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一个研究框架及文献评述——商业研究

一、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最主要是二氧化碳，下文简称CO2）浓度一直处于快速上升趋势（IPCC，2000）。全球单位能源消费的CO2排放量曾经呈现为下降趋势，但这一趋势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逆转，并随着能源消费的增长，CO2排放量以更快速度在增长。到2005年，大气中CO2的浓度（379ppm）远远超过了过去多少年自然变化的范围（IPCC，2007）。据诺奖得主阿雷利乌斯（1996）的预测，温室气体（CO2）浓度到2050年将达到550ppm，并将扰乱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而CO2等为主的温室气体被不断排放到环境中，可能是导致气候灾难的主要原因（IPCC，2001）。
气候的长期改变增强了紫外线辐射，促使洪灾、干旱、极端天气等出现频率增加，动植物都将受到剧烈影响，比如人类的皮肤癌发病率增加等等。这些不利的影响具有不可撤消性和长期性，其损失也具有累加性（Daly和Cobb，1994；Clarke，2003）。Stern（2006）用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科学方法，展示了气候变暖的后果。2007年IPCC再次发布报告，提供了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更有力证据。
由于CO2的大量排放意味着对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其他污染物的大量排放，IPCC（2007）认为温室气体（CO2）浓度快速上升的根源，以及高碳经济和高碳社会的客观基础，是世界能源结构中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CO2的大量排放表明了化石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根据世行报告（陈诗一，2009），全球CO2排放70%来源于化石能源消耗，以及石灰、钢铁等工业生产过程，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更高。当前全球环境技术并不完善，而且各国技术水平极不平衡；全球石化能源的消耗带来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烟尘的大量排放，而石灰、钢铁等工业生产过程除了带来空气污染外，还会带来大量水污染、固体废弃物等。
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不断被污染破坏，促进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改变过去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文明和高碳经济发展方式。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布了《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首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UK　Government，2003）。此后，发展基于节能减排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逐渐成为国际共识。

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1.强大的制造和出口能力，使得中国（大陆）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Fredrich和David，2008）。根据世界银行网站公布的2011年世界发展指数（下文简称WDI2011）①，中国2008年每千克标准石油所产生的GDP仅为3.57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5.5%，也就是说单位GDP能耗明显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WDI数据库从1971年开始对中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进行统计，当年比重约为60%，但此后这一比重基本上一直在增加，至2008年达到86.9%。强大的生产能力，较高的单位GDP能耗，加上不合理的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促使中国对化石能源的需求激增。按目前经济增长速度，若单位GDP能耗和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比得不到抑制，到2018年，中国化石能源消费量将翻番至59.4亿吨标准煤，届时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能源形势都将更加紧张，可见控制单位GDP能耗、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非常有必要性。
2.大量化石能源消费也必将导致中国CO2排放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根据WDI2011的统计，至2007年中国人均CO2排放4.96吨，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中国人口众多，2007年中国排放CO2已经达到65.33亿吨，是2000年的两倍，占同期世界排放增加量的64%。中国已连续第二年超过美国的排放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CO2排放国（姚昕、刘希颖，2010）。中国预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CO2排放还将继续扩大（林伯强，2010）。正如Thomas（2007）的预测，若单位GDP排放的CO2比率保持在2001年的水平上，到2018年中国CO2排放总量超过90亿吨，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
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发达国家的压力，加剧了包括贸易在内的各种经济摩擦。目前，欧美将很可能逐渐开征碳关税，以换回碳密集制造业的竞争力。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CO2排放关税（Ismer和　Neuhoff，2004）。以气候问题之名，欧美一些国家将碳关税逐渐摆上了日程。例如2009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征收进口产品“边界调节税”法案，主要就包括对他国“高碳产品”征收碳关税，随后法国等也开始效法。由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单位GDP的CO2排放量比较高，因此欧美征收碳关税实际上针对的就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夏先良，2009）。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欧美碳关税的实施势必成为一种贸易壁垒，影响中国的出口（王俊，2011）。尽管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执意要实施碳关税，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但这确实成为我国将要面对的贸易威胁。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做好对应的研究工作。
3.基于国际压力和国内能源与环境形势，中国的高碳发展之路受到了严峻挑战。根据中国面临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形势，Jiang　et　al，（2010）认为中国建设低碳经济将是必然选择。2009年12月7日，全球约19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哥本哈根，召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共商环境保护大计。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没有太多实际成果，但它已成为全球关注低碳经济的标志。中国代表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目标远远高于美国宣布的减排17%、欧盟提出的最高减排30%的目标。因此，　中国未来近10年的碳减排任务十分沉重，这也预示着国内碳减排风暴和低碳经济建设高潮即将来临。
三、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的可能性分析
在节能减排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本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应有之意，然而目前理论界对于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能否实现双赢还存在着争议，一些研究认为节能减排的低碳道路与经济增长存在矛盾。Winkler（2006）认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依赖于生产的粗放式能源消耗，而能源消耗又不得不面临环境与气候的挑战。部分调查研究显示，一些非洲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生产中劣质煤消费比重高，CO2排放不容乐观，而经济增长的强烈冲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况（Masera　et　al，2000；Winkler　et　al，2000）。另外，一些国家在发展对外贸易或吸引外商投资时，维持较低的环境标准（甚至降低标准），结果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消耗和高污染部门的扩张，从而引起“污染天堂”或“向底线赛跑”现象（Baumol和Oates，1988；wheeler，2001；Kellenberg，2009；Cole和Fredriksson，2009）。为了减轻环境压力，一些国家提高碳排放等各种环境标准，客观上迫使企业提高环保成本，造成部分企业转移到国外，从而降低了增长率和就业率（Baumol，1971；Michael，2005）。在发达国家，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似乎也存在争议。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美国拒不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且在历次气候大会上对发展中国家态度强硬，拒绝履行碳减排和扶持义务。当然这也遭到了大多数国家和学者的批评，有学者认为美国政府是担心承担太多减排义务会带来巨大的经费支出，引起能源价格上升，并对经济发展和就业造成重创（孙江涛，2010）。
目前，很多研究也指出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可以和谐统一。环境波特假说（Porter，1991；Ambec和Barla，2002；Cerin，2006）认为高能耗、高排放，实际上表明了经济浪费和资源无效运用，而基于经济激励导向的严格环境规制在长期中可以激发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或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改进生产无效性和提高投入生产率，并可以优先于其竞争者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更多青睐和竞争力，最终抵消短期执行环境政策的成本，为厂商带来净收益，因此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最终双赢是可能的。
Mohr（2002）、Murty和Kumar（2003）、Beaumont和Tinch　（2004）、Cerin（2006）等，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环境波特假说。气候集团的报告《In　the　Black：The　Growth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分析了低碳道路带来的收益，表明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市场，低碳生产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能够显著地增加产量、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可靠性，改善产品质量、改善工作环境并鼓舞员工士气，在新增就业方面具有出色的潜力，其增长速度也大于其它经济形态（苏瑾，2007）。
在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方面，Birdsall（1993）、马丽等（2003）认为减排成本并非企业生产成本中最重要的因素，也不会成为促使企业向海外迁移的动力，环境标准较低的地区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未必成为“污染天堂”。Eliste和Fredriksson（2002）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的论断，Antweiler　et　al（2001）认为贸易自由化有益于环境保护，即一国的贸易限制越少，污染排放也就越少。另外，“污染光环”假说也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倾向于散播绿色技术，通过运用统一的环境标准有利于东道国节能减排（Eskeland和Harrison，2003）。另外，Boyd和McClelland　（1999）度量了环境规制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认为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能够双赢或不能双赢的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Xepapadeas和De　Zeeuw　（1999）把环境政策效应分解为生产率效应和利润，认为虽然很难实现环境规制导致排放减少和利润增加的双赢情况，但某种折衷是可能达到的，比如对利润的负影响小于生产率增加，以及减排带来的正效应。
另一些研究指出碳排放等环境指标的恶化与改善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时期，其环境情形是不同的。由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不同的比较优势与不同的环境政策，Copeland和Taylor（1994）指出贸易等对一个国家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北方国家可能是改善的，而对南方国家可能是恶化的。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EKC），随后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的研究，证实了CO2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符合EKC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经济较落后时期，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恶化，但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转折点后，由于技术进步、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等因素，伴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环境将自动改善，即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可以同时实现。Copeland和Taylor（2003）指出一国以资本积累为主要源动力的阶段，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源动力时，随着收入持续增长，污染排放水平也会出现先增加，而后逐渐出现下降的趋势。
针对中国的研究，大部分与上述几方面类似，即也存在一定的争议。魏涛远和格罗姆斯洛德（2002），王灿等（2005），蔡昉等（2008），林伯强、何晓萍（2008）等等的研究，在指出环境规制措施带来节能减排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张红凤等（2009），陈诗一（2010）等的研究，尽管表明短期会对经济利益有一些影响，但是在长期中，通过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等措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双赢。另外，刘渝琳、温怀德（2006），谭晶荣、温怀德（2010）等还认为我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这对于保障经济发展、控制污染、节能减排而言可能是一个优势。
总体来看，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存在争论，从动态的角度预期当经济发展到较好的阶段，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实现协调，尽管从较短的时期看，或者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这二者就不易实现双赢。这里就可以有几方面的启示，第一，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实现双赢，但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二，持续健康地推动经济发展是实现中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的前提性因素；第三，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处在经济、能源需求、碳排放都快速增长的阶段），发达国家采取的一些低碳经济的“成功”做法，可能未必适合发展中国家，中国建设低碳经济，应基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理论时切不可完全脱离发展阶段；第四，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双赢，通常需要有一些必要的条件，例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技术进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