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在别处”到“诗意栖居”:城市空间与幸福感的关系探析

人，永远在寻找自己的空间与位置——这是可以从内心感知到的。“生产和城市的扩张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贪大求多，心目中只有生产的数量才是迫切的目标，他们重视数量而不要质量。”城市大楼的霓虹闪烁与水泥坚固与人心的脆弱无力与疑惑不安形成了对比；车水马龙的长街，节庆促销的轰鸣带来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事实，是否这个事实的背后却只是财富幻象吹出的肥皂泡；现代化厂房、标准化的操作规范，是否就意味着处于此空间中的人只是工业生产里一枚枚整齐划一的螺丝钉；医疗与教育的普及，似乎并没有解决地球上不同空间的贫穷与饥饿问题；联系手段的多样性、便捷性，使得每个人的空间交叉、复合越来越便捷，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每个人的内心隔阂越来越深，“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功利主义交往似乎成为现代社会空间交往的重要取向。 究其深层，人在寻找到自己空间与位置之前的生活在别处的陌生感与希望寻到自己“诗意栖居”的空间，成为“人的空间寻找”的递进式的阐释。如何消弭陌生、追求诗意，从而获得城市空间最本源的意义：幸福感，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下文将就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家庭空间的幸福养成与社区空间的幸福建构三大方面，对上述问题做出结构性的回应。 二、从“生活在别处”到“诗意栖居”：城市空间生产如何影响市民的幸福感 如上所述，随着城市空间的物理计量的扩大，城市空间结构谋划的多元，城市形态培育的多样，悖论性的后果，是人愈发由于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与空间的隔膜感、进而极易产生人与场域的不信任、矛盾感。城市空间的生产者在设计之初，并没有料到城市空间所带来的伦理后果竟然是这一系列负极的、背离人的主体性的情感入侵。在此，城市空间生产如何影响市民的幸福感，首先需要捋清的就是与市民幸福感息息相关的三大空间的关系：居住空间提供幸福感的物质基础、家庭空间给予幸福感的培育基础、社区空间带来幸福感的交往基础。正因为如此，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家庭空间的幸福养成与社区空间的幸福建构三个维度所彰显的正是城市空间对于市民幸福感的影响。 （一）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 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是城市幸福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目前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面临如下难题：对于居住空间的财富消费与符号消费趋向成为主流而与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背道而驰。居住空间的获得甚至大量成为对于部分主体的安全感、归属感甚至幸福感的扭曲表征，这不仅仅存在于住宅的封闭空间中，通勤空间、生态空间，教育空间等多方面次属空间的综合，也进一步激化了对于居住空间的符号消费。如南京某些高尚小区，从井冈山买来大树，而另外一处以别墅为主的小区，计划从湖南移植14万元的红花接木王和几十年树龄的广玉兰和古桂花树。注重居住空间的符号性，在与他人的关系交往中获得意义确证，甚至都无法明晰意义本质为何，这既是虽然有了住宅，然而仍然“生活在别处”的状态：心灵无处可归，幸福感更无从真实体验。 幸福感作为由个体所体验的一种情感，是在与外界的认知过程中产生，但是幸福感并不是通过外界具象的空间的“高、大、全”所直接给予的。能够充盈个体幸福感的，仍然是来自于内心对于居住空间幸福营造的良性确证。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是通往城市幸福空间的基本手段。以牺牲别处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植物移植、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稀缺营造（如某地在长江防洪堤建高尚住宅区，并打出“把长江送给你的口号”）、以追求数量为代价的空巢现象，业已违背了幸福营造的居住空间的原初意义。此所带来的后果导致个人追求稀缺的居住空间，将幸福之意义返归之冰冷的建筑之中，也就是说，居住空间被视为目的，而幸福缺位于一旁。 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所要求的是对生态的良性尊重，公共利益的敬畏尊重与自己需求的理性判定。由此所致的居住空间，则是一种理性与幸福并存的居住空间，这才能够在人性与理性圆融的意义上，提供幸福感的物质基础。那种以空间物理标签（空间大小，空间区位、空间建构材料）作为自己居住空间幸福营造的首要或者唯一标准，是对理性与人性的违背。 （二）家庭空间的幸福养成 如卢梭所说：“真正的幸福在外面是找不到的，你们自己的家就足够了。”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居住与“居住空间”之中，其幸福养成的基准，必须是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业已获得。家庭空间的幸福养成，作为对居住空间的幸福营造的逻辑演进与实践发展，其幸福感的产生，主要有如下两个维度。 其一，不同阶段的家庭幸福空间的养成。与以“家庭崇拜”为导向、讲究差序格局的传统大家庭不同，现代城市家庭从空间更加注重家庭成员的个性差异，屈就家族礼法思想已经荡然无存。因之，家庭空间的幸福生产往往呈现出代际性的特征。这也就是说，家庭空间的幸福养成，有其阶段性特征，对于年龄结构较低的家庭空间，其幸福感养成，多是以对事业、教育、子女成长等维度作为幸福感体验对象，而幸福感生产优劣也与之相关，年龄结构偏大的家庭空间会更加注重和谐的家庭环境等方面所带来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