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媒体环境对流动人口反抗方式类型极端化趋向的影响——经济与管理
作者:马征来源:原创日期:2013-06-29人气:1222
一、问题提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近1.5亿人,之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2011年流动人口数量已高达2.5亿[1],流动人口群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充壮大着。调查结果还显示,流动人口内部结构更替明显,新生代流动人口占全部外出流动人口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流动人口的主体[2]。流动人口因其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而成为社会焦点,现在正值其群体内部代际更替的关键时期,理应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深思。
目前流动人口领域研究问题繁多,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研究的有序推进,逐渐呈现一些较为关键的变动。流动人口就业、收入问题研究,流动人口与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关系的研究,流动人口类型划分与社会分层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方向研究向来是流动人口问题的持续研究点,而在流动人口工作条件、闲暇福利、就业创业、政治生活、城市融入等诸多方面更为细化的研究也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学者将目前研究的关键转向总结为四点:对于流动动因的关注转向对回流、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由关注第一代农民工转向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由城市的初期适应研究转向城市适应性、市民化的深层次适应研究;由民生问题转向政治权益问题[3]。本文企图以流动人口反抗方式为切入点,将关注落在流动人口权益维护范畴,通过两代流动人口间代际对比的方法实现研究假设的证实或证伪。
另一方面,现代媒体,或言新媒体,是于近十几年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呈现的媒体形态,尤其是数字媒体,更是于2010年才开始成为国内媒体主流。手机短信、数字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形式对比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被形象的成为“第五媒体”。现代媒体作为新鲜事物应提起相关学科的关注,同时数字媒体率先影响80后、90后等青年人群的现象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年龄相吻合,应引起学界相关领域的重视。
二、已有研究回顾及概念界定
(一)现代媒体环境及特征
现代媒体环境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多元化。具体来看,不论从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上,还是从其所提供的技术和服务上,其特征可以分别概括为具有显著的大众化、公共化取向,明显的产业化、商业化取向,鲜明的娱乐化、流行化取向三个方面[4]。
大众化、公共化取向。媒体文化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一个大众逐渐获得文化表达和文化话语权的过程。媒体的大众化和公共化取向颠覆了传统的文化表达方式,使得大众群体尤其是青少年主导的、大众参与文化表达的文化时代正式地向我们走来,并逐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产业化、商业化取向。从传播途径上看,媒体文化及周边产品的主要扩展途径是商品市场;从传播媒介上看,相较传统传播形式,媒体文化变化发展出电子书籍、网络媒体、广告宣传等更为高技术含量、高密度、高覆盖面的传播形式;从传播投入上看,企业也加入文化传播领域来,随着资金及时间投入的加大加长,文化内容通过商业理念指导被打包整合,逐步形成规模生产的流水线路。从效益规模上看,文化从“事务”转变为“产业”,其获益水平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宣传扩散效应,而是消费性特征明显的商业收益。
娱乐化、流行化取向。流行与时尚因素在当代媒体文化环境中正逐步占据更大部分的比例,广泛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娱乐化、流行化的媒体内容充斥着现代社会各种传播媒介,其娱乐化、流行化程度的方向速度隐约透出不可控的隐忧,人们对于媒体娱乐化、流行化的态度由最初的一种单纯的心理舒缓需求、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下的文化认知和文化需求,发展为对于媒体娱乐内容的效仿崇拜,甚至出现盲目信从,有渐成为左右人们消费方式的文化价值主导的倾向。
以上三种现代媒体环境特征,大众化、公共化取向有助于信息传播扩散范围的延展,使得流动人口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反抗的信息,从而形成其对于反抗活动的基本看法和印象。产业化、商业化取向迫使流动人口群体提高对自身素质的重视程度,建立更强烈的城市融入愿望。过渡娱乐化、流行化取向会严重消磨流动人口群体的反抗意识,对于自身权益维护信息的忽视和信息掩埋,使新生代流动人口沉迷于所处现状,失去反抗的积极性。
此外,现代媒体环境特征还具有个性化、个体化取向,这会削弱流动人口群体反抗行为的行动性和影响力,个体流动人口权利维护基本不能动摇所处不公环境,甚至被有秘密处理的风险,使得反抗行为的行动性大打折扣,另外,个体反抗的声势远不及集体反抗的行动氛围充足,社会影响力相差甚远。
(二)新生代流动人口界定及群体特征
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是指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群体,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新生代流动人口年纪尚轻,离家时间不长,多未娶妻生子,目前正处于精力旺盛,积极筹划赚钱的时段。老一代流动人口多指改革开放解除城乡流动禁制后,第一批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打工的流动人口,现阶段正逐步达到退休年龄的流动人口群体。
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受教育程度提高。《中国流动人口调研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水平比例达50%,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单从此次调查数据分析上看,80%以上的人完成了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完成了初中教育,30%左右完成了高中或专科教育。其次,非农化。调查以“您是否曾连续务农五年以上”作为流动人口基本情况调查题目之一,很少有“八零后、九零后”流动人口选择“是”。新生代更早更彻底的脱离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不具备传统农民的保留特征。再次,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城市融入愿望强烈。与上一条承接,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新生代流动人口更轻易地从媒体宣传中获取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相关信息,对城市生活方式也更容易接受。这同时意味着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深受流行时尚文化影响,他们也像城市人一样重视享受生活。最后,边缘化程度未能有效降低。自出现“流动人口”一词至今,流动人口的现代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如今又被誉为“双重边缘人”,伴随着“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拒斥”的相对被剥夺感加剧,他们身上出现了先进性与落后性的混乱、交叠。
三、研究设计及假设
(一)反抗方式类型划分
笔者在综合归纳近十几年流动人口维权方向上的研究后,以北大学者刘爱玉对流动人口反抗类型划分为基础,参考众多学者对劳工反抗行为和维权方式的研究,选定语言及具体行动为两个关键维度作为分析着手点进行类型划分。“反抗”则是指反对并抵抗,当流动人口权益受损时,采用何种手段阻止权益丧失进而挽回受损权益,直接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维权类型,所以口头反对与行为上的抵抗分和与否,成为划分维权类型的有力维度。另外,归纳几位学者的研究切入点也可发现,无论是研究工厂女工的梦魇与尖叫,还是女工的书信,亦或是农民的日常行为,落脚点无外乎“言”与“行”两方面,所以选定两者为划分维度,提出如下表所示维权类型划分。其中,根据是否采取语言或肢体行为,分别记作“+”、“-”,“+”越多则代表维权方式越激进,“-”越多则是代表越消极。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代媒体环境是将文字、声音、图像及动画等信息载体,在技术手段升级处理下的重新利用。在宽泛意义上,文字、声音均可归纳入语言表达方式范畴之中,而图像、动画等信息载体则是对于媒体受众具体行动方向上的引导,而这与反抗方式类型区分两维度是相吻合的(见表1)。
(二)研究假设
认真审视当前社会媒体环境大背景,考虑新老两代流动人口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及可能产生的反抗类型变化,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1. 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信息获取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
2. 新生代流动人口淡漠化特征甚于老一代流动人口。
3. 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方式偏好差别大,有极端化发展倾向。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概况
调查采用问卷法收集研究数据,期间必要时采取结构性访谈,通过与工厂中高层管理者沟通侧面补充调查信息。
调查共计完成问卷512份,采用滚雪球的方法,为保证工厂正常运转,每次调查一部分流动人口,并请他们邀请相熟的工友前来,这样既保证了流动人口受调查规模和分布,也保证了受流动人口群体年龄趋于年轻化。因为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高且社交积极性相对也强,无形间促使年龄大一些的流动人口寻求年轻流动人口的帮助。最终,此次问卷新老流动人口问卷完成数分别为357份和155份,两者比例大约为2∶1,使得数据在兼顾完整性的前提下,完成重点关注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的目标。
五、分析结果
(一)流动人口业余时间娱乐分配统计结果
业余时间对于女工来讲基本不安排事务,有一半的流动人口只是偶尔休闲一下,只有不足5%的流动人口经常进行娱乐活动。出去聊天、逛街两种传统的消遣方式,看电视或上网是区分两代流动人口的较为可靠指标,老一代流动人口能够熟练使用网络的是少数人,新一代流动人口中则多依靠网络消磨业余时间(见表2)。
(二)不同反抗行为类型所占比例分布
有了维权类型的划分,在后续统计分析中首先依照接受调查农民工的年龄划分新老层次;再次按照是否采取过肢体维权行为作为划分依据,将各组内数据化为“有”、“无”两组;最后依照是否发生过语言类型的反抗确定维权类型组别划分(见表3、表4)。
通过数据分析表格可以看到,相较于“采取反抗行动无语言反抗”和“未采取行动反抗仅进行语言反抗”两种反抗方式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采取行动语言双重反抗的上升比例高达将近三倍,足以证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行为选择的极端化趋向。
(三)主要变量综合分析
单独分析完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再来分析媒体环境变化与反抗行为类型选择相关性。
现代媒体环境的大众化、公共化取向体现在信息传播途径的多样化,电视、网络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在丰富信息传播途径的同时大大扩大了信息覆盖的范围,这一变化趋势是流动人口了解政策信息动态和社会消息的最大便利,新生代流动人口通过外界信息,丰富维护自身权利方面的知识,掌握最新最具社会效应的反抗方式,直接造成流动人口反抗方式向着“反抗行为与语言反抗”的正向极端化反抗方式倾斜。
相对于大众化、公众化的媒体环境特征,产业化、商业化,娱乐化、流行化和个性化、个体化的现代媒体环境趋向,更多是向负向极端化反抗方式诱导流动人口。媒体环境的产业化与商业化直接削弱信息内容的政治性,将媒体受众的注意力吸引至购物消费等商业活动之上,降低大众的政治敏感度;媒体环境的娱乐化、流行化倾向也有相近的作用,过度娱乐化的信息不仅消弱反抗意识,使得流动人口将关注点局限于休闲享受中,甚至丧失基本反抗常识。媒体环境的商业化与娱乐化倾向从思想意识层面上,共同诱使流动人口反抗行为向着消极方向发展,而个体化、个性化的现代媒体环境特征则是从实际行动层面削弱流动人口反抗行为。电视可以一个人看,网络交流只与机器相对,许多娱乐项目只要有网络就解决,甚至购物都可以足不出户,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贫乏,非聚居型流动人口之间的交流频度也在急剧下降,更不要说流动人口间交流权益受损的经历或商讨应对措施了,流动人口反抗行为方式只能向着消极方向发展下去。
六、结论与讨论
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信息获取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这一点上可以从对于业余生活娱乐方式的选择上看到明显的变化。根据不完全统计,上网的流动人口比例占到被调查者总数的20%,说明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下的信息获取和休闲娱乐方式正处于急速上升中,年轻一代流动人口的信息获取渠道大多依赖网络渠道,这种人机对话式的交流,是现代媒体环境个性化、个体化的充分体现。“聊天”、“体育活动”等选项合计所得比例不足10%,人们在工作之余大大削减了对于人际交往和身体保健等活动的重视,从此可以看出现代流动人口媒体环境趋于大众化、娱乐化流行化的倾向。另外,在流动人口找工作的方式中,亲朋老乡介绍仍占据近60%的份额,但值得注意的是,到务工市场和直接看到招聘信息应聘者占20%左右。这相较于早期的调查来看,近些年流动人口对于新兴找工作应聘方式有了更开放的接受态度,尝试使用更多样、更先进的现代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深受宣传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影响。
新生代流动人口淡漠化特征甚于老一代流动人口。人际交往状况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进而从生活环境角度影响流动人口的反抗行为选择,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在结论中关心流动人口人际交往淡漠化程度的原因所在。
分析完对于具体问题的态度,再来从流动人口群体意识层面进一步分析。新生代流动人口不同于老一代流动人口依靠传统熟人关系网络“介绍”工作,他们更依赖网络、人才市场等个体化、可以独立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个体意识强。接受工作时强调对于自身素质提升的作用,辞换工作时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受社会关系网络压力限制小,更多考虑自身喜好。老一代流动人口有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网建立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较强的地缘维系性。换一个角度考虑,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方式的个体化意味着社会支持匮乏,这一现象导致新生代流动人口抗压性急速降低,容易造成行为方式的极端化。总体来说,现代媒体环境造成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混乱,为群体认同设立阻碍。
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方式偏好差别大,有极端化发展倾向。近些年多数调查显示,随着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社会政策的不断倾斜,流动人口正加深了解对抗不公正待遇的应对措施。但我们忽略了,社会在宣传倡导流动人口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社会媒体环境大众化、娱乐化、产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对于流动人口反抗方式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所以,流动人口反抗方式选择呈现更激烈、更具社会影响性的同时,也出现众多对于毫无反抗概念的流动人口群体,这说明流动人口反抗向着激烈和消极两个极端发展。
我们应在引导流动人口正确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规范媒体环境,引导更健康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受益的将不仅是流动人口群体,还有广大的媒体受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近1.5亿人,之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2011年流动人口数量已高达2.5亿[1],流动人口群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充壮大着。调查结果还显示,流动人口内部结构更替明显,新生代流动人口占全部外出流动人口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流动人口的主体[2]。流动人口因其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而成为社会焦点,现在正值其群体内部代际更替的关键时期,理应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深思。
目前流动人口领域研究问题繁多,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研究的有序推进,逐渐呈现一些较为关键的变动。流动人口就业、收入问题研究,流动人口与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关系的研究,流动人口类型划分与社会分层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方向研究向来是流动人口问题的持续研究点,而在流动人口工作条件、闲暇福利、就业创业、政治生活、城市融入等诸多方面更为细化的研究也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学者将目前研究的关键转向总结为四点:对于流动动因的关注转向对回流、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由关注第一代农民工转向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由城市的初期适应研究转向城市适应性、市民化的深层次适应研究;由民生问题转向政治权益问题[3]。本文企图以流动人口反抗方式为切入点,将关注落在流动人口权益维护范畴,通过两代流动人口间代际对比的方法实现研究假设的证实或证伪。
另一方面,现代媒体,或言新媒体,是于近十几年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呈现的媒体形态,尤其是数字媒体,更是于2010年才开始成为国内媒体主流。手机短信、数字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形式对比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被形象的成为“第五媒体”。现代媒体作为新鲜事物应提起相关学科的关注,同时数字媒体率先影响80后、90后等青年人群的现象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年龄相吻合,应引起学界相关领域的重视。
二、已有研究回顾及概念界定
(一)现代媒体环境及特征
现代媒体环境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多元化。具体来看,不论从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上,还是从其所提供的技术和服务上,其特征可以分别概括为具有显著的大众化、公共化取向,明显的产业化、商业化取向,鲜明的娱乐化、流行化取向三个方面[4]。
大众化、公共化取向。媒体文化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一个大众逐渐获得文化表达和文化话语权的过程。媒体的大众化和公共化取向颠覆了传统的文化表达方式,使得大众群体尤其是青少年主导的、大众参与文化表达的文化时代正式地向我们走来,并逐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产业化、商业化取向。从传播途径上看,媒体文化及周边产品的主要扩展途径是商品市场;从传播媒介上看,相较传统传播形式,媒体文化变化发展出电子书籍、网络媒体、广告宣传等更为高技术含量、高密度、高覆盖面的传播形式;从传播投入上看,企业也加入文化传播领域来,随着资金及时间投入的加大加长,文化内容通过商业理念指导被打包整合,逐步形成规模生产的流水线路。从效益规模上看,文化从“事务”转变为“产业”,其获益水平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宣传扩散效应,而是消费性特征明显的商业收益。
娱乐化、流行化取向。流行与时尚因素在当代媒体文化环境中正逐步占据更大部分的比例,广泛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娱乐化、流行化的媒体内容充斥着现代社会各种传播媒介,其娱乐化、流行化程度的方向速度隐约透出不可控的隐忧,人们对于媒体娱乐化、流行化的态度由最初的一种单纯的心理舒缓需求、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下的文化认知和文化需求,发展为对于媒体娱乐内容的效仿崇拜,甚至出现盲目信从,有渐成为左右人们消费方式的文化价值主导的倾向。
以上三种现代媒体环境特征,大众化、公共化取向有助于信息传播扩散范围的延展,使得流动人口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反抗的信息,从而形成其对于反抗活动的基本看法和印象。产业化、商业化取向迫使流动人口群体提高对自身素质的重视程度,建立更强烈的城市融入愿望。过渡娱乐化、流行化取向会严重消磨流动人口群体的反抗意识,对于自身权益维护信息的忽视和信息掩埋,使新生代流动人口沉迷于所处现状,失去反抗的积极性。
此外,现代媒体环境特征还具有个性化、个体化取向,这会削弱流动人口群体反抗行为的行动性和影响力,个体流动人口权利维护基本不能动摇所处不公环境,甚至被有秘密处理的风险,使得反抗行为的行动性大打折扣,另外,个体反抗的声势远不及集体反抗的行动氛围充足,社会影响力相差甚远。
(二)新生代流动人口界定及群体特征
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是指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群体,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新生代流动人口年纪尚轻,离家时间不长,多未娶妻生子,目前正处于精力旺盛,积极筹划赚钱的时段。老一代流动人口多指改革开放解除城乡流动禁制后,第一批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打工的流动人口,现阶段正逐步达到退休年龄的流动人口群体。
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受教育程度提高。《中国流动人口调研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水平比例达50%,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单从此次调查数据分析上看,80%以上的人完成了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完成了初中教育,30%左右完成了高中或专科教育。其次,非农化。调查以“您是否曾连续务农五年以上”作为流动人口基本情况调查题目之一,很少有“八零后、九零后”流动人口选择“是”。新生代更早更彻底的脱离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不具备传统农民的保留特征。再次,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城市融入愿望强烈。与上一条承接,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新生代流动人口更轻易地从媒体宣传中获取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相关信息,对城市生活方式也更容易接受。这同时意味着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深受流行时尚文化影响,他们也像城市人一样重视享受生活。最后,边缘化程度未能有效降低。自出现“流动人口”一词至今,流动人口的现代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如今又被誉为“双重边缘人”,伴随着“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拒斥”的相对被剥夺感加剧,他们身上出现了先进性与落后性的混乱、交叠。
三、研究设计及假设
(一)反抗方式类型划分
笔者在综合归纳近十几年流动人口维权方向上的研究后,以北大学者刘爱玉对流动人口反抗类型划分为基础,参考众多学者对劳工反抗行为和维权方式的研究,选定语言及具体行动为两个关键维度作为分析着手点进行类型划分。“反抗”则是指反对并抵抗,当流动人口权益受损时,采用何种手段阻止权益丧失进而挽回受损权益,直接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维权类型,所以口头反对与行为上的抵抗分和与否,成为划分维权类型的有力维度。另外,归纳几位学者的研究切入点也可发现,无论是研究工厂女工的梦魇与尖叫,还是女工的书信,亦或是农民的日常行为,落脚点无外乎“言”与“行”两方面,所以选定两者为划分维度,提出如下表所示维权类型划分。其中,根据是否采取语言或肢体行为,分别记作“+”、“-”,“+”越多则代表维权方式越激进,“-”越多则是代表越消极。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代媒体环境是将文字、声音、图像及动画等信息载体,在技术手段升级处理下的重新利用。在宽泛意义上,文字、声音均可归纳入语言表达方式范畴之中,而图像、动画等信息载体则是对于媒体受众具体行动方向上的引导,而这与反抗方式类型区分两维度是相吻合的(见表1)。
(二)研究假设
认真审视当前社会媒体环境大背景,考虑新老两代流动人口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及可能产生的反抗类型变化,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1. 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信息获取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
2. 新生代流动人口淡漠化特征甚于老一代流动人口。
3. 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方式偏好差别大,有极端化发展倾向。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概况
调查采用问卷法收集研究数据,期间必要时采取结构性访谈,通过与工厂中高层管理者沟通侧面补充调查信息。
调查共计完成问卷512份,采用滚雪球的方法,为保证工厂正常运转,每次调查一部分流动人口,并请他们邀请相熟的工友前来,这样既保证了流动人口受调查规模和分布,也保证了受流动人口群体年龄趋于年轻化。因为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高且社交积极性相对也强,无形间促使年龄大一些的流动人口寻求年轻流动人口的帮助。最终,此次问卷新老流动人口问卷完成数分别为357份和155份,两者比例大约为2∶1,使得数据在兼顾完整性的前提下,完成重点关注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的目标。
五、分析结果
(一)流动人口业余时间娱乐分配统计结果
业余时间对于女工来讲基本不安排事务,有一半的流动人口只是偶尔休闲一下,只有不足5%的流动人口经常进行娱乐活动。出去聊天、逛街两种传统的消遣方式,看电视或上网是区分两代流动人口的较为可靠指标,老一代流动人口能够熟练使用网络的是少数人,新一代流动人口中则多依靠网络消磨业余时间(见表2)。
(二)不同反抗行为类型所占比例分布
有了维权类型的划分,在后续统计分析中首先依照接受调查农民工的年龄划分新老层次;再次按照是否采取过肢体维权行为作为划分依据,将各组内数据化为“有”、“无”两组;最后依照是否发生过语言类型的反抗确定维权类型组别划分(见表3、表4)。
通过数据分析表格可以看到,相较于“采取反抗行动无语言反抗”和“未采取行动反抗仅进行语言反抗”两种反抗方式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采取行动语言双重反抗的上升比例高达将近三倍,足以证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行为选择的极端化趋向。
(三)主要变量综合分析
单独分析完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再来分析媒体环境变化与反抗行为类型选择相关性。
现代媒体环境的大众化、公共化取向体现在信息传播途径的多样化,电视、网络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在丰富信息传播途径的同时大大扩大了信息覆盖的范围,这一变化趋势是流动人口了解政策信息动态和社会消息的最大便利,新生代流动人口通过外界信息,丰富维护自身权利方面的知识,掌握最新最具社会效应的反抗方式,直接造成流动人口反抗方式向着“反抗行为与语言反抗”的正向极端化反抗方式倾斜。
相对于大众化、公众化的媒体环境特征,产业化、商业化,娱乐化、流行化和个性化、个体化的现代媒体环境趋向,更多是向负向极端化反抗方式诱导流动人口。媒体环境的产业化与商业化直接削弱信息内容的政治性,将媒体受众的注意力吸引至购物消费等商业活动之上,降低大众的政治敏感度;媒体环境的娱乐化、流行化倾向也有相近的作用,过度娱乐化的信息不仅消弱反抗意识,使得流动人口将关注点局限于休闲享受中,甚至丧失基本反抗常识。媒体环境的商业化与娱乐化倾向从思想意识层面上,共同诱使流动人口反抗行为向着消极方向发展,而个体化、个性化的现代媒体环境特征则是从实际行动层面削弱流动人口反抗行为。电视可以一个人看,网络交流只与机器相对,许多娱乐项目只要有网络就解决,甚至购物都可以足不出户,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贫乏,非聚居型流动人口之间的交流频度也在急剧下降,更不要说流动人口间交流权益受损的经历或商讨应对措施了,流动人口反抗行为方式只能向着消极方向发展下去。
六、结论与讨论
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信息获取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这一点上可以从对于业余生活娱乐方式的选择上看到明显的变化。根据不完全统计,上网的流动人口比例占到被调查者总数的20%,说明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下的信息获取和休闲娱乐方式正处于急速上升中,年轻一代流动人口的信息获取渠道大多依赖网络渠道,这种人机对话式的交流,是现代媒体环境个性化、个体化的充分体现。“聊天”、“体育活动”等选项合计所得比例不足10%,人们在工作之余大大削减了对于人际交往和身体保健等活动的重视,从此可以看出现代流动人口媒体环境趋于大众化、娱乐化流行化的倾向。另外,在流动人口找工作的方式中,亲朋老乡介绍仍占据近60%的份额,但值得注意的是,到务工市场和直接看到招聘信息应聘者占20%左右。这相较于早期的调查来看,近些年流动人口对于新兴找工作应聘方式有了更开放的接受态度,尝试使用更多样、更先进的现代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深受宣传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影响。
新生代流动人口淡漠化特征甚于老一代流动人口。人际交往状况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进而从生活环境角度影响流动人口的反抗行为选择,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在结论中关心流动人口人际交往淡漠化程度的原因所在。
分析完对于具体问题的态度,再来从流动人口群体意识层面进一步分析。新生代流动人口不同于老一代流动人口依靠传统熟人关系网络“介绍”工作,他们更依赖网络、人才市场等个体化、可以独立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个体意识强。接受工作时强调对于自身素质提升的作用,辞换工作时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受社会关系网络压力限制小,更多考虑自身喜好。老一代流动人口有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网建立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较强的地缘维系性。换一个角度考虑,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方式的个体化意味着社会支持匮乏,这一现象导致新生代流动人口抗压性急速降低,容易造成行为方式的极端化。总体来说,现代媒体环境造成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混乱,为群体认同设立阻碍。
新生代流动人口反抗方式偏好差别大,有极端化发展倾向。近些年多数调查显示,随着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社会政策的不断倾斜,流动人口正加深了解对抗不公正待遇的应对措施。但我们忽略了,社会在宣传倡导流动人口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社会媒体环境大众化、娱乐化、产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对于流动人口反抗方式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所以,流动人口反抗方式选择呈现更激烈、更具社会影响性的同时,也出现众多对于毫无反抗概念的流动人口群体,这说明流动人口反抗向着激烈和消极两个极端发展。
我们应在引导流动人口正确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规范媒体环境,引导更健康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受益的将不仅是流动人口群体,还有广大的媒体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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