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奔跑者-电影论文

　　《罗拉快跑》讲述了一个为爱救赎的简单故事：女主人公罗拉的男友曼尼在为黑社会老大执行任务时丢失了10万克马后向罗拉求救，要求罗拉在20分钟内筹钱否则他将抢劫超市以避免被处死。但影片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单线结构展现，而是采用了三段并列式的结构进行假设，充满了后现代的游戏意味。第一次奔跑中罗拉因与曼尼抢劫超市而被警方射杀；第二次奔跑中因罗拉抢劫银行延误时间导致曼尼被救护车撞死；第三次奔跑中，曼尼成功追回10万马克的同时罗拉在赌场赢得巨款而化解危机。这种三段式并列假设的展开形式使影片充满了游戏色彩。首先罗拉的三次奔跑之间存在着递进关系与时间的可逆性，如同游戏玩家可以通过反复的游戏而提升熟练程度。如第一次奔跑中罗拉未向路过的救护车求助到经历了第二次奔跑中求助失败以及第三次奔跑时罗拉直接跳上救护车；又如在第一次奔跑中学习用枪到第二次奔跑时已经学会用枪。此外，路人奶奶、门卫叔叔与罗拉的先知般的对话均体现了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游戏性。《罗拉快跑》的这种具有游戏意味的三段式结构不仅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影像游戏冲击，而且充分地展现了一个孤独的奔跑者的哲学解读及生存思考更应受到重视。

　　二、“孤独的奔跑者”的存在形态——孤独

　　萨特认为世界的荒诞在于人对自身的处境难以把握，并由此导致存在的虚无即孤独、不安和痛苦。同为存在主义思想家克尔凯郭尔也在其对自身“孤独”与“例外”的感受之中，认为个体是孤独的存在。这种个体的孤独在该片女主人公罗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首先，从影片情节设置角度而言罗拉是孤独的，她一直在不可知的命运中独自奔跑。第一次奔跑中罗拉向父亲求助，遭到拒绝，被迫与曼尼一起抢劫了银行，在逃跑中，罗拉不幸被警方击毙；第二次奔跑中罗拉仍然向父亲求助，但遭到拒绝后抢劫了父亲的银行，拿钱赶到时，曼尼却被急救车撞死。这就陷入了克尔凯郭尔所言的“致死的痼疾”之中，即一个人想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而达到与无限的上帝融合为一的那种强烈欲望，因永远不可能得到实现而产生的绝望。在以上两次奔跑中，罗拉因筹钱失败、抢劫未遂陷入绝望，但影片中主人公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使时间逆转，超越现实生活中人存在的有限性而逃离“致死的痼疾”的诅咒。第三次奔跑中罗拉错过父亲，在赌场赢得巨款的同时曼尼也从流浪汉那儿追回了丢失的钱，两人解除危机，并成为富人。但这一喜剧结局并不能淡化罗拉作为个体存在的孤独感。尽管罗拉有男友曼尼，但与等候在电话亭中的男友曼尼相比为爱奔跑的罗拉是孤独的，筹钱的同时安抚曼尼的焦躁情绪，独自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尽管罗拉有一位银行家父亲，但当她两次向父亲索要10马克时均遭到拒绝，尤其是在第一次奔跑中，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并非父亲亲生，这一情节设置进一步强化了罗拉的孤独感。

　　其次，影片还从镜头的运用及背景音乐的选用上也凸显了这种个体孤独感。电影使用跟移镜头来展现罗拉的奔跑过程。罗拉多次在桥洞下、隧道中奔跑，景深处的罗拉被镜头前景处的桥柱遮挡得时隐时现，渲染了罗拉在无生命的钢筋水泥的城市中奔跑的孤独感。克尔凯郭尔批判传统哲学强调思想整体而牺牲个体的地位与尊严，是一种非人化的哲学。他注重个体从内心体验的角度品味人生。主观音乐在片中大量运用，如罗拉奔跑中的喘息声，使观众感受到导演汤姆?提克威相比人类器官能够视听到的世界影像更相信个体内心能够体察的主观真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拉快跑》与以往的救赎故事不同，倒置了传统电影中男女的救赎与被救赎位置，作为女性的罗拉在影片中无疑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在本文中笔者并非主要讨论《罗拉快跑》中体现的女性主义，而意在探析罗拉女性形象设置对孤独感的作用，将生理意义及社会意义层面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放在一个极端情境下，更能带给观众以心灵的震撼和共鸣。让观众进一步体验作为女性的罗拉在为爱奔跑中的孤独感。从剧情角度而言，作为男性形象代表的男友曼尼及罗拉父亲的懦弱、自私与罗拉勇敢、为爱奔跑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罗拉遭遇父亲的拒绝后依然为爱奔跑的同时，男友曼尼的主要动作则是在电话亭焦躁地等待罗拉的到来，甚至失去理智地去抢劫超市；而罗拉的父亲更是一个胆小而自私的人物，在妻子与情人之间优柔寡断，对女儿罗拉的困境无动于衷，在被女儿的威胁下又软弱无能。此外，影片还通过红色色彩的运用及意象物手枪的设置强化了罗拉的孤独感。影片中主要使用了三种色彩即黑色、白色和红色。红是罗拉的颜色，如一直伴随奔跑的红色头发、罗拉家的红色电话等，代表执著的爱情、澎湃的激情；黑与白是以男友曼尼和罗拉父亲为代表的世俗的颜色，如曼尼和父亲的服色，指向一种消极、暗淡的存在。颜色的强烈对比体现了罗拉是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别的个体，当罗拉的红发随着奔跑的节奏在一片暗淡纷杂的街道与人群中奔跑时，她个体的孤独性进一步得到了凸显。传统电影中枪往往成为男性勇敢品质和主宰性格的代言，但在《罗拉快跑》中男性形象手中的枪转而具有讽刺意味，曼尼、超市警卫、银行警卫手中的枪失去了实际的作用，与罗拉的数次射击相比甚至沦为虚张声势的工具。在这样的剧情设置中，罗拉体现着自身性格、行为及性别的双重孤独感，后者再对强化前者的孤独感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三、“孤独的奔跑者”的存在方式——奔跑

　　萨特认为人因世界的荒谬性而成为孤独、不安的存在，但人是自由的，所以人必须行动与抗争，行动必然面临选择并对其负责。同为存在主义思想家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生存是被动的、命定的，个体可以利用自己命定的这种存在，在一个开放的、未确定的世界中选择自己想成为的人或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创造自己的本质。《罗拉快跑》中罗拉的三次奔跑中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抗争结果。第一次奔跑中男友曼尼是抢劫犯，以罗拉的死亡告终； 第二次奔跑中罗拉是抢劫犯，而以男友曼尼的死亡告终；第三次奔跑的结局则是男友曼尼追回遗失的10万马克，同时因罗拉在赌场赢得了巨资，二人成为富人。影片中主人公实质上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定义自己的本质，通过不断的选择对孤独与苦难进行抗争。

　　罗拉在接到曼尼电话后，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筹到钱并在20分钟内赶到，但她依然选择奔跑。尤其是罗拉在前两次失败后勇敢地说“不再让时间可逆”。这是游戏意义上对时间、对宿命的抗争的体现。在抗争中，罗拉的三次喊叫强化了罗拉奔跑者的形象，三次大叫都产生了神奇的效果，震碎玻璃器皿，使躁动的世界归于平静，为平复男友曼尼的焦躁情绪的第一次喊叫；第二次喊叫是为了制止父亲无休止的询问；第三次叫喊是在赌场中。展现了罗拉对命运的抗争及抗争的力量感。

　　四、“孤独的奔跑者”的后现代社会的启示

　　《罗拉快跑》中充斥着浓烈的后现代主义气息，罗拉家刺耳的电话铃声，曼尼愤世嫉俗的求助声，躁动骚乱的背景音乐以及急促的喘息声和脚步声，都蕴涵着当代社会的集体焦虑感与孤独感。导演以游戏的方式颠覆传统的宏大叙事，瓦解现代社会普遍焦虑感的同时又引发焦虑，这正是后现代社会中普遍个体情绪乃至人类集体情绪的景观，对科技高速发展、生活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的无法把握及对周边事物的冷漠，强化了存在主义所言的个体的孤独感。影片在展现主人公的无助感的同时延伸出了观众对于后现代社会集体虚无感的共鸣。

　　无助感在男女主角身上均有展现，曼尼丢失了20分钟后应向黑社会老大交付的10万马克，在向女友罗拉求助的电话中不断重复“我就死定了”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无助感，并通过他对爱情和罗拉的否定向观众传递出了同样的负面情绪。而女主人公罗拉在向父亲求助失败后，含泪走出银行时的无助感也许更能展现后现代社会这种困境的难以解决性，虽然罗拉一直在奔跑中坚强地抗争着，但现实的残酷也将罗拉置于一个无可奈何的境地。罗拉向父亲求助的失败以及曼尼向朋友们求助后只能得到杯水车薪的帮助的结果也折射出后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困境，即世态炎凉、人性冷漠已经发展到了集体化的可怕程度。这也导致了剧中的一次高潮即在第二次奔跑中，万般无奈的罗拉用枪对准了自己的父亲，同时这一剧情的设置也进一步展现了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这种冷漠已经延伸到了亲情关系中。在如此冷漠的社会里，无论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抗争都无法逃离孤独的命运和无助感的侵蚀，就像剧中一直奔跑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但导演通过游戏的介入消解了这种无助感给予观众适当的心理慰藉，只能说这其中可见导演汤姆?提克威对后现代社会的期望，并不具有现实中的可能性。

　　影片中主人公的命运是不可知的，同时与罗拉在奔跑中相遇的人物也因瞬时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命运，这种变幻莫测的命运可以说是后现代社会人类的集体写照，这也印证了存在主义的基本要义之一，即世界的荒诞性，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后现代社会中，这种荒诞与虚无无疑在更广阔的集体领域普遍存在，那么人作为孤独的个体的生存意义在哪里呢？就像影片起始处的疑问：“人类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神秘的生物，是一个无从解答的谜团，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去向何处，是怎样知道那些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事物，为何我们对一切都深信不疑，有无数的问题想要找到答案，一个答案将衍生另一个疑问，而下一个答案又将衍生下一个疑问，如此循环不止，但最终，会不会永远是相同的疑问，并且永远是相同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也许寻找人生意义的途径就在于不断的抗争，以一个罗拉式的孤独的奔跑者去勇敢追寻。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