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滑稽美学范畴与《建国大业》艺术之丑-电影论文

　　艺术中的丑不是丑角、暴力、邪恶等具体形象，这些形象只是美的对立面。艺术中的丑是美的反面，是不懂美而为了美造成的，即在艺术创作中不符合美、滑稽等美学范畴的要求，勉强或僭越而造成的。这些非美的东西在一般的欣赏层面会引起笑声或愉快，但实际这些笑声是俗恶所产生的，是非美的笑。《建国大业》中这种俗恶现象也比较多见，产生了被主创方误判为审美愉悦的廉价“快乐”。

　　一、俗套的桥段

　　《建国大业》领袖人物的塑造不同以往，增加了人性成分。“包括我党这边的领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常态的戏，但我们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写，因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发展到今天，一定要有这样一些新的尝试，要有一些创新性的突破和表现。”但正是这刻意为之的所谓突破因不按艺术规律创作而滑入了俗套。一旦在艺术创作中是基于概念的要求或者为了纯形式的原因，或为了塑造什么人性而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的呈现，就会出现庸俗。“趣味变成概念性的了，就变成俗套的模式。变成俗套的趣味已经不能停留在无关心的状态，而一下子被关心所吸收，这样趣味就逾越了自身，成了一伙被束缚的人重新认识同伴意识的工具。”

　　毛泽东背女儿或许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是父亲的义务而不是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在影片中却被用来刻画领袖的人性。以这种无目的的行为当做有目的人物塑造手段，以内在的必须当做外在的应当，自然落入了俗套的行列。

　　在塑造战胜杜聿明后中共领导人醉酒的桥段也是俗恶的，这一情节中领导者表现出额外的欢乐，好像面对的不是兄弟杀戮的残酷而是一场足球赛的胜利。面对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的破败战场只有冷血、没有人性的刽子手才会那样手舞足蹈地畅饮和纵情欢歌。谁都清楚，面对生灵涂炭，在重压释放之后只有沉默和泪水，不会有欢乐和歌声。

　　二、目的性的劝说

　　康德说美的特征中美是有目的的。但这个目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如果这形式无须一个目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感知到的话。”违背这一标准就会创造丑的情节。

　　邓颖超劝宋庆龄参加政协会议一场戏，没有看出宋庆龄是出于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或民族大义，而仿佛是她基金会的利益和一个随口承诺的诱惑的结果，只是不知现在那基金会场所还是不是孩子们的天堂。镜头中那些奔来的孩子本来就欢快地生活在那里，那仿佛暗含威胁而多余的承诺居然成了施与的恩惠，而宋庆龄仿佛被这本来就属于孩子的权利的外在目的诱惑而露出觊觎的笑容，欣然出山。从本片中表现的交易不是历史真实，这以编造的外在目的掩盖了宋庆龄因民族大义而北上的真正目的，是非美的。

　　三、低劣的滑稽

　　滑稽也是美的范畴，只不过滑稽形象的比例是歪曲的，和看法及可能的看法有关。“应有的东西没有出现在应有的时候和应有的场所，或者当它们失去的时候。”是现实性和可能性的混淆，是形式而不是对象的，是从相反的方向建立美的形象。低劣的滑稽会与对象的实在性或概念结合在一起，是非美的笑和低俗的艺术。

　　片中范伟处理主席香烟一场戏，他表现出了太多的奴性，这是作践自己的对象性和表现主席亲民的概念性滑稽，是低劣的滑稽。如果范伟不是真舍不得抽而是和主席开个玩笑那种真诚平等的关系就是真正的滑稽，但现在我们只能感觉到辛酸苦涩而勉强的笑。

　　同样的低劣还表现在毛泽东答记者问时“记者”孙红雷的笑声。本来国共两党的共同点就是“中山装”的回答就是政治诡辩，正义的记者只能有无奈的苦涩，但情节却是对“机智”问答的赞赏。虽然是在不说笑的时候出现笑声，符合滑稽的歪曲特点，但这是个没有捕捉到国共没有共同点矛盾的傻笑。无视矛盾的笑声不是真正的滑稽，只是低劣的搞笑，没有艺术价值。

　　四、功利的剪辑

　　美是判断力的产物，因而它是无涉对象本身。“要说这个对象是美的，并且证明我有鉴赏，这不取决于我在其中依赖于该对象的实存的东西。”关涉对象就是关心，关心就是与对象结合在一起的满足。这种愉悦是欲望而不是美的。影片的剪辑在很多方面出于功利目的或结果的剪辑使情节成为非美的现实的记录。在营救张澜一节，显示民主人士被捕杀，而最后重要的人物却被刽子手亲手所营救。这个营救是有对象性的，是功利的。这种剪辑安排说明营救张澜的壮举就成了非美的丢车保帅的苟且之事了。这就抹杀了上海地下党人工作的实际状况并歪曲了营救实质。

　　在二次谈判上的剪辑也出现功利性，在毛泽东说怎样谈时随后把炮声剪辑在了一起。这说明毛泽东方面的谈判是假的，而战争是真正永恒的。尽管显示已掌握了主动权，却也暴露无视战争可被终止的更好结局。当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和平主题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炫耀性的剪辑是多么的丑陋。

　　五、错误的反讽

　　反讽是喜剧的重要成分，是通过对对象的赞赏使对象知道自己不足的机智，而影片中的反讽则是相反地运用了这一规则，表现了自己的不足。在遇见北京宛城那场戏，把北京宛城说成是地主大院，暴露的是自己的愚蠢和战争的功利手段和虚假目的，丝毫没有笑意可言。如果联想到士兵用生命攻下的地主大院后来成为领导者的居所，如果我们曾经的战争不是出于民主和和平，只是对士兵的欺骗去攻占一个个地主大院，这是多大的秘密啊！这个颠倒事实的桥段不知道要表明什么样的观点？因此只不过是低劣的搞笑而已。

　　毛泽东藏蜡烛这场戏也被宣称是领导者的幽默和人情味，但这种物资匮乏是他们不懂治国而推行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这种幽默是幽默自己不懂经济规律的愚昧还是苦中找乐？结合街上店铺的关闭，我们才清楚建国不是打天下。把封建王朝据为私己之利的打天下和现代为百姓幸福的全面建国混为一谈也同样毫无可乐之处。

　　六、多余的塑造

　　康德的美是无概念的必然性。因此领袖之为领袖是不用塑造的，如果领袖是塑造出来的就是非美的戏份。影片最后拍摄毛泽东与女代表合影一场戏表现了人民对主席的拥戴？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意味。

　　在上海解放那个段落塑造了宋庆龄被感动的情节。实际上宋庆龄不可能被感动，被感动的如果是普通市民甚或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倒更好些，这会为他一个月后的黯然离开找到黯然的理由：共产党必胜！但宋庆龄像每一个中国人一样是不会对兄弟双方的胜负表示关心，她只会关心和平。难道这些充满情感的运动镜头竟去证明宋庆龄对战争的默许？显然这是一个形式和内容内外矛盾的俗套手段。

　　七、无目的的艺术

　　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一个经验。“一位艺术家真正的工作是要建立在知觉中具有连续性，而又在其发展中不断变化的一个经验。”艺术都是新观念。但《建国大业》是历史事实的图解，所表现的内容都是“教科书上被盖棺定论、不能质疑的史事”。导演黄建新也强调“我们力求把这部片子拍得和纪录片一样，每一个情节都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把史事搬到银幕上揭示一个不包含任何新经验的过程，这是知性判断的范畴，不是审美判断的范畴。康德把这种知性判断和审美判断区分得非常严格，他认为对只有知性判断而无审美判断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诚然，识别（悟性）是能够用各种规则来加以教导和武装的，但是判断力则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它根本不能教导，只能进行训练。”知性判断依据固有原则判断，和科学有关但和艺术无关。审美判断并无先在规则，但艺术家能够提供规则。“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天才是一种产生出不能为之提供任何确定规则的东西的才能，而不是对于按照某种规则可以学习东西的技巧禀赋。”可见艺术一定要提供一个以前没有的规则，而不能简单地罗列事实。因此按康德的艺术标准，只提供了史事叙事的《建国大业》并不算真正的艺术。因此有人戏谑是“评书”，有人讽刺不如“翻翻书，读读史”。

　　马克思说过，有些人把世界局限在他的感觉之内，他的感觉之外有些什么他一概不承认。中国的电影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按照世界的审美标准创作，不能妄自尊大。借鉴现有的美学理论创作与批评是打开市场的重要途径。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