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当代学术论坛

 一、特定情况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论依据
将部分或局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方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刑事政策的原因
一般由实体法作出特别规定，体现立法者严厉打击某种犯罪的意图，通过对证明规则的改变加大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从国际范围看，随着贪污、受贿、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的猖獗，其社会危害越来越严重，各国政府深感头痛和忧虑，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控制该类犯罪。其中在成文法中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方承担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目的在于严厉惩治官员的经济犯罪和危害较大的有组织犯罪。
（二）证明的难易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二者应当并重。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通过证据来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按照司法正义的当然要求，公诉机关不仅要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各项事实，而且还应当证明对被告人有利的情况，但在很多情况下完全由公诉人证明对被告人有利的情况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实际上使刑事诉讼无法有效地进行。由被告人对其有利的情况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是必要的，因为被告人为此所遇到的困难远远小于公诉人的困难，完全由公诉人承担一切举证责任对司法正义和司法效率都不利。在证明责任制度中，这就要求在无损于公正审判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由更易于举证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即当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显然易于控方证明被告人有罪时，被告人并不能绝对地免除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情况只有被告人本人了解，只有被告人易于接触证据来源。而检察官和侦查官是不可能办到或难以证明的，因而将这些问题的证明责任置于被告方是合理的。例如，占有毒品罪的指控，法律只要求起诉方证明被告人占有吗啡粉末，其指控即可成立。法律不要求起诉方提供被告人不具有他可占有毒品的有效处方，其理由是，检察官要到每个诊所了解每位有关大夫出具的全部处方，工作量太大，难以办到，而被告人证明他具有一张占有吗啡的有效处方，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法律将证明责任置于被告方。如果在被告人易于取得证据和证据在其控制或掌握之下时，仍要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不免强人所难，有失诉讼公平之理念。
（三）诉讼效率
刑事证明活动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也要讲究效益和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某些案件中某些事实和情节的证明，公安、检察机关可能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多日，倒不如被告人轻易地提供一个证据，如上面提到的英国关于提供吗啡处方的案件。任何案件都不可能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
在我国，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是一项原则，但不是绝对的。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下，被告人仍要对特定事项承担局部的证明责任，这种证明责任主要是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由于公诉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在追诉过程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在绝大多数公诉案件中证明责任无疑都应该主要由控方承担。但是，认为公诉案件刑事被告人绝对不负证明责任，这既不符合诉讼合理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无法解释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刑事被告人不仅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而且在其他案件中和对某些程序性问题上也有可能承担证明责任。
（一）被告人对某些积极抗辩事由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一提到被告人的抗辩，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辩护和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的辩护和辩解是他们的一项权利，具有权利性质。但在有些情况下却不仅仅是一项权利，因为作为辩护权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如果放弃的话并不必然承受不利的诉讼后果。由于我国的控诉机关是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一律注意，即使被告人不行使辩护权，如果事实查明后，也可以对被告人作出有利的判决。而在有些情况下，被告人不辩解却会遭致不利甚至有罪的判决。这种情况就是，被告人针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了新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与否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或罪行轻重的认定，然而这一事实却并未被控方所掌握。对于此种情况，被告人如果不作抗辩，不提出新的主张，就可能会遭到有罪或罪重的判决。台湾学者认为，在构成要件事实已证明其存在之情况，一般认为得对违法性及有责性予以事实上推定，亦无须证明阻却违法或阻却责任事由之不存在。对于此项事实上之推定，被告为证明阻却违法性事由之存在，遂不得不提出反证。总之，被告人因提出了诉讼主张而承担的相应的证明责任，不能被看作是有损于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不利于贯彻司法民主之举。正是这种积极的做法给被告人的辩护权提供了实际内容和实现保证。
（二）对于独知的事实，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
依据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实而提出某种主张的当事人必须证明他所依据的事实，否则将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例如某市曾发生一起杀人碎尸案，被告人张某因有重大嫌疑而被拘留。拘留理由有三：一是已证实死者失踪前与被告人在一起；二是被告单人宿舍内地面、墙壁、门缝中均有人血痕迹，血型与死者的一致；三是已证实被告人于死者失踪两天后的夜里从他宿舍所在大院内用自行车推出一个包袱，包袱大小、形状与装死者碎尸的包袱相仿。查清第三个问题是弄清此案的重要突破口。经讯问被告人，被告人坚决否认他运出的包袱与此案有关，同时，被告人拒绝对这一否定命题加以证明。此时，便发生了“包袱与此案无关”这一命题的证明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包袱与此案无关”应是被告人的诉讼主张，其主张的这一事实属于被告人独知的事实，存在着证明的必要性，也存在着证明的可能性。首先，客观上存在着被告人证明该主张的必要性，因为根据已有的证据和自然法则可以说明运出的这个包袱与案件有关或极有可能，如果没有联系，被告人理应说明，但说无妨。从公民人身权和隐私权的角度分析，对公民人身权的保护应当优位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因此被告人有义务说明包袱内所装之物。如果硬要公安司法机关来证明该主张显然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