧屏:中国家庭伦理叙事的流变与回归-电影论文
一、伦理电影,根深叶茂
张石川、郑正秋编导的《难夫难妻》(1913)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短片,实质是中国家庭伦理片之萌芽;《孤儿救祖记》(1923)则奠定了中国家庭伦理片鼻祖之地位。继而《玉梨魂》《空谷兰》《歌女红牡丹》《姊妹花》等一系列电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化家庭伦理叙事潮流,“改良教化”之言行不时在“悲欢离合”的故事中凸显。
1935年春,蔡楚生以《渔光曲》捧回了中国电影第一个国际奖,同年郑正秋英年早逝,“表示结束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蔡楚生引领家庭伦理片拓展深化为“社会派”之潮流,贯穿声画百年。《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成为蔡楚生创作生涯之巅峰之作。张忠良、素芬这“上海一家人”历经“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煎熬的悲欢离合,映射出国家民族的灾难和人性的善恶,家庭伦理片俨然成为“悲剧史诗”。此外,《神女》《不了情》《太太万岁》《小城之春》《万家灯火》等,亦将戏剧性的日常故事与社会现实相嵌,既有社会批判深度,又在民族化的艺术追求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家庭伦理片一说几乎销声匿迹。但在高奏主旋律的昂扬中,我们依旧可以寻觅到与传统家庭伦理片一脉相承的叙事身影。无论是阶级恨血泪仇的《白毛女》《舞台姐妹》,还是成长女性《青春之歌》《女篮五号》《李双双》等,怎么都无法完全剥离家庭伦理关系。“文革”非常时期的电影则消解家庭,人,成为无牵无挂的公有的中性人。
新时期以来,谢晋以《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和《芙蓉镇》(1986)三部曲重创家庭伦理片的辉煌。谢氏家庭伦理叙事,直奔政治反思,对一系列政治运动进行历史评判,并仍维系传统伦理道德的评判。
以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家庭伦理片为代表,中国第一、二、三代电影人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家庭伦理叙事系统:以家庭的伦理关系和悲欢离合来寄寓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兴亡。
当第四代电影导演还沉浸于非常岁月的反思时,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以大刀阔斧的叛逆精神对桎梏人性的传统家庭伦理进行了砍伐。《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无不如此。华语导演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展示的也是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中中国传统伦理遭遇的解构,但只是一个苍凉手势的定格。当《霸王别姬》(1992)《我的父亲母亲》(2000)试图重拾传统家庭伦理时,数字大片的西风东渐,家庭伦理片在银幕式微。至第六代及六代后导演,在第五代不熄的光芒遮蔽下,只有“以人为本”淡化家庭,关注个人。但像《妈妈》《过年回家》《洗澡》《三峡好人》等一样涉及家庭伦理叙事。家庭伦理片难道成为银幕最后的风景?
1990年我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问世,被称为中国电视家庭伦理剧的开篇之作,始料未及的万人空巷的收视盛况,标志着纯朴的家庭伦理剧在中国仍拥有广阔的天地和热情的受众。随后《咱爸咱妈》《儿女情长》《蔷薇雨》《婆婆媳妇小姑》《牵手》等的热播,为家庭伦理剧在荧屏热身给力造势。
二、伦理叙事,缤纷荧屏
2000年,李安以《卧虎藏龙》横空出世,中国导演在震撼中不约而同奋起直追,《英雄》《天地英雄》《十面埋伏》《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国产武侠大片掀起了中国电影数字化的第一次高潮,席卷东西方,搅得周天寒彻。虽褒贬不一,但巨大的票房收益和成为跨国传媒热点话题,亦是不争之事实。电影的天性“奇观”浮出水面,虽有家庭伦理片《云水谣》以数字技术炫耀于世,但只是片头片尾的惊艳而已。家庭伦理片淡出银幕,殊不知为荧屏赢得了新天地,电视剧的连续性播出在时长和容量上的优势,加上家庭的收视氛围更适宜伦理叙事的娓娓道来,历时百年的家庭伦理叙事在家庭伦理剧中得以重返青春!
新世纪以来,大量家庭伦理剧涌现荧屏成为独特景观。剧中反映的关乎爱情、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社会现象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平民百姓津津乐道、专家学者热议的社会话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也就是家庭。”家庭伦理关系主要包含姻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前者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妯娌关系、姑嫂关系等;后者如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祖孙关系、叔侄关系、姨甥关系等。可谓盘根错节又纵横捭阖。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婚姻现状,传统家庭伦理道德遭遇冲撞,在双重标准乃至多元标准的影响下,既有人性化的宽容,亦有沉渣泛起。于是就有《橘子红了》《结婚十年》《中国式结婚》《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王贵与安娜》《蜗居》《婚姻保卫战》等家庭伦理剧的喝彩与喧哗;更有对家庭暴力探讨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浮出水面。
然而,对同甘共苦的平民亲情的呼唤和展示仍是家庭道德良知所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亲情树》《金婚》《牵挂》《双城故事》等理所当然引起广大观众的好评,人生哪能无风雨?毕竟来自家庭亲人的牵挂是遮风避雨的暖意所在。
最棘手的婆媳关系自然也成了编导进军之地:《双面胶》《麻辣婆媳》《媳妇的美好时代》等闪亮荧屏,不久的将来祖孙情隔代亲可能会闪亮荧屏。
三、回归日常,美在中和
以大时代为背景,在全景式宏大叙事的构架中,演绎家庭伦理故事,家庭成为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以小见大”,成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集体无意识。这实际上是上世纪家庭伦理电影的叙事系统在当代荧屏的延续,既是传承,也有嬗变与超越。
传统的家庭伦理片往往积淀着历史的凝重感和沧桑感,多呈苦难叙事的套路,即在破碎的家庭破碎的情感破碎的婚姻中演绎苦难故事。这本是时代使然,无可厚非。但回到当下的日常生活,大悲大喜固然有之,小磨小擦更为正常。夫妻反目、婚姻出轨、阴谋算计、家庭破裂、至爱亲朋虚情假意、所有成员极不负责等不正常的家庭有之,但绝不是普遍存在。哈贝马斯言:“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的私人化了。”那么,电视剧这一公众领域如何发布“私家”伦理故事?在演绎非常态的家庭的同时,应更多地展示常态家庭故事,努力营造家庭和谐,回归“平平常常才是真”,从貌似琐屑的生活原态去表现正常健康的伦理亲情,阐释人生的真谛,当是家庭伦理剧编导的使命,也是观众的期待视野。
50集家庭伦理剧《金婚》似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该剧以编年体将“家”与“国”编织一起,展示的是佟志和文丽1956~2005年这50年的婚姻生活,每年一集,每一集都以年代为字幕标识出来,其家庭生活仍然存活于历史变迁大背景之中,让走过岁月者往事历历,让年轻人如翻阅史书。这种“小窗口大世界”的构架,“平民史诗”亦“家国同构”,是符合我们民族的种族心理积淀的,但也只是点到为止。《金婚》更多的是展示平凡亲切琐屑的家庭生活,其平民化视角日常生活化的叙事策略并没有刻意剥离宏大叙事,更不拒绝纯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但同时又回归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交响曲、磕磕绊绊争争吵吵,七情六欲、人情世故亦融会其间,更有养儿育女、成家立业、住房苦辣、退休酸甜、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人生命题,家庭生活点点滴滴、琐琐屑屑式的生活叙事反而彰显出了深切的人文关怀,成为当下文化语境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文化建构价值的重要美学形态。凡人小事为何不能当中心?细枝末节为何不能见真情?世俗人生一样五味杂陈,熟悉亲切中了然平淡悠远。有苦有乐,有泪有笑,即便是大悲大喜也能坦然面对,哀而不伤,矛盾冲突在润物细无声中和谐解决,和谐、包容、平衡的“中和之美”之审美品格,最具本土文化特色,也契合大众所推崇的伦理道德观。所以,《金婚》还被誉为“中国式婚姻百科全书”。
家庭伦理叙事事实上已呈辐射渗透之势,主旋律、谍战剧的泛情化叙事策略,青春偶像剧、儿童亲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嫁接,家族剧、移民剧以家族命运变迁为核心的传奇巨制,实质上就是家庭伦理剧之一种。在中国,家庭与社会历史早已成为互涉结构,以家论国、家国同构的文化意义不必削弱,回归日常、美在中和的理念倒是应该加强。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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