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认识误区 把脉喜剧电影-电影论文
在汉语中,悲与喜互为反义,大概是基于此逻辑起点,悲剧与喜剧的关系才“顺理成章”。但如此说来,未免贻笑大方,因为,悲剧与喜剧,原本除了人物、风格有相对性及汉语词义相反之外,更多的不是二元对立的。悲剧感不仅使人悲伤,还令人崇敬,而喜剧却并非欢乐之义,而是令人笑话。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主要论述了悲剧,但也涉及了喜剧特征。他认为:“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是从下等表演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下等表演”大概是一种滑稽表演(人装扮成鸟、兽);15世纪亦有《诗学》抄本作“法罗斯歌”,意即“崇拜阳物的歌”,阿里斯托芬的成名之作《阿卡奈人》中从261行就有。
余秋雨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后,有人写了《喜剧论纲》,套用亚氏关于悲剧的定义拟定了喜剧的定义,强调“喜剧是对于一个可笑的、有缺点的、有相当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其模仿的方式是“人物的动作”,“借引起快感与笑来宣泄这些情感”。他明确提出喜剧来自笑这一结论,并被后世的理论家普遍接受。“喜剧的模仿对象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指具有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
在中国,喜剧艺术可追溯到秦汉借助乐舞以取笑为业的艺人——俳(即俳优),到唐宋流行的参军戏,通过滑稽的对话和动作引人发笑,也是一种以调侃诙谐为主的表演形式。直到宋代以后,这些表演形式才有了完整的情节,产生出戏剧意义的喜剧。不过,即使到了中国戏剧繁荣的元代,中国的喜剧、悲剧理论范畴并没有确立。
马克思曾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里所讲的“笑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讽刺性喜剧”。就是说,旧事物必将被新生事物取代,只是它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新生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做垂死挣扎,从而使之以被讽刺的喜剧形式出现。
无疑,落后、守旧的生活方式是产生喜剧的客观基础之一,而喜剧性的人物和事件总是与陈旧的生活方式相辅相成,特别是那些代表人物都是历史上的丑角,他们总想用假象掩盖腐朽没落的本质,因而才有倒错、乖讹和自相矛盾等可笑举动。
可见,无论在喜剧的策源地欧洲,还是在中国,喜剧作为一种戏剧类型,所展示的均系滑稽、幽默,对旁人又无伤害的丑陋、乖僻角色。喜剧性则是以夸张的手法、诙谐的语言,使表现对象产生幽默、滑稽、可笑的效果,从反面肯定正常的人生和理想。如今,喜剧性早已作为审美形态之一,成为约定俗成的评价尺准,所以不该混淆。
对于电影来说,同样如此。不过,电影界之所以出现与戏剧相类似的误区,除了以上情形之外,还有对正剧的误解。
“正剧”是在悲剧与喜剧之后形成的第三种戏,这是为满足人们的新要求应运而生的,却很难归属于悲剧或喜剧。它也有两种类型:其一为传奇剧类型,剧中人物从逆境转入顺境,全靠一种偶然的机遇。另一种为英雄正剧,即新旧力量的较量进入决战时,后者已强大到足以战胜腐朽势力的程度。可后来,正剧其实主要表现为,在结局上与悲剧相对应了,这就难免常常出问题。因为,悲剧的正剧化只能是对观众愿望的妥协,结果是削弱了悲剧魅力。特别在中国古典戏曲中,众多的公案戏、伦理戏、爱情戏以及表现下层人民与达官贵人、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剧目,都有大团圆的结局,所以都可以归于正剧。可见,正剧实际与喜剧没什么关系,而它对悲剧样式的补充是否真正有意义,则主要取决于实践。
如电影中的商业化,往往使得制片商为适应多数观众的需要而选择正剧,甚至为此强加一条光明的尾巴,好莱坞电影大多如此,这已是老问题,但至今依然值得反思。
确认喜剧电影的两种审美形态
电影作为19世纪末诞生的“第七艺术女神”,是最年轻的艺术之一,也是发展最迅速,成就最显著的样式。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悲剧、喜剧的自觉,而且,悲剧、喜剧在各自范畴都有新的探索。笔者以为,可以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将那之前的电影大体归结为传统审美形态;那之后则明显出现了新的内容或元素。
(一)喜剧电影的传统审美形态
1895年,被誉为电影之父的(法)卢米埃尔兄弟首次公映了人类第一组短片,其中的《水浇园丁》《拆墙》等就有明显的喜剧性,而喜剧片是好莱坞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就形成的类型电影之一。此后,各国的喜剧片都与日俱增,更不用说有喜剧元素的电影了。仅“奇热123”网站列出的喜剧片就达1 376部,当然还远不是全部。
在数以千计的喜剧电影中,必须看到风格的丰富多彩。辰浩在《喜剧的种类及其他》中“归纳、编撰了陈瘦竹、蒋宝琨等同志写的《喜剧简论》《关于喜剧冲突》中的有关论述”,认为,欧洲某些戏剧理论家认为除滑稽戏外,还有浪漫喜剧(幽默喜剧)、癖性喜剧(讽刺喜剧)、世态喜剧(机智喜剧)、文雅喜剧和阴谋喜剧。笔者以为,根据现代喜剧的实践及其所揭示的社会矛盾等特点来看,应该大致把喜剧分为讽刺喜剧、幽默喜剧和赞美喜剧(也可以称抒情喜剧)。
1.讽刺喜剧:基本是以社会生活中否定的事物为对象,对反面人物和落后现象进行讽刺与否定,给人带来的是开心的笑。个中人物所追求的目标,或者已陈腐、过时,或者为达到目的而从事的活动本身是虚幻的,人物愈是积极努力,就愈是加速在现实中的落空。
如卓别林的《大独裁者》(1940)对妄想称霸全球的战争狂人讽刺入木三分;克斯坦佐的《钦差大臣》对来自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赫列斯达科夫与外省某市市长溜须拍马、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嘴脸讽刺辛辣。中国电影如桑狐的《太太万岁》、谢铁骊的《包氏父子》等。
2.幽默喜剧:人物所追求的目的有其正当、合理性,甚至旨趣高尚,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所从事的活动、方式却与目的背道而驰。如柯静采夫的《堂吉珂德》(1957),主人公以羸弱之体替天下铲除不平之事,留给世人的印象虽可敬,但更可笑。诸如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1947)展示一个善良的小职员在经济萧条时,为求谋生,铤而走险,做杀人谋财的买卖,直到妻儿双双去世,他在绝望之余毅然自行投案。不过,在法庭上,凡尔杜陈述说:“杀一个人是凶手,杀几百万却成了英雄”也有讽刺喜剧对社会的深刻抨击。中国电影如沈西苓1937年的《十字街头》,以幽默手法表达青年的彷徨、求索;徐苏灵的《月亮湾的笑声》中的江冒富,老实本分,因为比别人富些,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尖子”,他为儿子贵根找对象过程中笑料百出。
3.赞美喜剧(抒情喜剧或正喜剧)则以抒情的方式,对正面人物和光明景象予以热烈的歌颂,表现时代新风尚及乐观主义精神,这也是后来的演变。赞美的笑常使人欢欣鼓舞。
该喜剧类型从表现生活的否定方面变为表现生活中肯定的方面,笑不再用来针砭人的恶习、缺点、卑下,而主要用来歌颂人的美德、才智、自信。此类电影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所占比例都越来越大。
如在美国,弗兰克?卡普拉1934年的《一夜风流》被认为是“爱情喜剧”的最初范本。一个大亨的女儿(克劳迪?考尔伯饰)与一个玩世不恭的记者(克拉克?盖宝饰),两个不同经济、文化环境的代表,在经济萧条时期,一起经历了一次横跨大陆的长途旅行,在最后的高潮中大团圆。影片以特有的美国人的求爱方式,剧情和人物以对抗性的叙事布局出现,将滑稽戏和社会讽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主题目标。它的主题已成为20世纪30年代上百部爱情喜剧片的样板。其后,出现了大量的这类影片,如:乔治?库克的《假日》(1938年)、《费城的故事》(1940年);霍克斯的《抚养婴儿》 (1938年)、《他的姑娘星期五》(1940年)等。卓别林的《寻子遇仙记》(1921)、《淘金记》(1925)、《马戏团》(1928)、《城市之光》(1931)以及近年来的《小鬼当家》等多可归入此类。
中国电影如从早期的《劳工之爱》到张鑫炎的《少林小子》(1984),再到近年如杜琪峰、韦家辉的《百年好合》、黄真真的《完美嫁衣》(2010)等,如后者讲述的是女强人昕与小男人风之间的浪漫爱情。
(二)喜剧电影的新拓展
如果说以上是传统审美形态电影,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创新性喜剧风格的电影,的确使得这一类型片不断放异彩。这应该包括新好莱坞电影与新德国电影、荒诞喜剧或黑色喜剧电影以及无厘头、闹剧电影等等,喜剧电影的审美形态、层次亦得到更新与深化。
1.新好莱坞电影、新德国电影
新好莱坞电影一般是指从1967~1976年之间,好莱坞电影开始对近亲繁殖的类型电影从形式到主题进行了反思。它是在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美学观念冲击下的变化之一,它动摇了半个世纪以来既定的电影体制,使传统的美学观念又一次受到了挑战与打击。
在阿瑟?佩恩1967年拍摄的《邦尼和克莱德》中,持枪抢劫银行的江洋大盗,在西装革履的外表下闪亮登场,这是银幕上首次出现的与传统好莱坞影片中人物迥然不同的新形象。如果说个中还只有喜剧元素的话,那么1972年波格丹诺维奇的《纸月亮》则可谓“新好莱坞喜剧”了。作品展示了以行骗、推销《圣经》谋生的主人公莫塞斯的情人因车祸死去,撇下女儿埃迪。莫塞斯被埃迪误以为就是生身父亲,只好带着她一同前往她姨妈家。几经波折,当莫塞斯终于把埃迪送到她姨妈家,他感到彼此之间没办法再分开了。
在新德国电影中,如沃尔克?施隆多夫的《铁皮鼓》(1979)是将传奇、喜剧方式在人员吵闹的家庭小背景与浮躁荒诞的时代大背景下构建的个人反抗史。
这两类“新”潮影响下的新喜剧电影,最突出的理念是颠覆传统的喜剧人物类型,表现出一种新思路。
2.荒诞喜剧或黑色幽默电影
荒诞喜剧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以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为代表;黑色幽默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以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古特《第五号屠场》等为代表。不过,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均属于以荒诞或幽默手法表达存在主义理念的流派。
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1994年)由三个故事以及影片的序幕和尾声五个部分组成,以视点间离的手法将全片叙事处理成首尾呼应的“圆形结构”,摒弃了好莱坞的传统方式,又没有过分超出广大观众的审美视野。影片中频繁的暴力场面,本身就包含了暴力循环往复、难以停止的深意,在它面前,生与死、是与非等都丝毫没有公正可言。而影片更为深刻的蕴涵,是偶发事件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没有谁能够按部就班,个人的选择也同样常常不可思议。发生在人们心中的悲剧意绪竟化为滑稽的境况,以隐喻人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由贝瓦克斯等布鲁塞尔学生导演的《人咬狗》(1992)记录性地展示了凶手连环杀人,还夸夸其谈地探讨哲学,摄影者也陷入了凶手恐怖的谋杀事件中,的确能使人在笑后反思——为什么会依然大笑。
英国丹尼?博伊尔《猜火车》(1996),大卫?芬奇的《搏击俱乐部》(1999),及中国电影如姜文的《鬼子来了》《让子弹飞》,米家山的《顽主》等都可划归此列;冯小刚的一些电影、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等亦属于此类,但明显有向商业或主流妥协的倾向。
荒诞喜剧或黑色幽默电影,是后现代主义的初步显现,它们已经表现出了对传统电影的颠覆与解构。
3.无厘头、闹剧电影
无厘头即粤方言“无来头”,指故意将一些毫无联系的事物进行莫名的串联或歪曲,以实现搞笑或讽刺的目的。此类电影是继香港社会喜剧、都市浪漫喜剧、功夫喜剧、动作喜剧、曲艺喜剧等之后的又一新喜剧类型形态,特别是周星驰《大话西游》之后的系列电影,无厘头风格已被公认。当然外国也有无厘头电影,如金?凯瑞的《非洲大疯狂》《大话王》等。
无厘头电影应该是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及闹剧等的合成。闹剧一般属于粗俗的喜剧之列,即通过逗乐的举动和蠢笨的戏谑引人发笑,而缺少较深刻的旨趣意蕴,其主旨多为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赞扬世俗的欢乐。
例如,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1998)展示了艾迪、贝肯、汤姆、肥皂这4个青年为赚大钱却落入骗局的圈套。在他们奋力与更强大的多重黑社会抗争中,竟然阴差阳错地获得意外的收获,而强奸犯团伙、毒品供应商等各种黑社会势力在自相残杀中均彻底败亡。这带有闹剧性的故事,让人捧腹,忍俊不禁。
哈丁的《三角洲部队闹剧》(2007)是美国有闹剧元素的喜剧片,叙述呆瓜拉里、比尔、埃弗雷特为开怀解闷时,却被赶上了调往伊拉克作战飞机。由于飞机出现故障,三人被抛到墨西哥,还以为已来到伊拉克战场。他们误打误撞地来到一小镇,制止了一场土匪抢劫;在水源缺乏之地,还用火箭炮意外炸出井水,所以糊里糊涂被当地人当作了大英雄,拉里更得到姑娘玛利亚的爱情。比尔的电话使妻子不断向五角大楼求救,直升机才来营救他们。此事件被电视报道为一次反恐胜利,他们也都获得了奖励。影片在搞笑中传达了小人物的意外命运。
总之,就喜剧性而言,电影在发展中更加丰富多彩,层次多样,相比戏剧中的喜剧,不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能说清的。而电影后来者居上之后,未来的发展空间依然可观。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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