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底层文化的“嚎叫”-电影论文

　　一、诗歌《嚎叫》——文学文本的多重阐释空间

　　《嚎叫》作为与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1922—1969）的《在路上》齐名的“垮掉的一代”的巅峰之作已经被充分经典化。而文学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自然是其拥有多重的理解和阐释空间，在这一点上，《嚎叫》也不例外。

　　一方面，《嚎叫》在意义诠释中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来自于其所处的错综复杂的时代语境。20世纪50年代，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益巨大，战争不但帮助美国在国际环境中确立了其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而且也直接推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但是，对于作为个体存在的人而言，二战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对生命和人性的无情践踏导致了人的主体地位的动摇。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也窒息了美国国内的“左翼”批判氛围，“约瑟夫?麦卡锡宣扬大国沙文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而正是他煽动鼓吹的那种情绪将美国送上了越战之路”。人们被笼罩在核弹的阴影之中，整个社会充斥着各种虚无主义观点。同时，以禅宗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移入，使二战后的美国青年们寻找到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面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东方文化作为“他者”带有的神秘主义色彩为“垮掉的一代”所向往，他们发现可以在禅宗的世界中实现灵魂与肉体的同一，帮助其构筑起了一个类似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并以此抵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个体生命的入侵。此外，当今天的我们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审视上世纪世界范围内狂热躁动的50年代和60年代时，资本主义世界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背景也是不能忽视的。以多元化、异质性、非理性等因素为特点的后现代文化也对“垮掉的一代”构成了另一个维度的精神冲击。面对启蒙时代以后资本主义文明以理性、真理、同一性构筑的神话，“垮掉的一代”对其进行了激烈的反叛和颠覆。可以说，在以启蒙主义为表征的现代文化和以知识分子对前者的批判为表征的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抗之中，他们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存在的困惑、悲观、反抗、迷茫……

　　另一方面，诗歌本身也提供了多元化的阐释路径。整首诗分为四个部分，我们既可以视其为对同一主题的相互交织的演进和阐释，也可以将它看做四个具有独立主题之间的对抗性互动，还可以将它理解为对单一主题的单向度推进。而且，长诗的句式也富有创造性，非符合语法的句式令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张力和冲击力。它融汇粗鄙词汇与高雅词汇于一炉。“他们跪下嚎叫在地铁里从车顶上被拖下犹如挥手抖动着生殖器和手稿。”如果说手稿往往暗示着经典作品完结前那神秘、优雅的手写体稿件，那么具有繁殖或者称为复制能力的令人难以启齿的性器官却与其矛盾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一种无法言明的张力。这种句式的特点还在于它是宗教与世俗文化的结合体。“你五十多次更多的休克也已不能使你那奔向虚无中的十字架朝圣之路的灵魂再返回你的躯体。”这里的“休克”意指艾伦?金斯伯格的挚友卡尔?所罗门在罗克兰精神病院接受的电击治疗。“十字架朝圣之路”自然是通向上帝的信仰之路，诗人却称这条道路是通向虚无的。“垮掉的一代”的虚无主义精神与基督教虔诚的信仰之路在此进行了一次反讽式的结合。

　　二、传记电影《嚎叫》——“去魅”的电影文本书写

　　如果说作为文学文本的《嚎叫》为我们带来了多重阐释空间，那么，以电影文本方式进行呈现的《嚎叫》却消解了多元意义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稳定与同一的诗歌主题。在电影中，一切成为可以理解的寓言，叙事加工的重构揭开了诗歌神秘的面纱，将鲜明的主题展现在了观众面前。首先，对诗歌创作动机的提问在影片自叙式采访和回忆的段落中给予了解答，“垮掉的一代”的作品被解释成为一群想要出名的年轻人的叛逆之作，而《嚎叫》更是以诗人自述的形式被解释为同性恋者为了在庸俗弗洛伊德主义的意义上对父爱的替换而对同性示爱的创作冲动的产物。其次，《嚎叫》的主题也被詹姆斯?弗朗哥扮演的男主角表达为“坦诚”，并否定了同性恋话语的阐释路径。尽管在后现代的文学语境下，作者对作品的诠释不再成为意义的第一来源，作者本身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只承担着功能性作用；但是，当以电影文本的方式解读文学文本时，情况却变得颇为复杂，因为诗歌《嚎叫》成为电影文本的一部分，其他如演员的主观性表演、背景音乐的处理等也成为需要加以考察的因素。如果说同性恋话语的言说本来有可能构成对抗同质化、规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因素，那么，通过影片中诗人的自述，《嚎叫》已经完全成为社会伦理价值的注脚，诗人对“坦诚”主题泰然自若的陈述与背景高光的运用融为一体，充分暗示出伦理道德的神圣性。最后，电影的主要段落之一是艾伦?金斯伯格面对大众忘情地朗诵诗歌《嚎叫》，经过电影的叙述加工，包括诗人朗诵时的声音、神态，甚至通过朗诵带来的回忆以及那脉脉温情的吉他背景音乐，作为电影文本的《嚎叫》在向观众展示现代文明的意象——摩罗神（Moloch）——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摧残的同时，一个普通人在人生旅途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则重构了一个更为强势的意义整体。这里既有诗人的同性之爱，也有对精神病院对“边缘人”不人道治疗方式的控诉，友情、亲情、爱情在其中交织成一张无形的人性之网，强烈弱化了诗歌《嚎叫》的主题之一——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当然，这并不是说阐释本身因为失去了异质性因素而丧失了价值，而是说，在一组组自足的意义片段向观众迎面袭来时，诗歌本身的多重阐释空间已经被主流文化相对单一的道德形态抵消掉了，多样性的理解空间在作为电影文本的《嚎叫》中不复存在。

　　三、底层人对“底层人”的挑战

　　通过与作为文学文本的诗歌《嚎叫》进行对比，本文认为《嚎叫》这部电影以一种“去魅”和解密的方式将主流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置于主导地位。但是，在电影中，我们依然可以隐约窥见少许的异质性因素。在这里，底层人是指“垮掉的一代”对自己的称谓，它包含了底层人对自我的体验、感知和表达，反映出了底层文化所具有的自我认同性的文化内涵。打引号的底层人则包括了两种界定：其一是在传统范畴内主流文化对底层人作为“他者”的界定以及衍生出的文化内涵；其二是作为反抗主流文化的知识分子以后现代主义的姿态对启蒙主义以来理性文明的批判和对边缘人的“救赎”。这两种界定实际上与底层文化自身对边缘人的理解存在着反差和矛盾。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