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拆迁，最艰难的利益调整-社会科学论文

然而，这部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诞生，却被广为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足足实行了9年，也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保护权两者间关系的巨大扭曲。此次“新拆迁条例”的修改扩大了补偿范围，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房屋价值被低估的问题，以及被拆迁人提供一整套程序救济。在拆迁中，引入监察和审计部门以约束政府依法拆迁，并为被拆迁人提供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条维权途径。

1.1城市化围裹下的拆迁经济

这场变革的起始点，被舆论更多的定格在2009年11月四川成都。47岁的唐福珍站在自家楼顶上，面对拆迁大军的咄咄气势，点燃了悲凉的身体。她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捍卫着自己的一点点权利，但不久，其行为被定性为暴力抗拒拆迁，数名家属也因此受牵连。

在我国拆迁浪潮中，官与民的争斗历来演绎着各种荒诞的剧本。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唐福珍事件给媒体无限放大，直至将要决定一项法规的变革。无形的利益链条背后，是政府之于拆迁经济的最大化追求，使得地权的暗战愈演愈烈。

1989年，财政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城市土地出让收益的20％留给地方，用作城建和开发费用，其余80％按四六分成，中央仅占40％。之后，再以85％-99％的比例返还给地方政府，土地成为其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与此同时，土地使用和分配也开始完全列入地方的管辖范围内。在大规模的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拆迁成为一种常态的手段，并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1.2暴力拆迁中的政府逻辑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月1日开始施行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而随着2004年修改宪法和2007年出台《物权法》，加强了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保护性规定，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依照法律程序，才能进行征收或者征用。由此可见，《拆迁条例》已经与新的精神和原则背道而驰，需要对其进行修改。

利益面前，地方政府的拆迁逻辑永远被赋予了“发展大局”的标签，隐瞒“商业开发”的事实，城市规划为强制拆迁提供了有利的依据。一旦以规划的名义把一个居民区变成公共利益项目，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就很难被保障。没有公众源头上的参与，到拆迁的末端就只有暴力抵抗。

另外，旧条例指出：房屋拆迁，是拆迁人依法将建筑予以拆除，并对被拆除建筑的使用人予以移迁安置及经济补偿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征收、补偿主体应该是国家，其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所谓房屋的所有权，指权利人对其所有的房屋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任何组织、个人均不得非法侵害。针对目前各地正进行的突击拆迁行为，亦缺乏必要的问责制度相配合，因而在拆迁的利益博弈中，被拆迁人（一般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往往占据下风，无力抵抗野蛮拆迁的袭击。

1.3恶性拆迁凸显法律混乱

补偿是征收合法有效的构成要件，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如今却将两者分开，本在征收过程完成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打乱补偿与拆迁的法律顺序。换言之，拆迁人可通过毫无关联性的文件，取得拆除房屋的资格，为拆迁矛盾频发埋下隐患。拆迁法律使用极为混乱，导致当被拆迁人试图以《物权法》维权的时候，拆迁队伍一边高高举起作为下位法的旧条例，行政裁决由被拆迁人的常规救济渠道变为逼迫其就范的手段。一个是现实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且有强制力保障的公权，一个是空有宪法文本保障但失却具体保障措施的私权，如何能达成平衡？首当其冲的就是拆迁条例的合宪性与合法性问题。

“真正出于公共目的的公益拆迁，才能成为政府的行政行为。”把《物权法》比喻为“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急需装上“条例修订”这个引信。当旧条例依旧仍作为暴力拆迁的合法依据和保护伞时，拥有“行政强制权”的地方政府对土地和城市开发的贪婪自然不会被遏止，不能阻挡被利欲驱动以致“疯狂”的铲车，一个个“铲车和汽油瓶”对抗的带血拆迁纠纷继续发生也就不可避免。

 《拆迁条例》“变法”要点对比

1.4“拆迁”变为“搬迁”之后

强权与暴力屡屡突破法律规范、消解对它的敬畏时，原本指望通过法律救济自身权益的民众，得到的无疑只能是失望。如此一来，拆迁所拆掉的就不仅仅是普罗大众赖以安身立命的住所，还有他们对于法律公正的信仰、对于人权至上的理念——而这无疑是在拆除中国“和谐社会”的根基。

国家信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6年的上访中，有近一半涉及拆迁问题。“和谐拆迁的前提应是政府要让利于民，为民谋福祉。”于是，去年1月29日，“新拆迁条例”一稿适时登场，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及反复论证后进一步修改，12月15日形成二稿再问民意。旨在从核心切断拆迁背后的“利益链”，克服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和屏障，保障公民私权神圣不可侵犯。整个拆迁的思路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次拆迁条例涉及五大方面：对公民房屋的征收决定、拆迁条件及其程序；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关于补偿的标准；关于争议解决的机制；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补偿和拆迁的问题。

“搬迁”一词取代了“拆迁”。一字之变的背后则是对“公共利益”界定、征收程序、暴力威胁、补偿环节等都做了相当细致而明确的规定。“拆迁”的历史结束了，搬迁的历史才刚刚开始，新的《条例》能否扼制之前“拆迁”乱象的延续，仍有待时间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